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她為何恰好選擇波特蘭州立大學，她表示自己一開始打算去俄勒岡州立大學的。

"噢。"我說，就好像她坦白了自己在監獄裡服刑一樣。

她笑著說："如果那是表達某種安慰的話，我可不太喜歡。"特別是，她無法遵守學校規定，也就是每個學生至少進行一次公開演講。她太害羞了。

"我理解，帕克斯小姐。"

"叫我佩妮（penny）就好。"

晚餐之後，我開車送她回家，見到了她的父母。"媽媽、爸爸，這是奈特先生。"

"很高興見到你們。"我說著與他們握手。

我們彼此對望，然後又望望牆、望望地板。天氣不錯，不是嗎？

"那麼，"我說，點點自己的手錶，彈著橡皮筋，"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她媽媽望著牆上的鐘，"才9點，"她說，"適合夜間約會啊。"

第二次約會後，佩妮就和父母一起去夏威夷過聖誕了。她給我寄了一張明信片，我覺得是個好現象。她回來上班的第一天，我再次約她共進晚餐。那是1968年1月初，晚上特別冷。

我們再次約在玉西，但這次我是在那裡跟她碰面的，而且我去得相當晚，當時是從鷹級童子軍稽核委員會（eaglescoutreviewboard）趕過去的，為此，她調侃地說："鷹級童子軍？你？"

我覺得這也是個好現象，至少她可以自由地調侃我了。

在第三次約會的時候，我注意到我們兩個人都更加放鬆，這樣的感覺很不錯。這種放鬆感不斷持續，在之後的幾周逐漸加深。我們開始交往，彼此互生好感，產生一種無聲交流的默契。只有兩個害羞的人才能做到這一切。在她覺得害羞或者不自在的時候，我就會感覺到，根據情況，要麼給她更多的空間要麼就幫她擺脫出來。在我忽視她，在內心激烈地探討業務問題時，她也會輕輕地拍著我的肩膀，耐心地等我梳理好思緒。

佩妮並沒有達到喝酒的法定年齡，但我們經常會借我某個妹妹的駕照，一起去鬧市區的酒吧喝杯酒。酒精和時間會施展魔法。在2月前，也就是我30歲生日前後，她幾乎所有閒暇時間都會待在藍帶體育公司，晚上會去我的公寓，甚至有時候都不再叫我奈特先生。

我順其自然地帶她回家見我的家人。大家圍著餐桌坐在一起，吃著媽媽準備的燉肉，喝著冷牛奶，假裝不太尷尬。佩妮是我帶回家的第二個女孩，雖然她沒有薩拉那種原始的魅力，但她擁有更棒的東西。她的魅力是渾然天成的，沒有任何預演的。雖然全家人似乎都喜歡她，但他們始終是奈特家族。媽媽沒有發表任何意見；妹妹們嘗試作為佩妮與父母之間的橋樑，不過卻是徒勞；父親提出不少關於佩妮家庭背景、成長環境的試探性問題，聽著就像是貸款處理人員和家暴偵探的結合體。佩妮後來告訴我我家的氛圍和她家完全相反，在她家，晚餐是完全放鬆的場合，每個人都在大聲歡笑、愉快交談，旁邊甚至還會有狗吠和電視的聲音。我對她保證大家都清楚她很緊張。

之後她又帶我去她家，我親眼見證了她所說的一切。她家的狀態恰恰相反。雖然房子可能比我家更大，但相當混亂。地毯上是各種動物留下的汙漬，包括一條德國牧羊犬、一隻猴子、一隻貓、好幾只小白鼠、一隻壞脾氣的鵝。混亂就是規則。除了帕克斯一家、一堆寵物外，周圍鄰居的孩子也會在附近晃盪。

我努力保持自己的魅力，但似乎與任何人都沒有共鳴，無論是人還是動物。於是，我慢慢地、痛苦地從佩妮的媽媽多特太太（dot）著手，她讓我想起瑪未姑媽（auntiemame）----狂妄、魯莽、永保活力。她在不少方面都始終表現得像個未成年人，拒絕自己女家長的角色。她更像是佩妮的姐姐而不是媽媽，這點著實讓我吃驚。實際上，晚餐後不久，在佩妮和我邀請她跟我們一起去喝杯酒的時候，她毫不猶豫就答應了。

我們去了不少熱門的地方，最後選了東邊某個下班後常去的地方。佩妮在喝完兩杯雞尾酒後，選擇喝水，但多特太太並沒有，反而不停地喝酒，不久就上臺與各類奇怪的男人一起跳舞，有水手，還有更糟糕的。她甚至豎起拇指指著佩妮的方向對我說："別去管這個掃興的傢伙！她就是那種死樣！"佩妮用兩隻手捂住雙眼，我大笑著坐了下來。我通過了多特太太的測試。

在幾個月後我想帶佩妮去度長假時，多特太太的批准無疑是一項寶貴的資產。雖然佩妮晚上會在我的公寓過夜，但我們在某些方面仍然被禮節所束縛。只要她還住在家裡，佩妮就覺得自己必須順從父母，遵守他們的規則和慣例，所以在這種長途旅行前我必須得到她媽媽的同意。

我西裝筆挺地來到她家，與動物友好相處，摸摸那隻脾氣暴躁的鵝，然後詢問多特太太的意見。我們兩人坐在餐桌旁，端著咖啡，我表示自己非常喜歡佩妮，多特太太露出笑容。我說我相信佩妮也非常喜歡我。多特太太還是笑著，但卻少了一絲確信。我說我想要帶佩妮去薩克拉門託（sacramento）過週末，去觀看全國田徑錦標賽。

多特太太抿了一口咖啡，然後嘟著嘴。"嗯......不行，"她說，"不，不行，巴克，我不贊同。我不希望你們去。"

"噢，"我說，"我很遺憾。"

我在屋子後面的某個房間裡找到佩妮，告訴她她媽媽不同意。佩妮雙手貼上雙頰，我告訴她不要擔心，我會回家，整理一下思路，再想想辦法。

第二天，我又到她家，再次請求多特太太抽點時間與我聊聊，我們還是坐在餐桌旁喝咖啡。"多特太太，"我說，"我可能昨天在解釋我對您女兒的認真態度時有點問題。聽著，多特太太，我愛佩妮，而且佩妮也愛我。如果事情照著這樣發展下去，我們肯定會幸福地創造屬於我倆的生活，我希望您能再次考慮一下我昨天問題的答案。"

多特太太往咖啡裡放了一塊糖，手指在桌子上敲打，臉上的表情相當奇怪，有點恐懼，有點痛苦。她之前沒有太多談判的經驗，顯然不清楚談判的基本原則就是清楚你想要的以及你需要避開的，這樣才能獲得一切。所以她覺得困惑，即刻就攤手錶示同意。"好的，"她說，"沒問題。"

佩妮和我順利飛往薩克拉門託度假。遠離父母，擺脫約束，我們倆一路上都相當興奮，不過我懷疑讓佩妮更高興的可能是有機會使用她的高中畢業禮物----一整套粉色行李箱。

無論如何，沒有什麼事情可以破壞她的好心情。那個雙休日天氣相當熱，可能有近38度，但佩妮卻毫無怨言，甚至對露天看臺上好似煎鍋的鐵椅也沒有任何抱怨。在我向她解釋跑道的細微差別、跑步者的孤獨和技巧時，她也沒有覺得無聊，反而表現得相當有興趣。她一如既往地即刻就抓住了一切本質。

我帶她去場內的草坪上散步，給她介紹我所認識的運動員，還向她介紹了鮑爾曼。鮑爾曼非常禮貌地誇獎她，說她太漂亮了，這麼正經體面的她為什麼要跟我這樣的"流浪漢"在一起。我們跟鮑爾曼站在一起，觀看了那天最後的幾場比賽。

當晚，我們入住城郊的一家酒店，我們的套房是以使人心緒不寧的棕色塗漆裝飾的，我們都覺得就像是燒焦的燉肉的顏色。週日早晨，我們去游泳池裡躲避炙熱的陽光，一起待在跳水板下的陰影裡。我提及我們的未來，我第二天就要出發前往日本，時間會比較長，而且相當重要，以此鞏固我和鬼冢的關係。我跟她說，我回來時就到了夏末，我們不能繼續這樣的約會了。波特蘭州立大學並不贊同師生戀，我們必須正式確立關係，一種不被詬病的關係----婚姻。"你在我離開的時候可以自己安排婚禮的事情嗎？"我問。"可以。"她說。

整個求婚過程中幾乎沒有討論、猶豫或太多情緒，也沒有什麼協商，更像是之前就已確定的結論。我們走進那間焦肉套房，撥出佩妮家的電話。多特太太在第一聲鈴響的時候就接起電話。我跟她說了我們的決定，她在一段長時間的壓抑、停頓後說："你這個混蛋。"隨即結束通話電話。

之後，她又回撥電話，表示剛才只是本能反應，因為之前她還計劃跟佩妮一起度過愉快的夏季，現在希望落空，她覺得很失望。不過，她覺得在夏季籌劃佩妮的婚禮也應該挺有意思的。

我們之後又電話聯絡我的父母，他們聽起來相當高興，不過我妹妹珍妮才剛結婚，所以他們都有點害怕辦婚禮了。

我們掛掉電話，望著彼此，又望著棕色的牆紙，還有棕色的地毯，驀地嘆了一口氣。這就是生活。

我不停地默唸，一遍又一遍，我訂婚了，我訂婚了。但我卻無法投入其中，可能是因為我們身處薩克拉門託城郊熱浪中的一家酒店中。回家之後，我們去扎萊什珠寶店（zales）挑選訂婚戒指，上面鑲嵌著一顆翡翠。一切開始呈現出真實的感覺。寶石和戒託一共花了500美元，這尤其顯得真實。但我卻從來沒有覺得緊張，也從未跟其他人一樣懊悔地問自己："噢，天哪，我到底做了什麼？"約會和了解佩妮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開心的時光，而現在，我有機會可以永遠延續這種幸福感。這就是我對這段婚姻的態度，就像初級會計學這門課程的基礎公式一樣簡單：資產等於負債加上所有者權益。

直到我離家前往日本，直到我和未婚妻吻別，承諾自己一抵達日本就寫信回來，我才切實地體會到完整事實的方方面面。佩妮不僅是我的未婚妻、我的愛人、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合作伙伴。過去，我跟自己說鮑爾曼是我的合作伙伴，甚至約翰遜也可以稱得上是，但與佩妮的一切卻是完全不同、史無前例的。這種聯盟是改變一生的決定，不過我仍然沒有覺得緊張，只不過讓我考慮得更多。我之前從不會跟真正的合作伙伴告別，而現在這種感覺完全不同，找出你對某人態度的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想象跟他告別。

另一個夥伴關係悄然誕生

這是第一次，我在鬼冢的聯絡人仍然是我之前的聯絡人。北見還在公司，沒有被任何人替代，也沒有被委派其他任務。相反，他在公司的地位更加穩固了，這從他的行為舉止就可以判斷出來，他似乎更加從容、自信了。

他就像一家人似的歡迎我的到來，表示自己為藍帶體育公司的業績和東海岸的辦事處（在約翰遜的經營下逐漸壯大）感到高興。"現在，我們來討論一下如何搶佔美國市場份額。"他說。

"樂意之至。"我說。

我隨身帶著鮑爾曼和約翰遜的新鞋設計，包括兩人合作的一款新鞋，計劃稱之為"boston"。這款鞋的創新之處在於採用全掌中底緩衝。北見把設計掛在牆上，一隻手摸著下巴，仔細地研究著。他說他喜歡這些設計。"我非常非常喜歡。"他拍著我的背說。

我們在之後的幾周裡經常見面，我每次都可以從北見那裡體會到類似於兄弟情誼的氣氛。某天下午，他提到他的出口部門在這幾天打算舉行一次年度野餐會。"你也來吧！"他說。"我？"我說。"對，對，"他說，"你可是出口部的榮譽成員。"

野餐會是在離神戶不遠的一個小島----淡路島舉行的，我們搭乘小船抵達小島，看見沿著海灘放置著一排排長桌子，每張桌子上都擺滿各式各樣的海產品、麵條和米飯，桌子旁邊的桶裡都是冰蘇打水和啤酒。每個人都穿著泳衣，戴著太陽鏡，放聲暢談大笑。那些在公司恪盡職守的人似乎與往常都不一樣了，大家變得無憂無慮。

稍晚時候，大家組織了幾場比賽，主要是培養團隊合作能力的專案，比方說沙袋接力和踏浪競走。我炫耀般地展示自己的速度，在我第一個突破終點時，每個人都對著我鞠躬，每個人都同意這個瘦瘦的外國人速度相當快。

我也逐漸融入其中，笑著與大家聊天。我知道"鞋子"的日語單詞念gutzu，我知道"收益"的日語單詞念shunyu。我清楚如何詢問時間和方向，也學會了經常要使用的一句話：

watakushidomonokaishanitsuitenojohhoudes.

這裡是一些關於我公司的資訊。

在野餐步入尾聲的時候，我坐在沙灘上，遙望太平洋。我過著兩種不同的生活，都相當棒，都在日漸變得美好。回到美國，我是團隊的一員，我、伍德爾和約翰遜，現在還有佩妮。而在日本，我也是團隊的一員，我、北見，以及鬼冢所有友善的同事。我本性是個不太合群的人，但從童年時，我就在團隊運動中茁壯成長，我的心靈在獨處與團隊的混合中會實現真正的和諧，就像我現在所擁有的。

同樣，我也在與這個日漸吸引我的國家做生意。我最初的恐懼已經消散，現在反而覺得與這群害羞的日本人民建有一種聯絡，也開始喜歡他們的文化、產品和藝術所表現的簡潔性。我喜歡他們總是嘗試為生活中從茶道到衣櫃的每個方面都增添一筆美麗；我喜歡廣播每天準確播報哪個角落的櫻花樹正在盛開及其盛開程度。

一位名叫藤本的男士突然坐到我的身旁，打斷了我的思緒。他50歲左右，雙肩下垂，樣子沮喪，似乎處於中年憂鬱的狀態，仿若是日本的查理·布朗（charliebrown）。不過，我可以感覺出他在竭盡全力對我表現出高興的樣子。他強迫自己露出大大的笑容，告訴我他熱愛美國，希望可以在那裡定居。我跟他說我剛才還在想我有多喜歡日本。"可能我們應該交換一下。"我說。他憂鬱地笑道："隨時奉陪。"

我誇獎他流利的英語，他說他是從美國大兵那裡學來的。"太巧了，"我說，"最先跟我講述日本文化的就是兩個退役的美國大兵。"

他說，美國大兵教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拍我馬屁吧"（kissmyass！），聽到這裡，我們兩人都大笑起來。

我問他住在哪裡，他的笑容逐漸消失。"幾個月前，"他說，"因為颱風比利，我失去了我的家園。"那場颱風粉碎、摧毀了日本本州島和九州島的一切，2000多個家庭未能倖免於難。"我家，"藤本說，"就是其中之一。""我很抱歉。"我說。他點點頭望著水面。他說，他打算從頭再來，日本人都是這樣。但不幸的是，他唯一無法更換的就是他的腳踏車。在20世紀60年代，腳踏車在日本特別昂貴。

北見也加入我們，但我卻注意到藤本先生即刻就起身離開了。

我向北見提到藤本是從美國大兵那裡學會英語的，北見則自豪地表示自己完全都是從錄音帶裡自學的。我祝賀他，希望某天自己的日語也可以像他的英語一樣流利。然後我提到自己即將結婚，提到佩妮的某些事情，他也祝賀我，希望我一切順利。"什麼時候舉行婚禮？"他問。"9月。"我說。"啊，"他說，"我10月份會去美洲，鬼冢先生和我要去參加在墨西哥城舉行的奧運會。我們可能會順帶參觀洛杉磯。"

他邀請我屆時南下和他們一起共進晚餐，我表示這是我的榮幸。

第二天我就返回美國，落地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信封裡裝上50美元，用航空件郵寄給藤本先生。我在卡片上寫道："希望可以對你買輛新腳踏車有所幫助，我的朋友。"

幾周之後，藤本先生寄回一封信。我的50美元摺疊放在一張便籤的裡面，他在便籤上解釋稱他問上級是否可以留下這些錢，但他們表示不可以。

不過，下面還有一句附錄："如果你可以寄到我家，我就可以收下。"

所以，我把錢寄到了他家。

於是，另一個改變我人生的夥伴關係也悄然誕生。

奈特太太，這是我第二次這麼緊張

1968年9月13日，在波特蘭市中心的聖馬克聖公會教堂（rk'sepiscopalchurch）裡，在200多位親朋好友的見證下，佩妮和我結為連理，這裡也是佩妮父母結婚的地方。今天距離帕克斯小姐第一次走進我的教室也快滿一年了，她再一次站在前排，不過這次，我卻是站在她的旁邊。現在，她已成為奈特太太。

她的叔叔----來自帕薩迪納（pasadena）的聖公會牧師站在我們面前，為我們主持婚禮。佩妮緊張得渾身顫抖，甚至無法抬起下巴看他或我的眼睛。我沒有顫抖，因為我"作弊"了。在我胸前口袋裡，放著兩小瓶飛機上的威士忌，那是我在近期去日本時藏起來的。我在儀式前後偷偷地各喝了一瓶。

我的伴郎是豪澤表哥。他是我的律師，也是我的同伴。其他伴郎是佩妮的兩個哥哥、我商學院的一個朋友，以及凱爾。凱爾在儀式前跟我說："這是我第二次見你如此緊張。"我們笑著，像之前的無數次一樣，回憶起我在斯坦福為同班同學演示我的論文。我想，今天也差不多。我要在滿堂賓客前再次講述某些事情是可能的，是可以成功的，但實際是我根本沒有把握的。我和其他新郎一樣，談到理論、信仰，誇下海口。新娘也同樣如此。我和佩妮在之後的人生中要用實際行動來證明我們今天所說的一切。

婚宴是在波特蘭的花園俱樂部舉行的，善於社交的女士會在夏季的夜晚經常聚集在那裡品嚐雞尾酒，聊聊八卦訊息。那個夜晚相當舒適，雖然天空陰沉得就像要下雨，但卻沒有。我和佩妮共舞，邀請多特太太跳舞，還和母親一起跳舞。臨近深夜，我和佩妮向所有人告別，然後跳進自己嶄新的車裡----一款時尚的黑色美洲獅。大約兩個小時後，我們倆疾馳著來到海岸邊，計劃在她父母的海灘小屋裡度過週末。

但是，多特太太每半個小時就會打電話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