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我十九歲的時候，正是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和奉系軍閥張作霖在打內戰----第二次奉直戰。這時，直系中的馮玉祥忽然發出了"停止內戰"的宣言，便班師回了北京，把當時的"賄選大總統"曹錕監禁在"延慶樓"內，徹底弄垮了吳佩孚的勢力，並在北京成立了以黃郛為首的臨時內閣。這時，駐在紫禁城外的"內城守備隊"（該部隊先為陸軍十六師的一部，在直系當權的時候，是否歸"少軍統領"抑或"衛戍司令"管轄，我現已記不清了），也被馮玉祥軍隊予以改編。這個訊息是當時的內務府大臣紹英和榮源報告給我的。
如前所述，我曾內心暗自考慮過：這樣地住在宮中，遲早總會發生個人生命的危險。而現在，專門負責守衛紫禁城的部隊既被改編調走，不言而喻，第二步就會攤到我的身上。因此我就越發驚懼起來。我遂對我家中人說："現在內城守備隊既被改編調走，可能在最近就會出事。我住在這裡很危險，還是設法到外國使館躲避躲避才好。"但大家仍是認為：中華民國和清室簽訂的"優待條件"是早為"國際"所公認的，中華民國又怎能片面地來破棄它？同時，他們更極力安撫我，叫我安心。過了兩天，果然馮玉祥部下的鹿鍾麟就奉了馮將軍的命令到宮裡來了。
關於這段事，有一段很有趣的當時內幕話。
在將要令我退出紫禁城的前夕，當時的臨時內閣總理黃郛和警察總監張璧以及鹿鍾麟三個人，對於應當怎樣進行此事，曾做了一度協商。黃張兩人都主張交鹿去辦此事。於是鹿鍾麟就在心中盤算："最好不要打草驚蛇，必須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才行。因為在清宮中還有相當護衛的人，如果把事情弄僵，在宮中真個動起手來，那些外國使館又將要'借題發揮'來橫行干涉......"在決定了這一方針之後，大家又談到需要多少兵力的問題。於是，鹿鍾麟就向他們二人伸出了兩個手指頭來。
黃郛就問："要兩萬人？"
鹿鍾麟微笑著搖了搖頭。
黃又追問："那麼，兩千人？"
鹿又搖搖頭。
"難道只帶二百人？"黃又說。
鹿還是搖著頭，然後滿懷自信地向他們二人說："只需帶二十名手槍隊就行！"
在議定之後，第二天鹿鍾麟就率領著二十名手槍隊，自己也在身上塞上了兩顆手榴彈，和張璧一同進入清宮。
進入宮門後，他每遇到一個人便喝聲"不許動！"而把他"釘"在那裡，就這樣碰到一個人就"釘"住一個人地找到了當時的內務府大臣紹英，向他說明了這次的來意，並限定我須在二十分鐘以內離開紫禁城。
當然，這位官愈大膽愈小的紹英，忽然遇到了這樣一位武裝的"不速之客"，又聽到這樣斬釘截鐵的嚴厲要求，真不亞於忽然聽到晴天霹靂一般，立時手足無措起來。鹿鍾麟看透了這位內務府大臣的真正"本領"，於是就更進一步地威嚇說："現在已經在景山上架好了大炮，預定過了二十分鐘之後，就要向宮中開炮轟擊了！"少停之後又說："我可不能陪著你們一同犧牲在自己的炮火之下！"說著說著就猛然從懷裡把兩顆手榴彈掏出，啪的一下用力摔到紹英面前的桌子上。紹英一直活到當時，從來就沒有見過這樣的陣勢，不由得立時震抖了一下，面如死灰地吃吃說，當即報我知道，務請息怒稍待，同時又作著苦臉向鹿苦苦央求，希望再放寬一些時間，好給我留下收拾行李的工夫。鹿鍾麟看出他已完全屈服，便順水推舟地說："嗯，好罷。再放寬你們二十分鐘！"一面轉身吩咐手槍隊兵士說："告訴弟兄們，再以二十分鐘為限！"
這時，我正和我妻子等在儲秀宮閒坐談話，忽然看見內務府大臣紹英、寶熙和榮源等神色倉皇地踉踉蹌蹌走了進來，氣喘吁吁地對我講："馮玉祥現派鹿鍾麟、張璧來通知廢止'優待條件'，並限令皇上本日下午須立即離開皇宮！"
而後我的老業師陳寶琛、朱益藩和我父親載灃也都先後慌慌張張地趕到宮裡來；莊士敦也聞訊趕來，但走到宮門外遭到哨兵阻止未能進來見我。陳寶琛、朱益藩對我講：將和莊士敦商議，設法求外國駐京公使館來營救我。當他們走後，我立即表示願意接受馮玉祥將軍的要求，在四十分鐘以內離開紫禁城。
這時，馮軍方面已給我準備好汽車。第一輛坐的是鹿鍾麟，我坐了第二輛，婉容和文繡坐的是第三輛，張璧則是坐上第四輛，紹英等人則坐了第五輛。於是我們就"浩浩蕩蕩"地到了我父親所住的地方----德勝門內什剎後海北河沿的"醇親王府"。h3一、回到了醇親王府/h3當到了我父親家門口的時候，鹿鍾麟還走過來和我握了手，並問我："今後還是打算自稱皇帝？還是要當個平民？"
我回答說："我願意從今以後當一個平民。"他聽了這話以後，便對我講：
"好，那麼我們就保護你！"
張璧總監也和我握了手。然後他們更安慰我說，臨時政府絕不會對我有什麼不利的事情，還諄諄說明，現在既是中華民國，還同時存在著"清帝"稱號的不合理，並勉勵我仍可以以一箇中國公民的身份而為祖國效力。張璧還著重地對我講：
"現在既是成為一個公民，就有選舉和被選舉權。如果將來能為國家出力，也可能被人民選為大總統呢！"
我在當時，也就迎合著他們的心理，說了一套言不由衷的話，大意是：我本來對於廢止優待條件和廢除帝號，就認為是當然的事情。並說，完全同意你們的說法，等等。在當時，還有許多兵士等為我的這篇話鼓掌哩！
這時陳寶琛、朱益藩也見到了莊士敦，在他們的協議之下，當然是除了哀求帝國主義國家的遠伸"貴手"，他們是再不會有其他高明辦法的。於是莊士敦便去見那位荷蘭公使歐登科，求他對我加以"援助"，結果是荷蘭公使歐登科、英國公使麻克類和日本公使芳澤謙吉等，就到當時的我國臨時政府外交部向外交總長王正廷提出了公然干涉我國內政的無理要求，公然蠻橫無理地要求必須保證我個人生命的安全等。從這裡也可以充分看出帝國主義國家對於那一小撮封建餘孽是怎樣地痴情未斷、藕斷絲連。同時，也可以充分看出封建殘餘分子對於帝國主義者如何串通勾結、相依為命的反動階級本質來。也可以由此認識到，在反人民方面，他們彼此之間的"相需相求"關係，竟自到了怎樣程度！
從這以後，我就住在我父親家中。表面上，固然是在馮玉祥軍隊的保護下過著"風平浪靜"的生活，不過那表面上的平靜，並不等於真個地平靜無事。在那些位所謂"遺老"的庸人自擾的東奔西走中，在那帝國主義分子"見縫下蛆"的陰謀策動中，在我那惶惑不寧、疑心暗鬼的"閉門思過"生活中，種種反動因素都在不斷醞釀並四下匯積著極不平靜的暗流。並且潛伏著的各種毒素，還正在蘊積著一股含有爆發力的暗力----爆發罪惡的潛在力量，而這種力量正在日益活潑和表面化。
當然，在斷絕了醇王府和外界一切交通的頭一兩天，是找不到什麼反動跡象的，但在恢復了和外界的聯絡以後，我那幾位老師和鄭孝胥、羅振玉等便陸續趕來見我。有一天，鄭孝胥竟把日本駐北京公使館的一個換上了便衣的武官和一名日本醫生帶來見我。並叫我藉口有病，以必須赴醫院就醫為名，第一步先脫離我父親的家，第二步便可以把我送到日本兵營內去住。併力說唯有如此，才能保障我的一身"安全"，才能免遭馮玉祥的"毒手"。但是自我父親以次的家屬人等，都反對我這樣做，認為這是一種盲目冒險的行為。他們的意見是：住宅周圍都有"馮軍"把守，各門口更是監視森嚴，另外在附近還有好幾道崗哨線，如果貿然出去，遭到阻止反為不美。特別是如果藏藏躲躲而被查出，那就越發自找苦吃了。還有一種意見是：如果在我脫出以後，馮玉祥向他們要人，他們又怎能負起這一重大責任？我也認為我家人的這種意見是穩妥的。儘管我在當時心中也很不安穩，但也認為這種"孤注一擲"的方法過於冒險，便沒有聽從他們的勸誘，而使鄭孝胥和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陰謀計劃的第一步沒能立時實現。
這時，日本方面的機關報----《順天時報》也別具肺腸地寫出了一連串對我表示"支援"和"同情"的文字；還極力對馮玉祥將軍讓我"出宮"的這一事實做了歪曲。例如，故意使用"逼宮"之類的煽惑性字眼，並編造出"老太妃流血殉清朝"等的無稽謠言來。這都是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對我國一貫使用的陰謀毒計，為了要鑽一切可鑽的空子，便無孔不入地在等待著，並製造著往裡鑽的機會。他們是唯恐我國不亂，唯恐我國各族人民能夠團結，所以他們不論何時何地，決不肯輕易放過所有一切可乘之機，真是時時刻刻也沒有忘掉挑撥、離間、拉攏、誘惑等的陰謀活動。特別是大力培植、利用民族叛徒這件事，更是他們處心積慮的重要目標之一。所以，在這個時候，他們的陰謀詭計的矛頭，整個地指向了我。
跟著羅振玉又走來告訴我，說他已到日本兵營見了竹本大佐，曾求他設法保護我一身的安全，並居功地得意揚揚對我說，竹本已經答應了他的這一要求。還說，竹本將派幾名日本憲兵，時常騎馬到我父親家門口附近巡哨，如果發生將對我有什麼不利的情勢時，他們便可以立即向日本軍隊長報告，他就可以臨時派兵出來干涉，而把我接進日本兵營去。當我聽到了這一專門以外人為靠山的可恥訊息後，還覺得"賴有此爾"而心安意得哩！
不但帝國主義分子曾對我這樣"熱心關切"，就是封建軍閥----奉系的張宗昌，也在醇王府的"大管事"喀拉莽阿（張文治）的掩護下，穿上便衣化名為"李大夫"來見我，表示了他對我的"關心"與"同情"。
不久，馮玉祥的軍隊便撤去了，只留有警察在門外站崗。這時，陳寶琛、鄭孝胥、羅振玉以及莊士敦等更是爭先恐後地不斷到我這裡來，並極力對我講：住在這裡隨時都可能發生危險。並勸我不如趁馮玉祥軍隊撤去的機會，趕快先離開這個地方再說。結論是：唯有住在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區域內才能"安全"。他們的這樣主張，當然是最能合我心意的，於是我便和陳、莊秘密商議，最好先要瞞住我父親和其他家屬而悄悄從這裡脫走。
脫走計劃的第一步，是藉口赴麒麟碑衚衕探望一下較我晚幾天出宮的敬懿和榮惠兩位太妃----這時莊和與端康兩太妃已故去----當見了她們之後，仍舊假裝鎮靜地回到醇王府來，為的是免人生疑且使對方越發對我放鬆了戒備。第二步便是在第二天利用前一天早出早歸的"信用"，以出門看房子為名，並揚言等找妥了房子之後，便搬出醇王府。於是我就和莊士敦同坐一輛汽車，先到東交民巷的一家鐘錶店裡，假意看一陣表。目的是：因為那時我父親派來的大管事喀拉莽阿也乘車跟在後面，為要先甩掉他，我就在看錶之後聲稱身體不舒服，就和莊士敦一同去德國醫院看病，那位大管事雖然能陪同我看房，但卻沒有理由繼續跟蹤到德國醫院，於是，他就只好甘居被"甩"之列，把車開回醇王府向我父親報告經過去了。當我到了德國醫院以後，陳寶琛緊跟著也趕到了。莊士敦便主張我可以到英國公使館去住，於是，他就赴英國公使館辦交涉去了。後來交涉的結果是：英國公使麻克類以館舍狹小難容我們多人去住為辭，因之投靠英帝的道路沒能走通。不久鄭孝胥也趕到，鄭遂主張我可以赴英國以外的另外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公使館去求"庇護"，以免在英國方面撲了空之後束手無策。於是，更由鄭出頭赴日本兵營找竹本大佐去交涉。交涉的結果，日帝方面並沒有像英帝那樣"不開面"，我遂和鄭孝胥由德國醫院後門溜出，上了馬車徑直向日本兵營駛去。
這次的赴日本兵營去進行交涉聯絡和日本方面的"慨然應允"，都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早就由羅、鄭二人和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做好事先的勾結、拉攏。例如，前文中所說的羅振玉曾勾結日本武裝乘馬憲兵，使之橫行無忌地在我國首都內給我"尋風"，準備挑釁；鄭孝胥帶來日本軍官和醫生等，哪一樣不足以充分說明這一點而有餘？就以鄭孝胥在這一天----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即農曆的十一月初三日----所作的兩首詩和一段日記文來看，也就可以看出鄭、羅之流的真正心情來的。
兩首七言絕句的詩題為"十一月初三日奉乘興幸日本使館"。他還不怕麻煩地在題下加了註解："陳寶琛、莊士敦從幸德國醫院。孝胥踵至遂入日本使館。"
詩如下：
乘日風兮載雲旗，縱橫無人神鬼馳。
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無此奇。
是日何來蒙古風？天傾地坼見共工。
休嗟猛士不可得，猶有人間一禿翁！
從這兩首詩中，充分可以看穿這個鄭孝胥，究竟是一個怎樣頑固、反動和如何狂妄自負的民族叛徒來的。同時，封建統治者的一姓家奴形象，也可以從這兩首詩中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把他的這兩首詩，用現代語言加以"意譯"的話，那麼，就是這樣的：
趁著黃塵滾滾的狂風，
和"皇帝"坐上一部車子。
在那飛沙走石、路少行人的街道中，
飛快地"逃"了出去。
我居然把一位"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