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人生倉促的停留/h3在紅光農場苦熬兩年多，1961年，褚時健等來了"摘帽"。這是從1959年開始對"右派"的一種平反政策，但又絕非完全的平反。對這一政策的解釋是：更正對"右派"的對待方式，把他們頭上的"右派"帽子摘下來掛在牆上、放在群眾手裡，如果"右派"表現不好，隨時可以重新戴回去。所以，大批"右派"儘管被摘了帽，但是，依然頭頂"摘帽右派"的無形帽子。命運並不明朗，更無法逆轉，彷彿小船被奔騰大河衝到河中心，船已經破損，河流固執向前，無法再將小船送回岸邊。
玉溪已經無法回去，政策沒有恢復到那一步。作為曾經的"右派"，那就是有歷史"汙點"的人，斷不可再回到革命隊伍。
不過終於可以離開紅光農場了，既已摘帽，總要有新的工作安排。褚時健在華寧工作期間認識的普朝柱此時正任玉溪地區新平縣委書記。兩人在華寧期間就因為人生經歷相似而成為好朋友，只是政治風雲變幻莫測，兩人走的路一直沒有交集。普朝柱得知褚時健已經"摘帽"，就上報上級，把褚時健從元江調到了新平縣畜牧場任副場長。
褚時健一家便從元江的農村來到了新平的農村。
畜牧場主要是養馬，不過那個年代，人都吃不飽，馬自然也喂不壯。早年"大幹快上"的時候，新平縣花費不菲買了幾十匹高加索馬、幾百頭高加索綿羊，還有一些荷蘭奶牛，但折騰了幾年苦日子，這些牲畜死的死，瘦的瘦，全然沒有生氣。牧場職工雖然有幾十號人，卻都人浮於事，和那些牛羊馬一樣，全然沒有朝氣。
沒有人對這個畜牧場抱有期望，領導也沒有任何要求，只是給褚時健配了幾條槍，讓他每日巡山放馬，防備野獸把牛羊馬吃了。
褚時健有勁無處使，牛羊馬根本不是本地的品種，養起來很難。職工們吃了多年大鍋飯，早就懶洋洋地不想幹活兒，褚時健有時甚至幾天見不到人。
他每日只好扛槍巡山，也想想到底該怎樣才能把這個畜牧場管好。初來乍到，他想先把情況摸熟悉再說。職工看他都覺得奇怪：這個"右派"哪裡來這麼大精神頭兒，整天問這問那，扛著槍到處走到處看，絲毫不像被打倒過的人。
"我哪裡閒得住？那麼個地方，不幹點事情，要把人憋壞了。國家給了你點事情做，還是要做好。"褚時健的想法和他們不一樣。
對馬靜芬而言，丈夫被摘掉"右派"帽子，全家遷到山谷裡來，雖然條件依然艱苦，但畜牧場在新平縣風景甚好的磨盤山的山谷，大自然總是給人愉悅，馬靜芬感覺舒了一口氣，畢竟生活有了一些變化，而且，是朝著好的方向變化。褚時健的工資從22.8元調到了30元，她也隨之被安排在附近的小學教書。因為孩子少，教學任務不重，她可以有些精力來打理自己的小家庭。因為自己又有了工作，她把母親從昆明接了過來幫自己的忙。因為她知道褚時健一旦有點事情忙起來，就不會管家裡的事情了。馬靜芬的母親來到畜牧場，每天帶著外孫女映群，偶爾會向馬靜芬嘮叨兩句："那些工人都在問，問我們映群是不是褚副場長的娃娃？人家看他從來不抱她。"馬靜芬一臉苦笑，告訴母親："他們胡說八道你也聽？他不抱映群可能因為他們農村人不喜歡女兒。"
在逼仄生活裡苦挨的夫妻，有時會產生隔閡。這些隔閡和彼此的感情無關，和彼此的性格無關，只是因為生活太過艱難，大家都無力顧及夫妻間應有的溝通。在中國那個年代，政治理念侵襲到每個家庭內部，所有的個人關係都籠罩在個人與國家的政治關係之下，一個政治命運糟糕的人似乎很難擁有美滿的家庭關係。褚時健和馬靜芬在那時也如此。
總之，生活依然是灰色調，但稍微有了喘息的時間。
當褚時健準備在畜牧場好好幹一場時，政府宣佈畜牧場垮掉了。垮掉其實很正常，因為它多年不創收。但褚時健沒想到這麼快，這麼突然。
一家人收拾簡單的家當，按政府的調令，奔往距離60多公里、同在新平的另一農場：堵嶺農場。
堵嶺農場更像一個失控的爛攤子。這裡是一個移民農場，主要是從玉溪城疏散而來的2000多居民被安置在這裡。但是，因為條件過於艱苦，已經有大半人逃離了農場。褚時健到時，這裡只剩下400多人了。"這個程度不好收拾了吧？"褚時健對新平縣組織部的領導說，領導回答："該咋個收拾咋個收拾，你反正是要去的。你去加強管理，不要讓他們跑回玉溪去找飯吃，給政府製造麻煩。"
黨指向哪裡就奔往哪裡，褚時健始終是這麼做的。
正是饑荒的年代，農場物資極其有限，生產開展不起來，400多人都在捱餓。可想而知當時農場的局面有多麼糟糕，幾百人都想回到玉溪。年紀大點的女人們經常拿著小凳子，排成一橫排，坐在褚時健辦公室門口，叫著要場長把她們及家裡人"整"回玉溪去。褚時健內心真是五味雜陳，他知道這些人實在艱難才如此鬧事。但於他個人來說，"回玉溪"三個字，何嘗又不是一種心裡的傷痛？有時他會很不耐煩這些鬧事的人，氣不打一處來："你們說得輕巧！我哪裡有權利，你們沒看到我也是被充軍來的嗎！？趕緊回家去，你們找我真是白找了。"
當時的地委書記去堵嶺農場檢查工作，農場幾百人把書記圍起來，書記急了："你們有什麼問題找你們黨委書記去，找你們場長去！"老百姓不依："他們官小不頂用，今天就是找到你了！"
農場不小，吵鬧的場面更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