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除了我由天津原來帶來的十幾名"保鏢"，我還在當時從蒙古、北京等處陸續共招來了三百來名青年，編成一支分三個隊的所謂護軍。不過這種編制是和過去在北京清宮裡的護軍不同，並不是皇宮警察的性質，而是一種變相的陸軍，不但擁有步槍、輕機槍之類的武器裝備，就是教育訓練等，也都是按照正規陸軍的方式去施行。當時任該偽統領的是偽上校郭文林和三個偽少校隊長，其中的兩個隊長都是拿我的親信來充當，並且還使我那心腹嘍囉頭目----偽執政警衛處處長佟濟煦親自管轄著這支偽部隊。當時，對這個隊計程車兵所灌輸的思想教育，都是以我為中心的絕對奴化教育，同時還時常使佟濟煦到隊裡進行所謂精神講話，對他們進行盡忠於一人的封建反動教育。一方面我還經常用賞賜的名義給他們以野豬、鰉魚、酒肉之類的東西，作為邀買人心的鉤餌。還把其中認為成績優秀的人，選送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去進行所謂軍事上的深造。固然日本帝國主義者，很快就發現了這個"漏洞"而把它堵死，但是我也送去了兩批一共四五個人到了日寇的"軍閥育成所"----陸軍士官學校。
不過是日本法西斯強盜們是絕對不會讓它的傀儡----我，能夠製造自己勢力的。
恰巧有一個星期日，當這批變相的陸軍放假出營的時候，在長春的公園內，因為遊船的關係，起初是和一個拒不賣票的朝鮮人發生了爭端，後來園中的日本人群起干涉並圍打這二十幾個人的"護軍"。後來日本鬼子越聚越多，於是發生了團體的鬥毆。日本鬼子放出的警犬，也被"護軍"踢死了。因為這些"護軍"都多多少少會一些我國的拳腳之類的武術，所以便以絕對劣勢的少數人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這時，日本人當中還有兩個橫行無忌的日寇關東軍參謀也受了輕傷。因此，就給日寇關東軍提供了尋釁的藉口。後來，日本憲兵隊用汽車從偽宮內府裡逮捕了很多的護軍，都給關押在憲兵隊內，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嚴刑酷訊，如灌涼水，用皮鞭抽打，並迫令他們裸體跳舞等等，而日寇則圍觀取笑。並且還打算把這件事擴大到"反滿抗日"的方面去。所以當日寇一把這頂"大帽子"祭了起來，我這個"畏日如虎"的偽皇帝便沉不住氣了，只好一再向吉岡安直（關東軍參謀、偽帝室御用掛）哀求，乞其轉圜了。結果是由吉岡代表著日寇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向我提出了幾項要求：1撤換負責人；2驅逐肇事人出偽滿"國境"；3派人向關東軍兩個參謀道歉和慰問；4保證今後永遠不再發生類似的事件。
當時我只有一一照辦，速求了事的了。
結果是，日寇對我尚算"開面"，把關在日本憲兵隊的偽"護軍"放了出來，於是我就抱著斬馬謖的心情，以行政處分的形式處分了佟濟煦，撤換了一個偽隊長並把那些"肇事"的人全部驅逐出"境"，才算是把這件事勉強平息下去。
事件固然在表面上，總算是以我這方面的屈服而告終，但日本帝國主義分子並不以此為滿足，還是一步緊似一步把對於我這個唯一的基本武裝小團體做了再接再厲的進攻。結果是不但把隊裡的步槍之類的武器全部收繳了去，而換上了僅夠支撐門面的為數有限的手槍，並把這個陸軍式的部隊編制也給改變為純偽宮中警察的組織，最後索性把偽宮內府警衛處長也給換上了日本人長尾吉五郎。不僅如此，連士兵也逐步替換了新人----他們認為可靠的人。
（3）我當時的日常生活
在我乍一嚐到當傀儡頭子的滋味以後，固然還認為不如當專制皇帝過癮，但由於飢者易為食的心理上的關係，也還覺得"慰情聊勝於無"而有些勃勃的興致。同時在偽滿初期，還有許多溜鬚捧盛的漢奸偽官吏能夠隨時地來見我。因此，我尚能每天從早晨九時起，便由我所住的緝熙樓到勤民樓去勤勉一次。可是後來，情況變了，我受日寇、特別是吉岡安直的限制，所以後來除了每週定期的偽總理和偽參議府議長向我做報告，那些溜鬚捧盛的偽官吏便不能隨便來見我了。所以除了在每次所謂正式接見和"特任式"，並關於一切所謂典禮上的重要事情，我對於勤民樓的興趣，也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因而也就以歪就歪地大倦其勤，同時也逐漸對於睡早覺就相對地感到了興趣。後來索性不每天到勤民樓去"盡勤"了，反正是到那裡去，根本也就是一種形式，什麼辦公不辦公，只要能按照日本關東軍所決定的事項，由它所派來的高階腿子----吉岡安直，把他寫在紙條上的話照方抓藥似的念一遍，就算盡到了頭號漢奸的職責。此外，對於"火曜會"（詳見後篇）所給內定的，更由偽國務院和偽參議府所通過的偽政策法令等，只要是它們認為應該叫我簽名的，我給簽上，應該需要我"裁可"的我就給寫上一個"可"字，就算是我百分之百地完成了自己的義務！
我因為既然無須乎到勤民樓去走形式，那麼，在我的寢室內，甚至有時我坐在恭桶上，又何嘗不能儘自己的"職責"？本來要我籤可的東西，只要在上面塗一個"可"字就行，差不多連內容都可以不必去看，並且也無須去看，因為看也等於白費工夫和徒勞自己的眼睛。所以我有時候，就坐在便桶上，從用人的手中，把一沓一沓的"裁可"檔案接過來，便用他給蘸好了的墨筆，寫個"可"字，就算是完事大吉，負責處理完畢。
不但是我積極地賣國投敵曾給我祖國人民招來了不可估計的災害；就是我在消極尸位的時候，也不知由於我的大筆一揮，曾給我們祖國東北人民造成無限災禍。不論積極也罷，消極也罷，我的罪惡是百死不能贖的。因為災難是事實，是鐵一般的無情事實！
自從我開始"倦勤"以後，我的遲眠晏起習慣便逐漸有了發展。最後則竟自到了非至深夜一兩點，甚至三點不睡，早晨則是除了有事情，非到十時或是十一時前後不起，每天兩頓飯的時刻也沒有一定，"早飯"大約是十二時至下午一二時都不一定。並且到了四五點鐘的時候，還得睡一個"中覺"，不到晚上七八點鐘是不肯離床的。因此，我當時的所謂"晚飯"差不多早者九時或十時，晚者非至十一十二時，一般人在好夢正濃的時候，我才能吃。
所以，在當時甚至還有人誤會我吸食鴉片。我認為這種誤會，並不是無因的，因為這種俾晝作夜的生活，就是在舊社會中也確是除了鴉片癮者，是太少見的。
此外，我在當時，還沉湎於佛學之中。因此，我就經常吃起齋來了。而後由於我對於佛學的造詣逐漸加深，我的吃素次數也就相對地有了增加，到了最後，簡直是到了見肉便皺眉的程度。那時我所愛誦的有關"輪迴思想"的詩，如：
"人吃死豬肉，豬吃死人腸，豬不嫌人臭，人反道豬香，彼此莫相啖，蓮肉生沸湯"等之類。
總之，一句話，在當時，我幾乎認為吃肉，簡直就是一種罪孽，甚至迷信地認為自己所吃的豬肉，就可能是自己死去的親人今世託生為豬的肉。所以在當時，在我的食桌上，差不多嗅不到葷腥的氣味。
我那時對於廚房的工作員也是極端苛刻的。經常是像防賊一般防範他們賺我的錢，除了使用比較親信的僕從，對於上市買菜的人，做特務式的秘密跟蹤，有時還用間接補助的方法，向我的弟弟妹妹們打聽：你們買一隻雞是多少錢哪？或是你們買一斤雞蛋得多少錢哪？等等，並且給予這些廚房工作人員的工錢，也是限定在很低很低的框子內，特別是在偽滿末期物價飛漲的時期，我所付出的工資簡直還在一般普通工資之下。不但如此，除了在給我做飯做菜時，經常派人去監視他們的清潔狀態如何和嚴稽其有無軌外行動，每當我認為所做的菜不很可口，或是有什麼不潔之物混在菜裡時，便一聲令下：罰某人某人幾塊錢。當然在這種罰款的數目來說，既沒有明文的規定，也沒有什麼法的根據，只不過是隨心所欲地衝口說出幾個數目字而已。由於這種憑我喜怒的罰款，是時常有的，雖然也有時因為某某做的菜很不錯，而得到獎金若干的時候，不過是，遺憾得很，總是獎的時候少，罰的時候多，結果仍是固定在罰不敷獎的狀態之中。但是過去的那些位大師傅，也差不多摸著了我的脾氣，他們並不以受罰為意，也不以每月掙錢少為憂，因為他們是自有彌補這一漏卮的比較有效方法的，那就是，他們可以時常利用"請願"的方法，通過在我身旁的使用人的嘴，編出一些理由來，向我請求補助，在當時把這種"請願"叫作"求恩"，我對於這一點，倒是差不多有求必應的。這也就是工錢既少，罰款又多，規矩又嚴，監視又緊，而他們尚能勉強和我相安無事的原因之一。
除了我當時的飲食起居確是處處與常人殊，還有一樣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是我的嗜藥成癖了。這種所謂嗜癖，並不專專限於服用一方面，而是更兼有聚集收藏之癖的。在長春雖然已經沒有像北京清宮那樣的御藥房以及太醫院之類，但也有我自用的漢藥櫃和西藥庫以及儒而兼醫的老侍醫和一呼即到的所謂西醫給我做著日常的伴侶。在我的那個漢藥櫃內，不但是把差不多的藥材都準備得齊全，幾乎每次抓藥時，都可以用不著出門到漢藥鋪去買，就可以供我隨時的受用，甚至在偽滿末期，普通藥鋪的缺貨如犀角等等，我都是綽有餘裕，無須擔心。至於西藥，不論是內服、外用，或是注射等等，也是應有盡有，豐富異常。特別是德國"拜耳"的藥和日本的藥。我就是這樣以兼收幷蓄死藏為樂的。
在我服漢藥時，不但是自己經常擅於改竄大夫所開的藥方，甚至還有自開自飲和給別人硬開藥方的時候。對於西藥則主要是專靠德國拜耳藥廠所出的小冊子，來作為掌握西藥的最主要根據，對於醫生的意見，反倒把它列在聊資參考的地位。並且我還打破了一般人所常愛說的恨病吃藥的範圍，而是進入了無病吃藥的特殊範例之中，光是注射荷爾蒙就是一天一針地注射了不計其數。至於幫助消化，健體衛身的藥，更是幾乎無日或離的了。
總之，在當時藥類對於我，就幾乎同我每天不能不吃飯、不喝水差不多，它已成為在日常生活中經常不能離開的必需品之一。
此外，我還想把我在當時的生活之中，最為愚蠢得可恨同時又奇怪得可憐的一個突出的實際例子作為本項的最後介紹吧！
有一個時期，我因為迷信於坐禪的方法，便時常關起房門靜坐，因此，便最怕在附近發生一些什麼雜音。不過是在那時，我在庭院附近養有一隻仙鶴，一般服侍我的人，當然是在"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的當時環境下，人人都屏聲息氣地連咳嗽一聲都怕驚了我的"入定"。可是仙鶴卻不然了，它不但不懂得保持極端的肅靜，反倒時常地以"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的高鳴，毫不客氣地來驚動我。我於是就派幾個專人，輪流地去監視仙鶴的"軌外行動"。我並且還給他們定出嚴厲的罰則來：如果鶴鳴一聲便罰他們五角錢。因此，這幾位"控鶴專員"都吃了苦了。想要用布條纏上仙鶴的長嘴，又怕受到"謀殺仙鶴"的罪，不纏上吧，仙鶴是有隨時引吭長鳴的"天賦自由權利"的。不過是，他們卻有"窮思通"的好竅門的，他們終於在幾次受罰之後，掌握住鶴鳴的生理慣態，於是就在長期的積累經驗之下，得到了一伸頸就用小棒敲的科學方法。從此這隻仙鶴則是飽受了縮頸啞子之苦，而我則是得到了萬籟無聲的參禪妙諦。h3四、國際聯盟調查團/h3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偽滿傀儡政權剛一成立之後不久，便由當時的國際聯盟派來了以李頓為首的調查團到東北來做調查。
固然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操縱下的這個調查團到東北來是別有用心的，並且儘管在西方國家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是存在有某種程度討價還價的隱蔽意圖在內，但不論怎樣說，在當時到東北來做實際調查的這個國聯調查團，則是以調查日寇侵略罪行為任務而來到東北從事實地調查的一個國際團體。可是當時的我卻完全和日本鬼子走上了一條道路，簡直是不顧一切地給日寇當上了傳聲筒和宣傳工具，竟自甘心在日寇的轡勒之下，厚顏無恥地向調查團說出了彌天大謊：硬把手執武器侵入自己祖國東北神聖領土的狗強盜說成不是侵略，而是仗義執言，並死也不肯放口地說日本軍隊純粹是為了替東北三千萬人民來掃除張氏父子的秕政而興的"義師"。所以東北人民才如"撥雲霧而見青天"地建立了滿洲國這塊"獨立自主"的新"王道樂土"。同時那幫漢奸大官也都和我一樣，也都是各如其分地在"一德一心"的鬼名詞尚未出現在偽國字典以前，就把"一德一心"的實際行動，活靈活現地表示出來了！
在當以英國李頓為首的國際聯盟調查團來見我以及到偽滿各處調查時，都有日寇關東軍將校跟在一起，寸步不離。這說明日寇是一面利用漢奸，一面是賊人膽虛，防範極嚴，恐怕走漏了日偽的罪惡秘密。而我更是一意仰日本主子的鼻息，而欺騙了國際聯盟調查團。
這隻能說以我為首的這幫漢奸，難道不是為了要去舔一舔日本鬼子殺害自己同胞的鮮血殘渣，才這樣喪心病狂地拼命給民族敵人打掩護？這不是完全成了日寇的忠實走狗，甘心和全國人民以及全世界愛好和平的、正義的人民為敵嗎？
當然，凡是帝國主義國家，都是一丘之貉的壞東西。日寇想要獨佔我國的東北，把它變成為它的殖民地；而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也是滿心裡不願意日寇獨吞這塊肥肉，但又在扶日反蘇的一貫陰謀方針下，更不甘心替那腐朽無能的當時南京政府去過分得罪那另有妙用的日本帝國主義；並想能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醞釀出一種兩下讓步的緩和空氣來，好形成它們犧牲中國利益，給日本一些便宜，因而另外製造出一個在它們操縱之下的"國際共管"新局面來。而達到既可抑制日本愈鬧愈甚的瘋狂野心，又可把東北這塊所謂的肥肉用分贓的辦法，藉以維持一下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均衡狀態。
話雖如此，但是我這種幫助日寇來共同欺騙國際聯盟調查團的態度，則確確實實是一種利敵賣國的嚴重罪惡行為！
不但如此，而後我還更進一步地忠實執行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罪惡侵略政策，更卑鄙無恥地用我的名義派丁士源到日內瓦去替日寇的侵略行為做顛倒黑白的辯護，硬把日寇將東北攫為己有、變成為純粹殖民地這種鐵一般的事實，說成是"日本並沒有干涉滿洲國的內政"，還把傀儡的漢奸政權說成為"獨立自主的新國家"。並且要求他們承認偽滿。像是這種喪盡民族氣節、背叛祖國人民到底，蓄意欺騙世界人民的滔天罪惡行為，除了拿甘心賣國求榮，不擇手段來做解釋，是絕對不能再有其他的話可說的。
特別是日寇為什麼要在國際聯盟調查團到來以前，就手忙腳亂地要把偽傀儡政權快快地組織起來？因為不如此，等到這個國際聯盟調查團來到之後，日寇的這次侵略行為便會完全站不住腳，日寇便沒有在世界輿論面前做狡展的餘地。這樣，即使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並不是對於中國有什麼"仗義"的好心腸，那麼最小限度，也不會讓日寇從那時起就從心所欲地把這塊殖民統治地盤蹂躪達十四年之久，至不濟也能使我東北的父老兄弟姐妹少受多少地獄般的痛苦。同時也不至於使日寇安安穩穩地把全東北利用為它的有力軍事侵略基地，那麼，對於我國的全盤侵略行動，也不會竟自到了那樣嚴重的地步。回想起來，漢奸的幫兇罪惡，特別是我的助桀為虐的罪惡，真是百死莫贖的滔天大罪！
我常想只要把我前半生中的無數罪惡，挑出其中一件來，就充分夠得上被處極刑，可是現在的我，卻在祖國人民政府的父母般的人道主義待遇下，過著學習改造的認罪自新生活，真使我不能不痛定思痛地來恨我自己的過去，痛悔我過去的前半生。也使我不能不想到這裡，有時就忍不住地要流下那慚感悔恨交併的淚！
祖國人民，我真是萬萬分對不起你們！
我真是萬萬分沒有向你們抬起頭來的勇氣！
真是欲報之德，除非是"春蠶到死絲方盡"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