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從"龍潭虎穴"中"搭救"出來。

在那悠久綿長的過去歷史中，

恐怕沒有這樣"動人"的"奇事"吧！

那一天的蒙古風，

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共工"這個古人，

曾把天都給碰塌，

把地都給弄裂。

不要像漢劉邦那樣，

在自作的《大風歌》中，

徒然地嘆息著

----得不到猛士吧！

要知道：

現在還有我這個"禿頭老翁"哩！

他還在這一天的日記裡，記了一大段自吹自捧的無恥文字。因為他的那段"佶屈聱牙"的"古文"已被潘際垌先生給譯成"活靈活現"的現代語言了，我就把它抄錄在下面吧：

"十一月初一，共產黨散佈傳單和平民自治歌，又發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傳單各幾萬張。初二，西方報紙說，馮玉祥將要採取第三次圍攻北京的行動。皇帝召我去談話，而且叫我趕緊另找房子搬出來。初三，陳寶琛和羅振玉來，秘密地談了一些情況。陳說：'非常緊張！'於是我們就決定請皇帝住進德國醫院。當日午飯後，我到什剎海的醇親王府去，在鼓樓遇見陳的馬車，車上的人告訴我：'皇帝已經到蘇州衚衕去啦！'這樣我就趕到蘇州衚衕，沒有見著人，因此我又到德國醫院。上了樓，我看見皇帝在窗下徘徊，只有陳寶琛一個人陪著。陳對我說：'莊士敦已經到荷蘭使館、英國使館接洽去了；張文治也趕緊報告醇親王去了，都還要回來的。'我就請皇帝住進日本使館。皇帝命我先跟日本使館方面的人談一談，於是我去拜訪竹本，告訴他皇帝已經出來了，就要來啦。竹本跟他們的公使芳澤謙吉一談之後，對我說：'請皇帝自己決定他的行動吧！'這時候，突然颳起了大風，黃沙蔽天，幾步以外，就什麼都看不見了。我回到德國醫院，恐怕用汽車不聽使喚，商議請皇帝坐馬車；又怕醫院門前人多嘴雜，於是叫人把馬車拉到後門口，一個德國人拿了鑰匙跟了去開門，一個護士領著皇帝下樓，開後門，上馬車。由我和一個童僕陪著皇帝乘坐。原來從德國醫院到日本使館有兩條路，都有一里多長。一條是從東交民巷東口往北走，一條是往北先經過東長安街，再往南走。我大聲關照馬車伕道：'再到日本使館去！'馬車伕貪圖往北走的那條路近一些，於是趕著馬車過了東長安街。這時皇帝嚇得叫了起來：'街上很多中國警察啊！你們為什麼要走這條路呢？'可是馬車正在飛快地賓士著，已經來不及掉頭。我說：'沒有多遠的路，誰能知道馬車裡會有皇帝呢？請皇帝放心吧！'等到馬車從東長安街往南拐，我又對皇帝說：'這裡已經是使館地界了！'這樣我們就進入日本使館。竹本、中平兩個日本人，把皇帝迎進日本兵營；跟著陳寶琛也來了。當我們的馬車走過東長安街的時候，大風又刮起來了，飛沙走石，馬車幾乎都沒有辦法前進一步了。我們在昏暗的光線下走進了屋子裡，休息了一會兒。皇帝說：'醇親王府只知道我是去德國醫院的，莊士敦、張文治一定會到醫院找我的，最好通知他們一聲。'我於是又到醫院，這時醇親王載灃等人都已經到了那裡，就請他們一同去日本使館。來探望皇帝的大臣也有幾個人。皇帝命我去通知段祺瑞，又命張文治去通知張作霖。於是我回家寫了一封信給段，叫我的兒子鄭禹親自送去。到了夜晚，風停了，滿天星斗。我的兒子鄭垂、鄭禹帶著點心、水果到日本使館去，獻給皇帝享用。日本公使芳澤謙吉把他自住的三間房子，作為皇帝的寢室。這次侍候皇帝的童僕是李體育，十四歲。馬車伕是王永江，助手名叫王小龍。"

他那兩首詩和這一篇日記中，處處都表現了他的一貫敵視祖國人民的反動思想意識，也充分表現了他和日本帝國主義互相狼狽為奸的內幕概況，還表現了他那迷信天命的頑固思想和甘為"一姓家奴"的封建統治階級的反動本質；同時，也把我在當時的害怕祖國人民群眾和依靠帝國主義國家的卑賤醜穢嘴臉，一齊暴露無遺。就是後來到了天津，以及最後到了東北當了漢奸後，我和他們的賣國奴嘴臉，也都是可以由此類推，看得一清二白。所以，我認為抄錄上記這些東西，正可以拿它們當作一面"照妖鏡"來看，可以讓那副在過去見不得人的嘴臉，從這些自供中，自己把自己刻畫出來。

我還認為，從我出宮的這段記述中，還可以清楚看出馮玉祥將軍的這次行動，是完全符合我國廣大人民的普遍意志的。就拿鹿鍾麟先生在當時所說的"宣統太不安分了！"這句話來說，再拿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後的種種罪行來看，就足以充分證明馮將軍的這一行動，是出於為民除害的本心，是百分之百的正確。因為我的確是太不安分了！

此外，從這一整個事實過程中，既可以清楚看出帝國主義者的種種陰謀詭計和那幫所謂遺老的一貫反動本質；也能夠清楚看出帝國主義分子和反動封建殘餘分子之間的一些勾勾搭搭情形；還可以看出北洋軍閥和清朝反動統治殘餘勢力的"一蓮託生"本來面貌；特別是資產階級革命不能徹底的根本原因，也可以從這些事實中約略看得出來。歸根到底一句話：馮玉祥將軍的這次行動，確是大快當代人心，確是能夠符合我國人民大眾長遠利益的一件事。這就是我從撫今追昔的反躬自省中，得出來的結論。

二、日本開始對我伸出魔手來了

固然在以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魔爪，便想伺機抓住我，並且我也曾通過那些遺老的媒介，向他們做過一些無言的意會心照，而和他們發生了"一點通心"的"靈犀"作用。不過是我在那個時候，仍是可以"東家食、西家宿"地自由徘徊於日、英兩個帝國主義者之間的一個身子，還沒有把自己的身軀，一頭倒在單方面的懷裡，所以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對我還得保持著相當"客氣"的態度、相當的距離。例如，在我尚未決定赴日本公使館以前，芳澤謙吉曾裝模作樣地對鄭孝胥表示過："請'皇帝'自己決定他的行動吧！"像是這樣的語氣，可見他們那時對於我，還只是第一步想要把我當作他們"藥籠"中的"預備物品"，所以還得做出表面上的遮遮蓋蓋。如果是從芳澤的語氣中去做分析，可以看出：他分明是滿心期望著我能夠投到日本公使館裡去，但為了要在表面上站穩日帝在國際外交上的立場，所以才故意扭扭捏捏地說出"讓你自己決定行止"的話來，這正是日本帝國主義一貫擅長的狡猾外交辭令。他們是唯恐我國不亂的，所以才有縫就鑽地儘量施行他們對民族感情的挑撥離間奸策，甚至還公然物色、培育和收容我國的一切反動分子，以供他們在將來所謂必要時選擇與利用。例如，當我到了日本公使館之後，還曾親眼看到曹錕的心腹王毓芝（蘭亭）就在日本的"保護"下，過著亡命政客的使館寄生生活，而這僅是我所能看到的一個例子而已。至於在所謂公使館界內、租界區域內和"附屬地"內專門做"寓公"的人，在當時真是指不勝屈，到處皆是。總之，這些帝國主義在我國內的勢力圈子，正是形成了一連片藏垢納汙的大大小小"逋逃藪"。從這些歷史廢物垃圾箱中，經常放出種種的毒素來毒害自己的祖國人民。帝國主義者就是這樣地利用他們在我國的特殊權力，來蒐羅、製造一批批能供他們驅策的利用工具。而我則是在封建殘餘和帝國主義的互相吸引作用中，自投羅網地滾到他們的魔掌中來。從此，我不但開始變成了他們所豢飼的"籠中鳥"和任其宰割烹調的"俎上肉"，並且還愈陷愈深地成為罪惡泥沼中的"中心人物"。古來曾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民族諺語，我就是在那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開始"馬失前蹄"的。以下我想從我的這一初入"魔穴"說起。

我到了日本兵營見了竹本以後，不大的工夫，日本公使芳澤就來了，於是就把我"殷勤"地接到日本公使館去住。芳澤還對我故弄玄虛地說，對於我住在日本公使館，必須向他的政府拍電報告之後，聽候正式指示。過了幾天之後，他又故意鄭重其事地對我買好道："現在日本政府已經對你避居日本公使館的事情，正式予以認可，並承擔對你的'保護'。"其實，這件事，早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一個公開的秘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一貫包藏禍心誰不知道？它那種假惺惺的態度和它那既得便宜還賣乖的行為，誰還能看不出？況且我國當時各種報紙，真可以說幾乎沒有一家不對日帝的野心與陰謀，做義憤填胸的筆誅墨伐和痛快淋漓的揭發暴露。只是我和那些遺老之類，由於始終是站在反動的階級立場上，所以才在"痰迷心竅"的不治症狀中，不但根本看不出它的毒謀辣手，聽不進祖國人民的齊聲怒斥和大力警告，而且還處處害怕人民，和人民相遠，而專門想認賊作父，和自己祖國人民作對到底。這就是隻顧自己眼前的所謂一己私利而置一切於不顧的反動階級本質在作祟。足見這種反動階級本質，它是怎樣能夠毀滅一切的可怕東西，可恨東西！

三、日本公使館裡的"小朝廷"

那個芳澤公使不但是義形於色，他把他自己所住的三間房子騰出讓給我住，他的妻子也為我拋棄了她那公使夫人的架子，親自出來照料一切，並"彬彬有禮"地接待我。

芳澤謙吉也和《順天時報》採取了一致的論點，對我表示了充分的"同情"和"支援"，還另具深心地對馮玉祥將軍的這一站在人民立場的正當行為，做了歪曲。他的目的是什麼？不問可知，挑撥、拉攏、買好、賣乖樣樣俱全。可是在當時，這個早被反動階級本質給支配得服服帖帖的我，不用問，當然是認為唯有日本帝國主義者，才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後來，芳澤把另外一所小樓房整個騰出來供我和我的家屬住。於是在日本公使館中，又逐漸具備起具體而微的"小朝廷"面貌來了。在那所小樓房中，既有過去曾在"清宮小朝廷"內當過"侍衛"之職的宗族人等輪流"值班"的專用房間；也有特為那幫遺老----陳寶琛、鄭孝胥、羅振玉、王國維、楊鍾羲、袁勵準、朱汝珍、柯劭忞、商衍瀛等做聚議協商之用的特設房間。此外，還有男僕十餘名，太監三四名，老媽、使女並廚房工作人員等的居室......"小朝廷"的空架子，又算是在日帝勢力範圍內重新搭起來了。

既然在日本公使館中，許可我"開疆闢土"成立了一個又小了一號的"小朝廷"，那麼，所謂的皇帝排場，自然更需要努力恢復並繼續保持下去的了。而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對於這一點，倒是頗能"體貼入微"和多方"趕來湊趣"的。他們也居然都板著面孔，同樣"皇帝"和"皇后"地叫著。

日本帝國主義者尚且對我如此，那些王公、大臣、遺老，自然更是不肯落後而感奮興起地麇集在我的周圍了。他們依然是和在清宮時一樣，"臣"和"奴才"不絕於口，磕頭禮拜不絕於目，"小朝廷"的威風煞氣依然如故地存在著。所不同的，只是把紫禁城的地點，移到東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館裡罷了。

在一九二五年的元旦（春節）那天，我還是在我當時所住的樓上小客廳內，緊靠著南牆----因為房間雖小，還要保持"天子南面而立，臣庶北面而朝"的體統----擺上了一個"略式寶座"----普通的洋式椅子，而高坐其上受著曾經一度中斷現又恢復過來的三跪九叩的"大禮"。雖然房小人多，不免使多猶過江之鯽的袞袞諸公暫受些擁擠之苦，而且也把"咫尺天顏"弄得更縮近了不少，但也因時制宜地採用了"多分批，少擠人"的權宜之計，解決了當時"朝賀"上的技術安排困難。不過是，在那"依稀風景似當年"的、差強人意的"元旦慶典"之中，卻發生了一件使唯心論者皺眉搖首的----所謂"小煞風景"的"乾號事件"。

曾經當過中華民國成立多年之後的清室內務府大臣的金梁，當然在這"遺老大至，王公鹹集"的"小朝廷慶典"中，絕對不會少了他的這一份的。不過是在他隨眾跪拜如儀，禮成退下之後，他卻不甘於在磕完一頓頭之後便平平凡凡地登車回家，而想要特別顯露一下他的"出類拔萃，不同凡響"的地方，於是便在那擠得透不過氣來的樓下小會客室中，放聲乾號了幾聲之後，分開了目瞪口呆的王公大臣，掩面匆匆走去。如果是表演到此便算是閉幕的話，那麼，這位金大臣所扮演的這出"哭朝"好戲，也只能算是演了一半而有"功虧一簣"之嫌，所以他就在過了一兩天之後，把這出"哭廟"的始末緣由和自己的"肝腸肺腑"，都在《順天時報》的文藝欄中，以金梁的真名實姓，投了一篇"五言古"的詩稿。詩的原題現已不能記憶，只清清楚楚記得其開首的四句：

元旦朝故主，不覺哭失聲。慮眾或駭怪，急歸掩面行......

雖然這四句，只能算是這首詩的一個冒頭，未能以"一斑"而概"全豹"，但我認為在這四句一共二十個字中，也已經足夠描繪出這位金息侯老先生的整個反人民而甘為一姓家奴的沒有出息的形象了。他不但沒有出息，而且還很卑鄙與狡猾。因為他那首登在日本帝國主義機關報上的詩，不但可以給他的"哭朝"好戲，添補上一段帶有所謂"藝術"性的"很好"尾聲，還可以把他的"耿耿孤忠"傳遍他們的"士林"，甚至海外瀛寰哩！

此外，我認為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我二十歲整生日的時候，芳澤夫婦和日本公使館參贊以及武官等都曾來向我致賀。這還不算數，芳澤還"慷慨"地把他樓下自己專用的大客廳騰出，臨時借給我做"坐朝受賀"之用。雖然在該大廳中央，也不是"寶座"，仍是以一把普通椅子暫供我坐，但是這並沒有妨礙我高踞其上，坐受那幫封建餘孽的"排班羅拜"。

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對我既是這樣"體貼照顧"；而列位王公大臣對我又是如此"未能忘舊"，那麼那位曾給英國公使"拉縴"未成，致使我成為日本公使館中"嘉賓上客"，而悒悒於心的莊士敦先生，當然也決不肯示弱於人而甘拜下風的了。於是他便大掏自己腰包買來了不少西洋點心和洋酒之類，而且還替我邀請了當時在北京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公使、館員以及他們的家屬等，在日帝的魔窟中，為我大辦"二旬正壽"。不但是杯盤狼藉地鬧了大半天，我還收到他們很多的壽禮呢。

就是在平日，我在日本公使館中的"寓公"生活，也並不感到怎樣悽清與寂寞。除了和近水樓臺的日本人時做往還，莊士敦也曾帶我到其他各帝國主義公使館去做訪問。英國公使也曾招待過我和婉容以及陳寶琛、鄭孝胥等共進午餐，等等。在當時，我還覺得這種火山口上的生活，比起紫禁城內的宮中生活，還怪不錯的哩。

四、在日帝魔窟中的一些零星迴憶

我從三歲起，就一直過著"深居九重"的宮廷生活，根本就不可能有隨便走出警衛森嚴的紫禁城，而到市街上去開開眼界的機會。最大限度，也只能是在我十七八歲以後，偶爾在車隊魚貫跟隨的大排場下，到我父親、岳父、老師或叔父家中，或是到頤和園之類的地方，去做那難得的訪問和難得的遊覽。至於北京的市容是怎樣，北京街道是土馬路還是瀝青路，什麼店鋪在賣著什麼東西等，我一向是隻有耳聞並未目睹。因此我就常想：如果有機會的話，我非得到北京市內各處看一看不可。

到了日本公使館以後，我認為這正是大開眼界的良機已到，於是就在某一日的深夜十二點鐘以後，等住在樓下的日本警察睡熟的時候，我悄悄帶上一兩名用人，各自騎上腳踏車，躡手躡腳地溜出了日本公使館的大門，偷偷到市內各處去做"無人之境"的黑夜車上觀光。不過，當時在我心中，是存有一種互相矛盾的感覺：一方面是抱有"多年夙願一旦實現"的快感；一方面則是抱有"如果被市內巡警識破了我的'廬山真面'那就糟了"的害怕心情。所以每當"溜號"的時候，我總是在頭上戴上一頂獵帽，身上穿上運動用短衣褲，提心吊膽地對市容做"車上的觀花"。因此每當我經過警察的崗位時，總是要兩足緊蹬車輪，俯首急馳而過。

有一次，我騎車到了東安市場、紫禁城外和地安門外的一帶地方，在東安市場那裡，早已是客散攤空場門緊閉的狀態，因此我只能是在那路燈暗影下，抬頭瞻仰瞻仰我向往已久的東安市場概略輪廓而已。再當我到了住過十七年之久的紫禁城外時，不由得把我那滿腦袋的反動階級本能----滿心想要恢復"祖業"、復辟清朝的迷妄政治野心和對馮玉祥將軍的仇恨都緊緊結合到一起，於是我就像是瘋子似的下了腳踏車，向那座已經深深融入夜幕之中的黑魆魆的紫禁城北門----神武門拿出"悲愴激烈"的蚊子般聲調，說了一聲意味深長的"再見"。當我把那股"無限激情"發洩完了之後，登時又覺得心中空虛起來，然後就像是做賊一般，賊頭賊腦地趕緊跳上了腳踏車，抱著感慨無量的心情，急急忙忙離開那裡，繞過了景山，順著寬闊平坦一直向北的馬路，穿過了地安門，經過鼓樓西側，往西向著什剎後海我父親的家門口馳去。到了那裡之後，很想出其不意地跑進去看一看我父親和我祖母，但又轉念一想："這可不得了，這事情如果被馮玉祥將軍得知，那還了得！"於是又把心一橫，連忙扭轉車頭，頭也不敢回地一溜煙離開了什剎後海。

我還如法炮製地到過聞名已久的前門和大柵欄等處。

這種擔驚害怕的"深夜遊覽"，一連偷偷做了好幾次。最後的一次是，當我遊興闌珊回到日本公使館的大門口時，忽見那扇一向通宵不閉的大門，這次卻緊緊關閉起來。我無法，遂繞到後邊的小角門那裡，不料那小角門也同樣關閉著。最終不得不硬著頭皮去叫門，這才由看門的中國人給我們開門放我們進去。後來聽我的用人對我講：公使館的人，已經知道了我夜間私自外出的事，並且對此也有了防備。我聽了這話之後，從此便再也不敢黑夜私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