那時，褚時健儘管在廠裡是"右派"副廠長，但明顯最得民心。丁連祥回憶說，每次開會，其他廠領導上臺講話時，工人總會在下面交頭接耳開小會，只要褚時健上臺發言，臺下就沒有人說話了。

褚時健說："我不愛喊口號，也不會談什麼搞革命的話。我只說具體生產，今年要怎麼搞，明年大家要達到什麼目標。三句五句，說完就算了。"

鍋爐的事情顯然困擾了褚時健好幾年。改造的鍋爐、一修再修的鍋爐，都已經不太好用。褚時健決定給廠裡裝新鍋爐，這是件大事，算來算去，廠裡還缺5萬元修煙囪。褚時健就去玉溪地區找軍代表要錢----新平政府是怎麼也拿不出那筆錢的，軍代表畢竟是地區級別的領導，自然握有一定權力。那天夜裡下著大雨，褚時健一直等著見軍代表。晚上11點多，軍代表才派人來叫他去。一見面，褚時健就對軍代表直說："我們現在缺錢，新鍋爐搞不起來，沒有這臺鍋爐，兩三個鄉鎮農民的甘蔗就榨不了，榨不了甘蔗就沒有紅糖吃，總不能讓大家都啃甘蔗。"軍代表一聽，說不行，鍋爐一定要搞好，市場上紅糖太緊張了。褚時健接話說："要把鍋爐搞起來，需要5萬元。"5萬元在當時可是很大一筆錢，但軍代表當即表態："好，我就給你5萬元錢。不過，如果今年不按期投產榨糖，我要找你的麻煩。"褚時健一口就答應了。

錢是要回來了，軍令狀也立下了，但工廠負責採買的人告訴他，買不到建煙囪的耐火磚。廠裡當權的造反派前後派了兩撥人去昆明買磚，結果一塊磚也沒有拿回來。褚時健說：我去試試看。

那時交通非常不方便，班車很少，從戛灑到昆明要坐三天汽車。頭一天坐到新平，第二天從新平坐到玉溪，第三天再從玉溪坐到昆明，他在車上晃了三天終於到了昆明。一下車，他又馬上轉車去位於西山區海口的耐火材料廠。對方已經快下班了，顯得很不耐煩："你們的人來過了，沒有磚！"褚時健繞著工廠轉了一圈，又去找人："我看見你們堆了一大堆，怎麼沒有？"對方大概覺得褚時健能認出耐火磚，不是外行，於是態度好了一些，告訴褚時健，那些磚不正，砌起來磚縫很大，不一定能達到鍋爐耐火的要求。褚時健又去看了看磚，仔細比畫了幾下，又回頭拉住耐火材料廠的工作人員："不要緊，我全要。"對方一聽很高興，本來沒人要的廢品磚，現在還能賣點錢，何樂而不為？於是以很低的價格賣給了褚時健。

褚時健其實腦子早就轉過了，正常鍋爐煙囪的磚縫是兩毫米，目前這種形狀不正的磚，磚縫會到3毫米。褚時健熟悉鍋爐，他在幾分鐘內就做出了判斷，1毫米之差，砌的時候用點心，不會影響效果。於是，他當機立斷拿下全部的磚。然後當天趕末班車從海口回到昆明市區，第二天一大早便去運輸公司，找了幾輛大卡車咣噹咣噹把耐火磚全部運回了戛灑糖廠。造反派頭頭兒看到褚時健拉回了耐火磚，非常驚訝，問他是怎麼搞到的。褚時健實話實說："這個磚是耐火材料廠報廢的磚，但我認為不會有問題。"煙囪砌好後，果然如褚時健所料，沒有出現任何問題。有工廠的造反派在廠裡大大咧咧地說："我們是不如他了，給他提個鞋子算了！"

這個煙囪，糖廠一直用到了褚時健早已離開後的20世紀90年代。h3嘗試新管理/h3業務搞好了，人還是要管理的。那時候，糖廠是分散作業，22個榨糖點全都在紅河邊。每到榨糖季，廠裡就會派工人下到榨糖點去。那怎麼監督工人工作呢？僅憑當時的革命口號和所謂的革命熱情肯定是靠不住的，褚時健經過測算，給工人定量，每天一個榨糖點要榨多少噸的甘蔗，然後按出糖率算，用了多少甘蔗，出了多少糖，看一眼報表就知道工人偷懶了沒有，然後勞動工資就按這個量來算。這個想法有點大膽，那是出了名的吃"大鍋飯"的年代，革命群眾幹好幹壞一個樣，沒人敢打破這麼一個看似平衡的局面。但褚時健的想法很單純：要想辦法調動工人的積極性。他開始嘗試按勞取酬的辦法：把工人分成兩人一組煮糖灶，使用"計件工資"的辦法，每天由專人到榨糖點收糖計數，一籮筐紅糖算多少工資，生產的紅糖越多工資越高。這樣一來，工人榨糖的積極性提高了，還減少了過去幹活兒時偷吃糖稀的現象。

褚時健印象很深的是一個叫"大老李"的工人，力氣特別大，而且工廠的工資制度做調整後，他的積極性非常高。抬糖入庫這件事，別人一下兩籃就很不錯了，大老李是一下三個籃子扛進去。他跟褚時健說："廠長，我吃得多他們都不理解我。別人挑糖一人一根扁擔，我一人三根一起挑，你們給我吃的和他們一樣。我肯定餓得快。"

這種工資改革，在當時嚴格地講，隨時會被冠上"修正主義"的帽子，褚時健面對的，必然會是大批鬥大打倒。但是，這件事居然就那麼在糖廠內部成為一條約定俗成的規則，大家遵守，但並不外傳更不揭發，於是這套制度就得以在糖廠一直實行了下來。h3最會生活建設/h3如果問褚時健最擅長什麼，大部分人會回答是經營企業、管理企業。但馬靜芬會告訴你一個最準確的答案：最會把工廠的生活搞好。

糖廠的業務越來越好，產量越來越大，利潤一年比一年高，但職工的工資還是和過去一樣低，生活還是過得很苦。"你叫我苦戰10晝夜，稀飯都不得喝一碗，那我幹個哪樣？我回家打瞌睡行不行？"褚時健說得很形象。他覺得這樣不對頭。"國家的利益應該和個人的利益有關聯，事情才可能做得好。工廠好了要和大家的生活連在一起。大家要吃得好，還要知道我們這個吃得好是從哪裡來的。"

事情做起來並不容易，政策擺在那裡，大家都在過苦日子，怎麼改也不能觸碰政策底線。工資那麼低，又不準發獎金，怎麼辦？只有在福利上動腦筋了，讓大家得點實惠。實際上這在當年也是不允許的，稍不注意，就會被人抓小辮子，被扣上搞修正主義的帽子。

但總是有機會可找的。1966年毛澤東發表了"五·七指示"，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讓褚時健如同得了尚方寶劍，馬上就組織職工成立了副業組，又專門招了四五個臨時工，在河灘上開挖菜地。那些被洪水衝過的河灘上散落著大小石頭，但石頭下面全是好土。他們把石頭翻過來，把下面的土刨出來，下面墊上石頭濾水，上面鋪五六十釐米的厚土，弄出了十幾畝菜地。然後又把廠裡豬圈裡的糞肥施到地裡，種出的大白菜、西紅柿、辣椒、芹菜等都長得水靈靈的。戛灑這地方處於低海拔河谷，天氣溼熱，四季無冬，當地人過去一直認為這麼熱的地方種不好蔬菜，所以都不種菜，現在看到糖廠的菜園長得這麼好，都大吃一驚。

菜種好了，糖廠的食堂很快就有了起色。菜多得吃不了，廠裡就很便宜地賣給職工，外面街上3角錢一斤都買不到的菜，廠裡只賣3分錢一斤。那個年代，一般家庭的主要開銷就是吃飯，這樣一來，糖廠職工的生活水平實際上就提高了一大截。

褚時健不光發動職工種菜，還派專人養了300多頭豬。過去廠裡也餵了幾頭豬，但那年頭人都吃不飽，哪兒還有多餘的糧食給豬吃啊，所以豬也長不肥。褚時健會動腦筋，他很快就發現糖廠的下腳料可以拿來餵豬。煮糖時，只要溫度一高，糖裡面的雜質就會漂在上面，這黑乎乎的一層是必須要撈出來的，不然做出來的紅糖裡面就會有很多渣，影響口感。過去工人們都是把糖面上這層黑黑的雜質撈出來丟掉，褚時健看了覺得可惜，因為這些下腳料裡還含有很多糖分和營養，雖然口感粗糙不能給人吃，但用來當豬飼料是完全可以的。他便叫工人把這些煮糖的下腳料留著，沒多久就堆了兩三百噸。他知道縣裡有些單位會有糠，就用糖廠自烤的甘蔗酒去跟人家換細米糠，人家也很樂意。這時，煮糖的下腳料堆在那裡已經結晶了，他讓工人把那些硬邦邦的下腳料弄碎，再用水煮，煮化了再拌上細糠拿來餵豬，豬都非常愛吃。後來菜地裡種的蓮花白、苞谷多得吃不完，也用小車一車車推來餵豬，把廠裡的300多頭豬都養得圓滾滾的，一頭足足有兩三百斤，每次殺豬都要七八個漢子才能抬到食堂，當時整個街上都很難看到養得這麼肥的豬。

三年後，豬出欄了，糖廠職工從此就可以敞開吃豬肉了，而且吃糖拌細糠長大的豬，那肉太好吃了。當時國家統一供應每人每個月1公斤肉、4兩油，過去食堂一個月吃不上一次肉，現在食堂每個星期就殺一頭豬，一家人只要出5角錢，就能用澆菜的那種大鋁瓢，到食堂去打上滿滿一瓢香噴噴的肉，這個畫面在那個年代是太有刺激性了。糖廠食堂一週吃一回肉的事傳到縣上，縣上有些人就說他們的日子太好過了。褚時健早有心理準備，拍著胸脯說，這是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搞的。

最讓工人們興奮的是褚廠長帶著大家去拿魚。生產比較空閒的時候，褚時健愛拉上一些工人下到河邊，他嚷嚷一聲："下點力氣哈，今晚廠裡請你們吃魚！"河裡魚多，更主要的是褚時健天生是拿魚高手，只要是他帶著大家去河邊，沒有一次不是滿載而歸。一次馬靜芬正在家裡做飯，兒子褚一斌跑回家："媽，我爸他們今天又釣了好多魚。今天有魚吃！"馬靜芬聽了高興極了，趕緊收拾灶臺，把鍋和佐料都準備好，就等著褚時健拿魚回來下鍋。但東等西等家裡這位掌櫃的都不回來，馬靜芬叫兒子："小弟，你去看看。"褚一斌跑出去，路上看見父親和一幫叔叔從食堂出來了。"爸，魚呢？"褚一斌撲過去問，褚時健正和工友們說得高興，聽兒子問，想起來了："都拿到食堂去了，我們都吃過了，忘了拿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