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ckquote我們經常說，一個任務可以幫你保持頭腦清醒。我們都清楚，找到更大的辦公室這個小任務意味著我們在走向成功。我們在推動藍帶體育公司獲得成功，在實現內心深處對勝利的渴望，或者至少不要失敗。/blockquote突然之間，一群新的角色開始在辦公室穿梭。銷量的上升使我可以聘用越來越多的銷售代表，他們大多之前都是跑步運動員和行為古怪的人，因為只有前跑步運動員才行為古怪；但在銷售鞋子時，他們都是出色的商人。因為受到我們遠大志向的鼓舞，也因為他們的工作報酬是完全以佣金計算的（兩美元一雙），所以他們奔走在大街小巷，逐個前往半徑數千公里內的每個高中和學院的田徑比賽，而他們的努力有力地推動了我們的銷售額數字更快地增長。

我們1968年的銷售額已經達到150000美元，而1969年逐步逼近300000美元大關。雖然華萊士還是在我耳邊不停地嘮叨，敦促我放慢速度，抱怨我缺少淨資產，但我還是覺得藍帶體育公司的業績已經足夠支付其創始人的薪水。就在我31歲生日前，我做出一個大膽的舉動----從波特蘭州立大學離職，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公司事業，支付自己相當不錯的薪水：年薪18000美元。

此外，我對自己說，離開波特蘭州立大學的最好理由就是我從學校得到的比預期的更多----我娶到了佩妮。我也得到了其他的一些事情，只不過當時我並不知道，也沒有想到以後這些事情會多麼寶貴。

廣告是下一波浪潮

在學校的最後一週，路過圍牆的我注意到一群年輕的女士圍著畫架站在一起，其中一人在一塊大畫布前塗塗畫畫。就在我經過的時候，我聽見她在抱怨自己沒錢去上油畫課。我停下腳步，欽佩地望著畫布，說道："我的公司可以聘用一個藝術家。"

"什麼？"她說。

"我的公司需要一個人來做廣告宣傳，你有興趣掙點外快嗎？"

我仍然覺得廣告宣傳沒有任何經濟價值，但卻開始承認自己不能繼續忽視這一塊。標準保險公司（standardinsurancecompany）剛在《華爾街日報》上刊登一整版的廣告，聲稱在其所有客戶中，藍帶體育公司是最具活力的新創公司之一。廣告上有一張特寫鮑爾曼和我......盯著一隻鞋的照片。我們不像是鞋的創新者，反倒像是之前從沒見過鞋。我們看上去就像是傻瓜，這令人相當尷尬。

在我們的某些廣告中，模特除了約翰遜沒有其他人。看，約翰遜穿著一套藍色運動服。看，約翰遜在擲標槍。關於廣告，我們的方法都是原始、粗糙的。我們都是在前進的過程中改進廣告創意，在忙碌中學習，然後就推出廣告。在一個關於鬼冢虎馬拉松平底運動鞋的廣告中，我們稱新型面料為"秒速纖維"（swooshfber）。時至今日，大家已經不記得到底是誰提出這個詞或者其背後的寓意，但它聽起來卻很棒。

人們不停地跟我說廣告有多麼重要，廣告是下一波浪潮。我總是不置可否，但如果總是讓我討厭的照片、虛構的詞語，以及約翰遜"誘惑"地躺在沙發上這些元素融入我們的廣告，那我就需要開始更關注它了。"我給你兩塊錢一個小時。"我站在波特蘭州立大學的走道中間，跟這個急缺資金的藝術家說道。"我需要做什麼呢？"她問。"設計平面廣告，"我說，"做一些字型設計、標誌設計的工作，可能還需要為演示做點圖表和影像。"

這聽起來其實沒太大的吸引力，但這個可憐的孩子已經走投無路。她在一張紙上寫下自己的姓名----卡羅琳·戴維森（carolyndavidson），以及她的號碼。我裝進口袋，然後忘得一乾二淨。

我們沒有資金賄賂，所以無緣奧運會

聘用銷售代表和平面設計師展現出我個人極大的樂觀態度，但我不覺得自己本性就是個樂觀主義者，當然也算不上是悲觀主義者。我通常是在兩者之間徘徊，但不會發展到某個極端。不過隨著1969年的臨近，我才驚覺自己望著天空，思考著未來可能會一帆風順。一夜好眠之後，一頓豐盛的早餐之後，我都覺得有不少理由可以讓我保持希望。除了表現強勁、日漸增長的銷量資料之外，鬼冢公司也很快就提供了更多創新的新模型，包括obori，一款以羽毛般輕盈的尼龍鞋面為特點的跑鞋；還有一款叫marathon的跑鞋，採用另一款尼龍材料，線條流暢得就像是卡曼·吉亞跑車（karmannghia）。這些鞋子本身就不愁賣不出去，我好幾次跟伍德爾說要把它們掛在軟木板牆上。

鮑爾曼也從墨西哥城歸來，他之前都在那裡做美國奧運會國家隊的助理教練，也就是說他在美國超越其他國家贏取更多金牌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我的合夥人更出名了，他就是個傳奇。

我打電話聯絡鮑爾曼，急切地想了解他對奧運會的整體態度，特別是約翰·卡洛斯（johncarlos）和湯米·史密斯（tommiesmith）的抗議，那一刻會被永久銘記。兩人站在領獎臺上，當美國國歌響起時，他們低下頭，舉起戴著黑色手套的拳頭，以一種使人震驚的姿勢，呼籲大家關注種族歧視、貧窮和人權問題。雖然兩人的行為受到不少人的指責，但正如我所預料的，鮑爾曼完全支援他們。鮑爾曼支援所有跑步運動員。

卡洛斯和史密斯在抗議的時候都沒有穿鞋，兩人在眾目睽睽下脫下彪馬運動鞋，放在臺上。我對鮑爾曼表示自己無法確定這件事對彪馬而言是好事還是壞事。公開傳播就真的是好的宣傳呢？宣傳和廣告一樣嗎？它們是一樣的嗎？

鮑爾曼咯咯笑道，他也不確定。

他跟我提到彪馬和阿迪達斯在整個奧運會期間的可恥行為。全球最大的兩家運動鞋公司由兩個互相鄙視的德國兄弟創辦，它們就像是一對啟斯東警察在奧運村裡你追我趕，謀取所有運動員穿他們的鞋。鉅額現金通常滿滿地裝在跑鞋或是馬尼拉紙信封裡，用來賄賂運動員。彪馬的一名銷售代表甚至因此鋃鐺入獄（有謠言稱是阿迪達斯設計陷害他），他跟一名短跑女選手結婚，鮑爾曼開玩笑稱他只有跟她結婚才能保住她的代言。

更糟糕的是，事情並不是簡單的賄賂而已。彪馬走私大量的運動鞋進入墨西哥城，同時阿迪達斯聰明地成功逃過墨西哥嚴苛的進口關稅。我從小道訊息聽說，他們是在名義上通過在瓜達拉哈拉[8]的一處工廠製造鞋子逃避關稅的。

鮑爾曼和我並沒有覺得自己的道德觀遭遇侵犯，只是覺得被忽視了。藍帶體育公司沒有資金來賄賂，所以無緣奧運會。

我們在奧運村只有一個小得可憐的展臺，只有博克一人在忙活。我不清楚博克是不是隻是在那裡讀漫畫書，或是隻是無法與強勢入駐的阿迪達斯和彪馬競爭，但不管怎樣，他的展臺銷量為零，分文未獲。無一人駐足停留在我們的展臺。

實際上，還是有一人駐足的。比爾·圖米（billtoomey），一名睿智的美國十項全能選手，他詢問過某些鬼冢虎鞋子，以此向世界表明他是無法被收買的，但博克沒有準備他的鞋碼，也沒有適合他參賽專案的運動鞋品類。

鮑爾曼表示，不少運動員在訓練的時候都是使用鬼冢虎的。只不過沒有任何人用它實際參加比賽而已。質量的原因不可忽視，鬼冢虎還不夠好。不過，主要原因還是金錢，我們沒有充足的資金來做宣傳推廣。

"我們不是一文不名，"我對鮑爾曼說，"我們只是錢不夠多。"

他哼了一聲："不管怎樣，能有錢合法地支付給運動員不是一件好事嗎？"

我的"間諜備忘錄"

最後，鮑爾曼告訴我，他在奧運會遇到了北見。他不太喜歡這個人。"他完全不瞭解鞋子，"鮑爾曼抱怨道，"而且他也太狡猾、太自負了。"

我也開始產生同樣的感覺，從前幾封北見的電報和信件上判斷，他可能與表面不太一樣，他根本不像我在日本那段時間裡表現的那樣是藍帶體育公司的粉絲。我覺得這種行為相當噁心，可能他已經準備提高對我們的價格。我向鮑爾曼提到這一點，表示自己正採取措施保護公司。在結束通話電話前，我吹噓雖然我沒有足夠的現金或支票來支付給運動員，但卻有足夠的錢挖來鬼冢公司的人。我在鬼冢有內線，那個人就是我在鬼冢的眼睛和耳朵，時刻關注著北見的動向。

我寄出一份備忘錄，跟所有藍帶體育公司的工作人員也表達同樣的意思（當時，我們大概有40名員工）。雖然我熱愛日本文化，桌子旁邊還留著那把武士刀紀念品，但也同樣警告大家日本的商業行為是極其複雜的。在日本，你無法預測競爭對手或合作伙伴將會採取什麼行動。我甚至放棄了這方面的嘗試。但是，我寫道：

我走了一步我覺得將保證我們及時掌握動態的棋。我聘用了一個間諜，而他是鬼冢出口部門的全職員工。沒有詳細的理由，我只能告訴大家我覺得他很可靠。

這個間諜的行為可能在你們眼中是違反道德的，但在日本商業圈裡，植入間諜體系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日本甚至建有行業間諜學校，就和我們會有打字員和速記員學校差不多。

我無法想象到底是什麼驅使我如此放縱、大膽地採用"間諜"一詞，可能是因為那時候詹姆斯·邦德正風行一時。我也無法理解自己在披露這麼多資訊時，卻沒有披露間諜的姓名。那是藤本先生，也就是我寄錢讓他更換腳踏車的那個人。

我覺得自己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清楚那封備忘錄是個錯誤，是我乾的一件蠢事，而我必然為之後悔。我想我清楚這一點，但我經常會覺得自己也和日本商業一樣複雜難懂。

北見和鬼冢先生光臨藍帶

北見和鬼冢先生兩人一起來到墨西哥城參加奧運會，之後飛往洛杉磯。我從俄勒岡州南下，與他們約在聖莫尼卡的一家日本餐廳共進晚餐。我顯然遲到了一會兒，在我到達時，他們倆已經喝了不少清酒。和度假的學生一樣，他們都戴著一頂墨西哥帽，大聲交談著。

我努力效仿他們，想要表現得跟過節一樣，我一點一點地配合他們，與兩人一起吃完好幾盤壽司。在這個過程中，我與兩人的關係都有所進展。當晚，在酒店裡，我從上床開始就在思考，希望我之前關於北見的看法都是胡思亂想。

第二天早上，大家一起飛往波特蘭，與藍帶體育公司的工作人員見面。我意識到，在我寫給鬼冢的信裡，尤其是在我跟他們的對話中，可能把我們的"全球總部"描述得太誇張了。北見剛走進去臉就拉下來，這點也在意料之中。鬼冢先生卻是環顧四周，表情疑惑。我趕忙道歉，"可能看起來有點小，"我乾巴巴地笑著說，"但我們在這個屋子裡卻完成了很多生意。"

他們望著破碎的窗戶、標槍做的窗栓、波浪狀的分隔板。他們望著坐在輪椅裡的伍德爾，感受著隔壁酒吧音樂的震動。他們互相對望著，半信半疑。我跟自己說，好吧，一切都完了。

可能是察覺出我的窘迫，鬼冢先生安慰似的把手放在我的肩上。"這裡......相當具有魅力。"他說。

在牆的另一頭，伍德爾掛了一幅壯觀的美國地圖，在我們過去5年裡每個賣出鬼冢虎鞋的地方，都插上了一顆紅色圖釘。整個地圖上都佈滿圖釘，所幸的是這幅地圖暫時轉移了兩人對辦公室的注意力。然後，北見指著蒙大拿（montana）東部。"這裡沒有圖釘，"他說，"顯然這裡的銷售人員表現不佳。"

俄勒岡的脫線先生

時間飛逝，我一直都在嘗試發展一家公司、建立一段婚姻。佩妮和我也在學習共同生活，學習融合我們的個性和癖好。我們都認為她是個性十足的，而我則是那個有癖好的，所以她才是那個更需要學習的人。

比方說，我每天相當多的時間都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深陷精神蟲洞之中，嘗試解決某些問題或是制訂某些計劃，佩妮需要學著理解這一切。我經常無法聽清她所說的內容，而且即便聽見，幾分鐘之後就會忘記。

她在學會習慣我經常性的心不在焉。雖然我開車去雜貨店，但卻可能空手而歸，沒有買任何她讓我買的東西，因為往返的一路上我都在思考最近的銀行危機或最近鬼冢公司裝運延期的問題。

她在學著理解我可能會亂放東西，特別是重要的東西，比如錢包和鑰匙。糟糕的是，我無法一心兩用，卻堅持嘗試這麼做。我經常在吃午飯和開車的時候瀏覽金融新聞。我的新美洲獅沒過多久就變舊了。作為俄勒岡的脫線先生，我時常開車撞到樹上或把車開進洞裡及他人的圍欄裡。

她在學著理解我的不良生活習慣。我習慣上完廁所保持座圈抬起，習慣亂扔衣服，習慣把食物放在廚房操作檯上。因為母親和妹妹的溺愛，我只會幫倒忙，不會做飯、清潔，甚至是最簡單的一些家務。那些住在侍者住所的時光裡，我實際上也是有"侍者"的。

她在學著理解我不喜歡在任何事情上失敗，失敗於我而言是一種特別的折磨。我經常輕率地指責鮑爾曼，但他也會指責回來。我跟她聊過小時候和父親打乒乓球時，那種從來無法贏他的痛苦。我跟她聊過父親有時在贏我之後會大笑，這會讓我狂怒，我不止一次扔下球拍，哭著跑開。我沒有為這種行為感到自豪，但那種感覺卻根深蒂固地留在了我的心裡，那是對我後來行為的一種解釋。她在我們一起打保齡球后才真正理解我所說的。佩妮的保齡球打得不錯，她在俄勒岡州立大學上過保齡球課，所以我把這個當作一次挑戰，而且我打算直面挑戰。我下定決心要贏，所以只要不是全中就會讓我暴躁。

最重要的是，她在學著理解與一個經營一家起步階段的運動鞋公司的男人結婚意味著生活拮据。不過，她卻成功地應對著生活。我每週只能給她25美元家用，她卻可以在預算範圍內做出可口的食物。我給她一張限額為2000美元的信用卡，讓她給我們的公寓添置傢俱，她順利買到一張小餐桌、兩把椅子、一臺真力時（zenith）電視、一張軟扶手的大沙發，沙發是小憩的理想選擇。她還為我買了一張棕色的躺椅，放在客廳的角落裡。現在，每天晚上我會45度角地躺在上面，天馬行空地思考各種問題，這可比美洲獅更舒服、更安全。

我習慣每天晚上躺在躺椅上打電話給父親，他也總是躺在自己的躺椅上，我們就這樣一一討論藍帶體育公司面臨的最新威脅。他顯然不再認為我的事業是在浪費時間。雖然他沒有明確表態，但似乎的確能找到我所面臨的某些"有趣"且"具有挑戰"的問題，他的判斷相當準確。

1969年春季，佩妮開始抱怨早上覺得難受，可能是因為食物不對胃口。中午的時候，她經常會在辦公室發怒。於是，她去醫院找醫生，這個醫生也是當初接生她的醫生，她發現自己懷孕了。

我們都欣喜若狂，但也同樣面臨全新的學習旅程。

我們的溫馨公寓完全不夠用，我們必須買一幢房子。但哪兒來的錢買房子呢？我才剛開始給自己支付薪水。我應該在城裡的哪個區域買房子呢？哪裡有最好的學校？我又如何才能在運營新公司的同時調查房價和學校的情況，以及其他需要注意的事情呢？我是否應該再回去做會計或老師，或者其他更穩定的工作呢？

我每天晚上躺在躺椅上，望著天花板，嘗試讓自己放鬆。我對自己說：生活就是成長，不成長就死亡。

我們在比弗頓找到一幢房子。它面積較小，只有150平方米左右，但周圍卻有4047平方米土地，還有一個馬廄和游泳池。房子前方是一棵大松樹，後方有一棵日本竹。我喜歡這裡。更主要的是，我認出了這裡。年幼時，妹妹會經常問我夢想中的房子是什麼樣的，有一天，她們給我一支鉛筆和一個本子，讓我畫下來。在佩妮和我搬進去的時候，妹妹翻出那幅舊的鉛筆素描，完全就是比弗頓房子的樣子。

這幢房子的房價是34000美元，我發現自己竭盡所能，所有儲蓄只夠支付20%的房款。另一方面，我還把那些儲蓄作為自己在第一國民銀行貸款的抵押品。所以，我去找哈利·懷特談論這個問題。我說我需要用我的儲蓄支付房子首付，但我會把房子作為新的抵押品。

"好的，"他說，"這件事情不需要詢問華萊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