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次所竊運出去的寶貴人民遺產中，現在想起來最使我覺得痛心和不勝內疚的，都是些出類拔萃、精中取精的唯一珍品。現在所列舉的，只不過是其中的九牛一毛程度。例如，在墨跡方面，有晉代王羲之的《曹娥碑》和《二謝帖》的手卷；有他兒子王獻之的真跡；鍾繇的字；僧懷素的草書；唐歐陽詢的墨跡；宋趙構（高宗）的字；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親筆原稿；米芾和董其昌的字等。至於元代趙孟的字，那就更多了。在繪畫方面，有唐王維的人物；閻立本的真跡；宋徽宗的畫；宋馬遠和夏珪以及馬麟各自畫的《長江萬里圖》；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等等。手卷、冊頁和掛軸等共計起來，達千幾百件之多。在古版書籍方面，則是把"乾清宮"西側"昭仁殿"內所藏的宋版、明版的珍貴書籍全部盜運出去。至於書籍的名稱，早已記不清楚。現在抄錄一下潘際坰先生所引用的《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一九三四年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印行"----中的一段便可知其概略：

"這本只為少數人所留意的書，原是由'清室善後委員會'在一九二六年第一次出版的。'弁言'的全文如下：

"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九日，點查毓慶宮至'餘字九六四號分號五十四'時，發現題名'諸位大人借去書籍字畫玩物等糙賬'一冊，內有'宣統庚申年三日記'等字樣。當時頗訝其可隨意借取，繼又於是年七月三十一日點查養心殿至'呂字五二四號'，更發現'賞溥傑單'一束，又'收到單'一束。二者大致符合。內計宋、元、明版書籍二百餘種，唐、宋、元、明、清五朝字畫一千餘件，皆屬琳琅秘籍，縹湘精品，天祿書目所載，寶笈三編所收，擇其精華，大都移運宮外。國寶散失，至堪痛惜。茲將三種目錄印行，用告海內關心國粹文化者。"

潘先生更繼續記述說："從'賞溥傑書畫目'看來，自'宣統十四年'（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三日'賞'起，一直'賞'到同年十二月十二日，足有五個月之久，這與溥儀所說的'大約有半年'是符合的。

"第一天'賞'的是十種宋版書：

宋版毛詩四冊

宋版韻語陽秋一套

宋版玉臺新詠一套

宋版盧戶部詩集一套

宋版五經一匣四套

宋版纂圖互注南華真經一套

宋版和靖先生文集一套

御題宋版尚書詳節（解）一套

宋版帝學一套

宋版孫可之文集一套

最後一天'賞'的是三十卷畫，這裡面有：

唐寅野航雨景。周之冕花卉真跡。趙孟樂志論書畫合璧。

馬遠山居秋爽圖。趙伯駒蓬瀛仙館。文徵明赤壁賦圖。

宋人摹顧愷之聽琴圖。仇英畫五百羅漢。

黃公望溪山無盡圖......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共'賞'掉了兩卷：一在一九二二年農曆十一月十八日；一在十二月初八日。

"從這份目錄還可以發現'賞賜'的單位大多用十，最常見的是三十，偶爾也用五做單位，如十一月初九日就'心硬'了一點，只讓溥傑開了一份共收到二十五件的清單。僅僅'賞'一部書的時候也不是沒有，但那不是十幾套，就是四匣、八匣，而且是極其珍貴的善本。如九月二十八日，溥傑收到宋版《資治通鑑》一部，十八套......"

總之，被我們偷竊出去的這些無價可估的祖國人民寶貴文化遺產，就是這樣一批批地到了天津的，目的是為了在將來如果離開了北京就可以依靠出賣這些東西過活；並可靠它充作赴帝國主義國家留學的費用，同時還可借之做依靠外敵力量，好再騎在祖國人民頭上。我現在痛切感覺到，盜竊祖國的珍貴民族文化遺產，當然是一件無可補贖的嚴重罪行，但是想以此來達成自己的一姓尊榮野望，那更是罪大惡極無可寬宥的。

至於那些人民寶貴遺產的最後命運是，在天津的時候，我曾從其中拿出幾十件將它們變賣。其餘的全部，則是當我在偽滿時，有一天負責監視和支配我的日本關東軍司令部中將參謀吉岡安直忽然對我講："務希把那一大批書畫文物從天津運到新京（長春）的'宮內府'來。否則將會有人這樣想：'滿洲國皇帝為什麼不把他的東西存放在滿洲國內，而偏偏要放在滿洲國土之外的天津？'這很可能使人懷疑你仍想要回天津去住！"我聽了他這語中帶刺的說法，只得託他設法把這些東西從天津運到長春來。後來在日寇將要垮臺時，我曾把其中的一部分帶到通化大栗子溝，這些東西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

這便是我盜竊人民寶貴文化遺產的經過，也是我的反動思想在過去的行動中，又一罪惡的事實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