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來的三年裡,邁克爾在沒有副手的情況下獨自運營公司。我們的關係在奧維茨離開之後變得更加緊密,但我也能偶爾感覺到邁克爾的警惕,他覺得我一直在覬覦著他的寶座,因此從來不能完全信任我。這有如一場來來回回的「趨避之戰」。邁克爾偶爾會讓我參與決策制定並向我吐露心聲,但轉眼之間態度又會急轉直下,與我保持距離。
不可否認,之所以在併購後選擇留下,一部分原因就是我覺得自己在未來有可能執掌公司的運營大權,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在一心謀求邁克爾的職位。我只是想盡自己的全力把工作做到最好,並儘可能深入地瞭解公司的方方面面。就像我在職業生涯中一直奉行的態度一樣,如果恰逢邁克爾從崗位上退下,我希望自己在機會來臨時已經做好了準備。
這些年來,很多人都問過我什麼才是培養抱負的最佳途徑——這不但包括你自己的抱負,也包括你所管理的人員的抱負。作為一位領導者,你應該希望周圍的人能夠積極行動、去承擔更多的責任,但前提是對於夢想工作的渴望不能讓他們從現在所在的崗位上分心。抱負不能太過超越眼前的機遇。我見過的很多人都會把目光集中在某個工作或專案上,但真正實現目標的機會卻很渺茫。他們對某個遙遠目標的執著釀成了問題,使之對現在的環境越發厭倦。他們不把足夠的注意力放在自己實際擁有的責任上,由於一心向往著別處,抱負便起到了適得其反的效果。抓住其中的平衡點很重要——把手中的工作做好;有耐心;尋找能夠有所貢獻的機會,並從中實現拓展和成長;利用你的態度、活力和專注,讓自己成為一個上司在機遇出現時覺得必須將之交付於你的人。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你是上司,那就應該培養以上所述的這類人——不是那些一邊吵嚷著要升職、一邊抱怨自己的能力沒有被充分利用的人,而是那些在每天的工作中證明自己不可取代的人。
就像在許多事情上一樣,湯姆和丹在此方面也樹立了完美的典範。他們對我的成長付出了諸多精力,表達了他們對我成功的殷切希望,也為我開闢了一條道路,讓我學習步步晉升和掌管公司運營大權所必備的知識。在職業的每一階段,我都在如飢似渴地汲取知識,因為我知道,如果我拿出優秀的表現,那麼他們便會對我有更為宏大的安排。相應地,我對他們也抱著極大的忠誠。
然而,執行長與其接班人之間的關係則充滿了矛盾。我們都願意相信自己是不可取代的,訣竅就在於擁有足夠的自知之明,不要沉溺於你是唯一一個能做這份工作的人選的執念之中。從本質上來說,傑出的領導力的重點並不在於你的不可取代,而是要幫助他人做好有一天繼任你的職位的準備——也就是給予他人與你一起制定決策的機會;辨識出他們需要開發的能力並幫助他們實現進步。另外,就像我之前不得不做的一樣,有的時候,如果對方還沒有做好迎接下一步的準備,你也要開誠佈公地指出來。
邁克爾和我的關係錯綜複雜。有的時候,我覺得他對我的能力有所質疑;有的時候,他卻既慷慨大方又給我諸多鼓勵,還把自己的部分職責委託給我處理。我們關係最融洽的一個階段發生在1998年末,當時,邁克爾來到我在紐約的辦公室,告訴我說他想讓我打造和運營一家國際性的機構。當時的我身任abc電視集團的董事長,也就是說,abc電視網、espn以及整個迪士尼電視的運營都由我負責。這雖然意味著要在所有這些職責之外再接手一個重任,但是我躍躍欲試,也很感激邁克爾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
當時,迪士尼的視野狹隘得驚人。從拉美到印度再到日本,我們雖然在世界各地都設有分部,卻沒有設立一個合理的全球戰略,甚至連合理的全球體系也沒有建立起來。拿日本來舉例,我們在東京某區設有一間工作室,而消費品業務卻在另一個地方,電視業務也設在別處。三家之間互不往來,財務或資訊科技等後勤業務之間也不相互協作。類似的資源浪費比比皆是。更嚴重的是,我們沒有在任何區域設立專人管理當地的品牌運營和尋找獨特商機。這是一種以伯班克為中心的非常消極的經營方式。
邁克爾看出了這個問題,也明白現狀必須改變。他知道,公司需要全球性的發展。幾年前,他就已經計劃要在中國建立一座主題樂園。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邁克爾掌管迪士尼前10年的二把手弗蘭克·威爾斯就與中國官員有過一些友好往來,但從來也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推進。但是,通過那幾次初期會面,中國意識到我們有在此建立主題樂園的興趣,也在最近向我們發出了想要實現這次合作的訊號。
憑藉在abc體育部以及《體育大世界》節目的工作經驗,我躋身為少數擁有跨國經驗的迪士尼高管中的一員,另外,由於在加入迪士尼之前曾促成了一些abc兒童節目在中國的成功播出,我也成了公司唯一一個對中國有所瞭解的人。因此,邁克爾任命我為華特迪士尼國際的總裁,不僅委託我打造一套國際戰略,還把在中國給主題樂園選址的任務交給了我。
我們就選址進行了一次初期討論,鑑於氣候、人流量以及可用土地等一系列的因素,我們很快得出結論,將上海定為唯一一個可行的地點。1998年10月,當身懷我們第一胎的薇羅即將進入第9個月孕期之時,我第一次代表迪士尼出訪上海,被人帶著四處選址,考察了三塊候選地。中國官員們告訴我說:「你想要任何一塊地都可以,但是得從速決定。」
我們選定了市中心之外位於浦東的一塊地,初次訪問時,這塊地還是一座正在興起的城市邊緣的一個小村落,因此,構想出迪士尼城堡矗立在完全建成的迪士尼樂園中的樣子,並不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村子裡有幾條溝渠,還有孩童和流浪狗四處走動。破損不堪的房屋和偶爾能見的小賣部之間,零零散散地分佈著小片菜地。腳踏車的數量遠遠超過汽車,我們眼中的「現代化」在這裡無處可尋。但是,這片地的位置無可挑剔,一邊是很快就要開放的浦東國際機場,另一邊則是即將成為世界上最大而最有活力的都市之一的「市中心」。就這樣,一場長達18年的旅程拉開了序幕,在此期間,我重訪此地的次數超過了40次。
再說說我所管轄的另一塊業務,在此期間,abc廣播公司進入了一次長期下滑態勢的初期。我在管理黃金檔節目時開發的熱劇已經逐漸過時,前期開發階段也變得缺乏創意而止步不前。《紐約重案組》仍然位居收視率前20名,另外,《家庭改建計劃》《寶貝一族》等我們的其他幾部情景劇也取得了不錯的表現。但是,除了地位多年不可撼動的重頭節目《週一橄欖球之夜》之外,我們的其他內容大多表現平平。
1999年,我們推出的《百萬富翁》節目讓頹勢暫時有了起色。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對這檔節目持否定態度,直到創劇人再次找到我們並提出要用裡吉斯·菲爾賓(regisphilbin)作為主持人後,我們才重新作了評估。這檔節目在當時猶如一場及時雨,而後又成為了我們的應急柺杖。無論是作為競技還是任何題材的節目,《百萬富翁》剛剛上映時得到的收視率都是驚人的。在第一季期間,節目每週播出三晚、每晚吸引大約3000萬的觀眾,創下了當時網路電視不可想象的天文數字。《百萬富翁》摘得了1999—2000季收視率冠軍,成了電視臺的救星,但即便如此,這檔節目也無法完全掩蓋我們埋藏更深的問題。
除此之外,1998年還有另一個亮點。當年年中,我開始認真思考關於即將來臨的千禧年的報道事宜。我強烈地感覺到,世界各地的民眾都會密切關注這一時刻,因此,以新聞部為首的整個公司也應把注意力和資源集中在這件事上。在距離千禧年到來還有18個月的時候,我與新聞、娛樂以及體育部的資深高管召開了一次會議,把我的構想告訴了他們——我們應該跟隨午夜時分到達全球各地的腳步,進行一次24小時不間斷的直播,記錄每個時區迎接千禧年到來的時刻。記得,當時的我滿腹激情地說了一句我們應該「把節目做到極致」,然後便看到了桌子對面不發一語而面無表情的魯尼。很明顯,他不喜歡這個提議。會議結束後,我把他拉到一邊,問:「你是不是覺得我瘋了?」
他回答說:「把一個日期變化連續24小時在螢幕上有意思地呈現出來,這怎麼做到呀?」
我可以給出任何數量的方案(這個問題其實是個挺有意思的挑戰),但魯尼的聲音和肢體語言中有什麼東西告訴我,他的問題其實並不出在視覺呈現上。這只是因為,現在的他正在被要求落實一項不屬於自己的重大構想,而委託他的人,曾經是對他言聽計從的副手。
1993年,湯姆和丹將我晉升為電視網的總裁,而我也從此成為了魯尼的上司。這些年來,我們之間合作順利。他雖然對我躋身公司頂層感到驕傲,但仍然把我當作他的替補看待——我曾在他的麾下羽翼漸豐,現在的我,則是保護他不受企業中人情世故之煩、讓他專心做自己事情的身居幕前的盟友。我雖然沒有魯尼希望的那樣對他盲從,但他若是這樣認為,也無傷大雅,我更沒有什麼理由非要去糾正他的想法不可。在自尊心不受威脅的時候,魯尼的狀態是最佳的。
但是,我畢竟需要他去執行我交付給他的專案。把人員收攏到你的一邊,爭取他們的熱情加入,這件事並不好拿捏。有的時候,將他們的疑惑拿出來進行探討,對其顧慮進行耐心回應,是值得去做的。但有的時候,你不得不直截了當地讓對方知道,你才是上司,需要對方把任務完成。這並非是說第一種方法「友善」,而第二種不然,只是說第二種方法要更加直接且沒有商量的餘地。重點在於你覺得哪種方法適用於當下——有的時候,更加民主的方法不僅能幫助你得到最好的收效,也有利於提高士氣;而有的時候,你或許有足夠的把握,即便面對爭議,你也願意堅持做一名獨裁者。
在這件事情上,我對自己的判斷堅信不疑,也不會允許任何人勸阻我,即便對方是狂妄的魯尼·阿利奇。毋庸置疑,若是散漫以對並將這股惰性傳達給自己的團隊,他可以輕而易舉地破壞我的專案。就像我在這些年來與之合作或談判過的許多人一樣,如果感覺自己受到了別人的壓制,魯尼便會心存不快。因此,我採取了一種「軟專制主義」的方式,在尊敬對方的同時,也會讓對方明白,這件事是無論如何都要做成的。「魯尼,」我告訴他說,「若說有什麼人們一看就推斷是你想出的創意,那就非此莫屬了。這個創意既宏偉又大膽,幾乎不可能落地,但是,你又怎麼會因為這點事而卻步呢?」
我並不確定事由是魯尼不喜歡我的創意,還是當時的他感覺自己實在沒有精力執行一個如此龐大的專案。但我知道,魯尼是不會在挑戰面前選擇拱手放棄的,因此便利用了他的自尊心刺激他加入進來。他什麼也沒有說,只是微笑著點了點頭,彷彿在說:好,交給我吧。
最終,我們創造出了一檔在人們眼中堪稱偉大的節目。為此,魯尼的團隊做了幾個月的準備工作,而他則在最後時刻參與進來,遵從自己的一貫作風,將整個節目連根拔起,又移植到了其他的地方。彼得·詹寧斯(peterjennings)在時代廣場主持了我們的千禧年報道。當午夜的鐘聲在位於第一個迎來新年時區的萬那杜敲響時,我們的團隊在現場見證了這一刻。在接下來的24個小時裡,我們從中國、巴黎、里約熱內盧、奧蘭多迪士尼世界以及紐約時代廣場進行直播,以最後一站洛杉磯的直播收場。彼得拿出了出色的表現,他身穿燕尾服坐在直播間裡俯視著腳下成千上萬名參加狂歡的群眾,帶領觀眾一起體驗這全世界每一個人所共享的時刻、這個在我們任何人的一生中都絕無僅有的一刻。沒有哪家電視網像我們一樣投入瞭如此多的資源,也沒有任何一家的觀眾人數能比得上我們。
我在當天幾次來到直播間。從直播剛開始的時候就不難看出,這檔節目定將會大獲成功,隨著時間的推進,直播間裡躍動著一股激動的情緒。看著魯尼在整個直播期間指揮大局,時而向現場的團隊發出指示,時而對彼得的耳麥講話,讓他在直播中穿插某句臺詞,時而又下令轉換機位,預見即將發生的過渡,這於我而言是最為驕傲的一刻。25年前,我在弗蘭克·辛納屈麥迪遜廣場花園演唱會上第一次發現了這位偉大的指揮家,現在的感覺,一如當時。
這一天大約過了20小時的時候,我來到控制室與魯尼見面。他的臉上綻開燦爛的笑容,熱情地抓住我的手,握了好一會兒。他對自己感到自豪,為我感到驕傲,也很感激我給了他這次機會。當時的他已經年近七旬,在製作了一生的電視節目後,這將是他製作的最後一場盛事。
兩年後,在與癌症進行了曠日持久的殊死搏鬥後,魯尼離開了我們。他去世的前一週,我在紐約度過感恩節週末,那個週六的晚上,我在家裡收看abc頻道南加州大學對聖母大學的橄欖球比賽。晚上10點,我的電話響了起來,接聽後,abc的接線員告訴我:「艾格先生,魯尼·阿利奇打電話找你。」如果記得電話號碼又適逢緊急情況,你便可以撥打abc的總機,由接線員幫你接通你要找的人。看來,魯尼還記得電話號碼,且想到了什麼緊急的問題。
接線員幫我們接通了電話。「魯尼?」
「鮑勃,你在看什麼呢?」
「在看橄欖球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