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項內我已將如何受了我那英文教師莊士敦的影響，如何想要赴外國去留學，如何遭到了反對而作罷，如何竊運清宮古物，準備做他日留學經費的種種經過做了敘述，現在我想把在一九二二年我怎樣想要脫出"紫禁城"而赴英國留學的失敗經過記述於下。
當我和溥傑把那一批批的祖國人民文化結晶----書籍、繪畫和古玩等，從清宮中竊出到相當數目之後，我們便在協議之下，得出了一個結論：不如找個相當的機會，先脫出這座"紫禁城"再說。只要能夠溜出了這座小小城圈，便可以求得當時駐北京的外國使館幫助，而"正正堂堂"地赴英國去留學了。到了這個時候，即使再有人出來反對，在這木已成舟的既成事實下，也就可以不怕他們了。
不過是，怎樣才能從這既有隨身太監經常守在身邊，又有宮中各單位的太監等把守著各個宮門，宮廷外圍更有"護軍"的處處崗哨，在神武門外邊，還有十六師的一團武裝兵士持槍守衛著的環境下，衝出這重重疊疊的嚴密"包圍網"呢？
在我和我弟弟這兩個充滿封建反動思想的腦袋裡，除了知道盲目依靠外國人，是再也想不出什麼另外方法的。於是就在那"三十六計"之中，把依存帝國主義勢力作為"上計"。
首先，當然是要和那唯一讚同我出洋留學----特別是赴英國留學的莊士敦做初步的"請教"了。當然他是表示了絕對贊成。於是，我更進一步地託他給想個具體可行的辦法，他遂想出了一個"求當時駐北京的外國首席公使----荷蘭公使歐登科"的辦法來。於是，除了先由莊士敦預做準備，我更不揣冒昧地親自給他打了電話求他幫忙，溥傑也是不熟假充熟地登門面求他給予援助，結果是得到了他的應允。不過是，他的條件是：外國公使館的汽車無法開進宮中去，所以只能派一輛汽車在宮外等候。只要我能溜出"神武門"外，坐上了他的車，他便可負責使我能達到赴英國留學的希望，並且還把派車的日期、時間都約定好了。
因為得到了他這確有把握的答覆，我便興高采烈地連忙收拾隨身應用的東西，預備到了約定的夜晚，就可以設法混出宮去。預定脫出的路徑是，打算臨時開啟宮中西北部"延暉閣"附近的小角門，好從那裡逃出。因為從那裡走不幾步便是"神武門"。
第一步的工作重點，就是先須買通在我身邊的太監。買通的方法倒很簡單，只要拿出錢來就行。於是我便拿出相當的金錢分給了他們，他們也都欣然地接受了。也不知道是誰給走漏了風聲，遂把這一計劃的概貌傳到我父親的耳中。我父親在當時是有支配內務府大臣以下權力的，而遍佈在宮城內廊的"護軍"，又是在內務府大臣的直接統轄之下，於是就在我父親的一聲令下，登時紫禁城內外便全部臨時戒了嚴，斷絕了內外各門的出入。結果這一煞費苦心的脫逃計劃，便以完全失敗而告終。
在當時說來，這一失敗，確是對我的一個大打擊。就是在過了相當歲月之後，每一回想起來，還覺得相當遺憾哩。可是在現在，我已經認識到，那次的脫出如果成功，我當然是能夠到英國去留學，可是留學的結果呢？也只不過是越發多染上一些崇拜帝國主義的思想，而使我成為一個進一步醉心西風的人物。固然是我也許因此而不至於當上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但是，焉知道不會給英帝乃至美帝當上走狗？因為我那封建統治階級的反動思想本質，早是被證實了要和帝國主義者勾結到一起而和人民為敵的。不管它是英帝也罷，抑或是日帝也好，結果它們還不同樣是個帝國主義？充其量，也不過是躲了一槍而捱上一刀罷了。結果，同樣是會走向背叛自己祖國人民而且毀害自己的道路的。
我幼時的好奇心
因為我幼時在清宮中的生活，是建立在大家的"齊拍共捧"之上的，所以就把我弄得到了完全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程度。我當時的日常生活，可以說是在完全"無軌道"的情況下，想什麼便幹什麼，想到哪裡就做到哪裡，既受不到起碼的正當批評，也看不到起碼正常的榜樣，所以我在那前半生中，經常是在"不可以常理論"的狀態中，保持著任情任性和從心所欲的態度、作風。
很多人常常說我幼時富於"好奇心"，但是我卻不敢以好奇自居。當然就某種程度來看，也未嘗不可以勉強附於好奇之列，不過我當時的那種"好奇"，卻還不能和一般人所謂的好奇同日而語。因為我在當時所好的"奇"，在今日看來，都是些有違一般邏輯的離奇之事----也可以說是一些無意義的事。總之，我的毛病都是被那種不近人情的離奇環境，也就是被那"與常人殊"的統治階級特殊環境給製造出來的。
我想舉出其中的幾個例子作為介紹。
1.我的西餐
我在宮中時，習慣把西餐叫作"洋飯"。固然在當時我也曾"習聞其名"，但沒有能夠嚐到它真正滋味的機會。有一天，我終於下定"一嘗異味"的決心，便叫太監到當時的六國飯店----現在的北京國際飯店去買。結果是連做西餐的廚師和大批材料並刀、叉、盆、碟之類，都應有盡有地帶到宮裡來了。於是就利用當時"御膳房"的爐灶來做，一共做出了十幾種幾個人也吃不了的菜。做好之後，飯店裡的人說要到我吃飯的地方去擺設刀叉和佈置餐桌等項，當即遭到了有關太監的嚴詞拒絕，搖頭擺手地向他們說："那可不行，非由我們去辦不可，你們只要把菜做好就行。"於是，太監們便把做好的湯和菜，大盆、大盤子地一齊往上端，足足擺滿了一大桌子。我雖然"好奇"心盛，頗想飽嘗一回外國的風味，但因為它是外國飯，又不能不"自我慎重"一下，於是就想起了"君吃臣嘗"的"保險"方法來，先叫太監們去嘗一嘗那一大盤子"黏糊糊、黃澄澄"的東西----黃油和那"乾巴巴、異味撲鼻"的東西----"忌斯"（乳酪）。太監們奉命各嚐了一口之後，都不約而同地做著鬼臉皺緊雙眉說："啊！太難吃了，太難吃了！"我聽到了這樣回答，就使我的"好奇熱心"冷卻了一半。恰巧那次的湯，又是用烏龜做的，這在當時的宮中，連牛肉尚且被認為是"大五葷"中之一而不肯入口，現在居然把一大盆烏龜湯擺到食桌上面，真是聽到了這"烏龜"兩個字，就會讓人食慾大減，甚至還會使人覺得有些噁心，何況要把它吞下去呢。所以我就根本沒敢嘗試。別看這次，雖說是我"破題第一遭"的西餐，我並沒有怎樣去吃，而且這第一個印象，對我又不怎樣佳妙，但由於菜餚的出奇豐盛和太監們的趁機中飽，那一頓西餐，竟至花費了數百元之多。
我這次的頭一遭吃西餐，雖然以我的徹頭徹尾不識貨而告終，但在後來，卻以我妻子婉容的從旁幫助，才終於得到了吃西餐的起碼知識。那就是在我們結婚之後，有一天我對我那一妻一妾----婉容和文繡提議道："我們今天吃'洋飯'好不好？"當然她們都是極端贊成的了。於是就如法炮製，和上次一樣，把多得驚人的西餐端來擺滿一大桌子。正要舉箸（因為我尚不習慣於使用刀叉）來吃時，婉容見狀似乎是吃了一驚，於是就撲哧一聲笑了出來說："這樣吃法太'老趕'了，應當每人一份地分盛在盤子裡吃！"於是她就由分盛湯菜起一直到怎樣使用刀叉等為止，都做了"技術"上極其生動的說明，並做出了極富自信的實際示範動作。我在當時，固然覺得被這種技術上的問題束縛得很是彆扭，但從那次起，就逐次體會到了其中的"奧妙"，而學會了吃西餐的全套"本領"。
2.打電話的問題
我因為羨慕人家在家中安置電話，便在我所住的"養心殿"裡也安裝上了。是在哪年哪月安裝的，現已記不清，反正我記得是在我結婚以前的事情。在我正式安裝以前，在我身邊的那些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的老古董人物，也曾對此史無前例的"新事"做了大力反對。在他們說來，也是自認為滿有理由而振振有詞的。他們的第一個理由是：宮中從來就沒有安裝過這樣的東西。因此，不獨現在不應該安，就是在將來也不應該有。其次的理由是：以皇帝之尊，而隨便和外界用電話交談，殊非"君人者所以自重之道"，所以電話是不應該安裝的。不過我在那時年歲已不算小，並且是好奇心切，所以任憑他們怎樣咬文嚼字地給我扣帽子，我也是決心已定，概不再聽他們的那一套了。結果，他們究竟沒能拗過我，我終於安上了電話。
我安上電話之後，心中不由得高興異常，當然是要以"先打為快"了。第一個掠入我頭腦中的通話物件，就是在當時北京頗負盛名的"雜耍"演員徐狗子。於是連忙翻開電話簿來查，等接通了號碼之後，果然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前來答話，這時我心中突覺慌亂起來，也不管對方答話的人是否是我所要找的通話物件----徐狗子，更不管對方聽到了沒有，便匆匆忙忙叫了一聲"徐狗子"，趕緊把電話機掛上了。
自從嚐到電話的這種滋味之後，我便開始和我的家屬大通電話。既不管是深夜或清晨，也不顧慮對方的討厭與否，一談話就得談一兩個鐘頭。有時還在電話中放送"八音盒"等的音樂，以供他們欣賞。當時這個"養心殿"，簡直有些像有線廣播站了。
還有一次，我又想起了當時在北京劇界，被譽稱"武生泰斗"的楊小樓，便又往他家掛了電話。這次我已不像上次給徐狗子打電話時那樣心中無底，已經到了能夠鎮定心神而開玩笑的程度，於是便模仿京劇中唸白的聲調向對方問道："你是楊小樓嗎？"這時聽到對方也在笑著回答道："哈哈......您是哪位呀？哈哈......"我於是更用京劇白口說了幾句什麼話，便在對方哈哈大笑之中把電話機掛上了。
這兩次的利用電話開玩笑，還算是"不失其為天真"的胡鬧。但還有一次則是完全越出了開玩笑的範圍，而成為欺騙人的惡作劇了。有一天，我給一家大飯館打電話，向它訂了一桌酒席，並讓它給送到一個捏造的地方去。當然這家倒霉的飯館，一定是上當無疑的了。後來因為聽人說，捏造別人名義打電話，電話局是能夠調查出來的，所以我就不敢再這樣隨便濫用電話了。
還有一次，則是我忽然靈機一動，想起了當時在北京曾以"魚目混珠"享名的胡適。我要給他打電話的理由，既不是仰慕他在當時的"盛名"，尤其不是要向他討什麼教，簡單一句話，還是為了"好奇"，也完全和給楊小樓老闆、徐狗子師傅打電話一個樣，這次也只是想要看一看這位胡適之博士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而已。所不同者，只是在上兩次曾以"無名氏"的資格出現在電話機口，而這次則是以真名實姓來"自報字號"罷了。因為我在當時的大多數報紙上，也曾再三看到他的"尊姓大名"----僅僅是他的姓名而已----同時也曾聽到那些老先生對他的不滿和譏笑，甚至就連我那個英文老師莊士敦也曾說過："胡適就是'胡說'。"我還記得有一天莊士敦曾把一本胡適的詩集拿來給我看，並指著他所作的"匹克尼克來江邊"的那句"新詩"大加訕笑說："何必非把中國現有的'野餐'二字，說成英文的'匹克尼克'不可呢......"所以我也就想要親眼"瞻仰"一下這位新詩人的丰采光華如何了。那次我打電話時，恰巧是由他本人親自來接，當他問我是誰，我就回答說："我是宮裡......宣統。"接著我就向他說明了想要見他一面的意思。後來，他果然到我這裡來了。在當時我還想，他也許不會來的吧？可是他居然真來了。尤其是使我覺得新奇的，就是他不但爽爽快快地到清宮中來見我，並且當他一和我見面時，竟毫不遲澀地稱我為"皇上"。我當然對於這位新文學家也以先生二字來相呼了。至於在那次我和他談話的內容，現已記不清楚，不過，我只記得那次談話的時間並不算長而已。
可是，我和這位胡適博士的見面，卻又在我的左右人們中間，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不過是在這場"風波"中，也表現出兩種不同的看法和截然相異的結論來。
一種意見是對此表示不滿的。他們說："皇上怎能把這樣的'新文學家'找到宮裡來呢？尤其是這樣和他'破格'談了話，豈不是於'體統'有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