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紅光農場/h3"反右"運動中被打倒的人在"右派"身份確定後，只有一條路可走：下放到農場。農場名副其實，就是幹農活兒的地方，必須過和農民一樣的生活。"文革"開始後被打倒的幹部還有一個去處，那就是"文革"初期出現的"五七幹校"。兩個地方名稱叫法不同，實質差異不大，都是勞動改造的地方。因為"反右"運動，當時全中國產生了許多專為"右派"改造而設的農場。

玉溪地區元江縣的紅光農場地處高山大峽谷谷底，是出了名的酷熱之地，常年溫度在40攝氏度上下。在嚴冬時節去過元江的人都對自己依然可以穿著襯衫到處晃悠記憶猶新。而對於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農場，這種酷熱意味著荒草叢生、毒蛇害蟲肆虐、酷暑下勞作、夜晚輾轉不能寐。紅光農場緊鄰附近的一些村子，甘蔗地、菜地、稻田零零星星散佈在農場各處。"右派"住的是臨時搭的工棚，或者乾脆要借住在當地農民一些半廢棄的草屋和木屋，條件極為簡陋。

這裡是專門接收省級機關和各地區機關"右派"和下放幹部的勞改農場，"右派"在這裡是"罪行"較重的一群，待遇較差，下放幹部的待遇則要稍好一些。但這兩類人大都是城市下來的知識分子、機關幹部，在繁重的體力勞動和巨大的思想壓力之下，農場生活於他們而言是一種標準的苦刑。

褚時健在農村長大，對體力勞動不陌生。他心裡對離開機關辦公室，轉身拿起鋤頭鐮刀的生活並不犯怵。他痛苦的是人生壯年之時的無妄之災，和生活之路突然被切斷、人生方向未知的巨大迷茫感。

但紅光農場的艱苦還是超出了他的想象。報到那天，他碰到了原玉溪工作的熟人董學龍。看見褚時健，董學龍大為詫異："小褚，你咋個來這裡了？"董學龍的表情裡，不僅有驚訝，還有恐懼和擔憂----為褚時健的未來恐懼和擔憂。

董學龍在玉溪工作時是地區團委副書記，平時與褚時健也算熟悉。他是玉溪較早被打為"右派"的幹部，在到了紅光農場一年多後，艱難時世下，他幾乎已經對未來喪失希望，又怕連累家人，於是，勸說妻子帶著兩個孩子和自己離了婚，一家人哭成一團，都不願意分開。董學龍勸妻子："兩個娃娃要緊，沒有辦法了，不然下一代都完了。"一家人忍痛分開。那個年代，類似例子實在太多。褚時健知道他的情況，這次在農場碰到，褚時健看著今非昔比的老熟人，心中無限唏噓。

褚時健在紅光農場被分到了偏僻的橋頭一隊，距離農場場部足有十幾公里。褚時健在隊裡剛跟著勞動沒幾天，就被狠狠來了個下馬威。他被安排住在四面透光透風的臨時工棚裡。儘管是冬天，但元江的高溫還是讓這裡到處蚊蟲，褚時健即便小時在農村生活過，還是一時適應不過來。終於在一天清晨，他在劇烈的難受中醒過來，發現自己全身發燒而且癱軟，起身都沒有辦法完成，頭暈暈沉沉。躺在床上，他能感到有血從鼻腔裡淌出來，嘴裡也有血，他只能使勁把這些血嚥下去，不然他覺得自己的血會淌光。就這樣躺在床上，有其他"右派"和當地的農民經過工棚，看到他的病情，有認識的人進來看看他，但也僅此而已。他們都沒法停下來，因為領導在催著去幹活兒。況且，同情一個"右派"並不是一件值得鼓勵的事情，雖然他們自己也是"右派"。

有人給他送些吃的進來，褚時健昏沉中根本不知道是誰。就這樣躺了好幾天，褚時健意識稍微清醒時，內心開始絕望。他知道照這樣下去，自己肯定就把一條命交代在這個初來乍到的農場了。"真是不甘心就這麼死了。"他想，而且想到馬靜芬和女兒褚映群，他還不知道她們的情況，她們也不知道他在這邊的際遇......東想西想，褚時健越想越悲觀。

天無絕人之路。當時紅光農場的場部醫生羅載興聽說橋頭一隊有一個"右派"病得要死了，就叫上一個傣族農民帶路，來到褚時健的工棚。羅載興一進門，看見幾乎昏迷的褚時健，呆住了。人生的緣分如此神奇，原來褚時健幾年前曾出手幫過羅載興。

羅載興是湖南人，早年在四川跟著基督教會的美國牧師學了不錯的醫術。新中國成立後牧師們都被認為是特務，被驅逐回了國，羅載興也到雲南玉溪參加了工作。沒想到在"鎮反"運動中，羅載興被指是"美國間諜"，革命群眾對羅載興拳打腳踢，逼他說出和境外敵對勢力聯絡的電臺放哪裡了。羅載興不堪被打，只好隨口說電臺在當時四川那座教堂的屋樑上，還編出了"長江"、"黃河"之類的呼叫暗號，因為考證起來困難，他又屢次被毒打。褚時健這時正好隨工作隊到了羅載興所在的地方。褚時健明白，羅載興不是什麼特務。"太明顯了，一眼就看得出來，他能是什麼特務？哪有那麼多間諜特務？"褚時健不讓群眾再打羅載興，同時悄悄告訴羅載興，不要再胡認什麼電臺之類，那會把自己置於更糟糕的境地。"什麼長江黃河的，你亂編的是不是？"羅載興嘆著氣點點頭："看電影《渡江偵察記》學來的。"

失去訊息多年，兩人沒想到竟在元江這麼一個荒僻之地又再見面。這一次，該羅載興救褚時健了。他仔細看了看褚時健的口和鼻、眼，很肯定地告訴褚時健："你得的是很嚴重的瘧疾。我今天要是沒來，你恐怕要死在這裡了。"褚時健點點頭，他相信羅載興的話。

羅載興從藥箱子的最底層拿出了一粒藥，給褚時健吃下。他告訴褚時健："這是德國藥，叫奎寧。特效藥，好得很。這三顆我存了好多年了。"臨走，羅載興告訴褚時健，自己明天會再來，如果今天這顆奎寧起了效，明天再吃一顆，應該就好了。如果這第一顆沒有效果，恐怕褚時健的病就比較麻煩了。

第二天，褚時健發現自己的鼻血不再流了，燒也退了。

20年後，褚時健到玉溪捲菸廠任廠長，羅載興也平反回到玉溪，但卻沒有合適的工作。褚時健見到羅載興，聽說情況後，不假思索："我申請調你來菸廠的醫務室，合適你。"

一直到退休，羅載興都在玉溪捲菸廠和褚時健做著同事。h3生活總是要繼續/h3穩定下來後，褚時健開始在農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的工作是種地、種菜、種甘蔗，餵豬餵馬餵牛，砍柴做飯......完全的農民生活。褚時健天生是個能幹的人，就像早年在老家他總是能比別人多拿魚，烤酒比別人烤得好。對於手上的活計，他好像天生就會。他翻過的地、種的菜、看管的甘蔗，都比別人要像樣一些。"因為我這個人認真，不管是什麼環境，活兒到了自己手邊，就要做好，不然過不了自己這一關。"他說。

但卻是真的苦。1959年3月，經歷了一年左右的人民公社大鍋飯後，糧食供應開始不足。褚時健記得自己剛到農場沒多久，供應的伙食就成了全稀飯。再過了幾個月，稀飯也只能保證一人一勺甚至半勺。因為吃不飽，白天又高強度地在田間地頭幹活兒，大部分"右派"都開始浮腫起來。但大鍋飯還是繼續，農場的"右派"和下放幹部們自然是要吃大鍋飯，附近村子裡的農民也幾村並一村，湊在一處吃食堂。

生產還是要搞，雖然效率很低。褚時健看生活實在太艱難，就向農場的領導建議，把國家規定交的甘蔗交完後，剩餘的一點甘蔗用來榨糖。農場的領導們一門心思搞政治，沒有心思管褚時健，而且大家都知道褚時健是個巧手能幹的人，領導索性讓他去管農場的工業和副業，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允許他在做農活兒之餘榨糖。

褚時健於是搬到了可以榨糖、烤酒的半山去住，那裡沒有人家，只有老鄉不要的小小木房子，他就自己住在那裡。

雖然工具簡單，褚時健還是認真地把甘蔗榨了些糖出來。糖的用處大，農場自己的人可以吃，還可以用來和附近的農民換些吃的東西。儘管這改善不了生活的窘境，畢竟有點事做，也算給暗夜的生活增加了些許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