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對我從來都寸步不讓。每次我犯了錯，迎接我的都是「嚴厲的愛」——訓話、懲戒、暴揍。每次犯錯誤都是這樣。很多黑人父母也是這麼教育子女的，他們要在社會給你懲罰之前，先將你教訓一頓。「在警察把你抓走之前，我必須這麼管教你。」從你能上街的那天起，所有的黑人父母心裡想的都是這件事，因為法律正在外面等著你。

在亞歷山德拉，被捕是生活的常態，十分常見，我們甚至有個簡單手勢來表達這層意思：將兩個手腕輕碰一下，就好像是被戴了手銬一樣。所有人都知道這個動作的意思。

「邦哈尼在哪兒？」

手腕輕釦。

「哦，糟了。什麼時候？」

「週五晚上。」

「媽的。」

我媽媽痛恨街區。她不喜歡我在那裡交的朋友。如果我邀請他們來家裡玩，她甚至不想讓他們進門。「我不喜歡那些男孩。」她會說。她並不是討厭他們本人，她討厭的是他們身上所代表的東西。「你和那些男孩惹了那麼多麻煩，」她會說，「你必須要留意自己周圍都是什麼樣的人，因為他們會決定你是什麼樣的人。」

她說她最痛恨街區的地方是，街區不會給我進步的動力。她希望我可以和讀大學的表兄一起玩。

「在大學裡玩和在街區裡玩又有什麼差別呢？」我說，「好像我真能去讀大學似的。」

「是，但是大學的壓力會潛移默化地影響你。我瞭解你。你的性格是不會坐在原地，讓你眼睜睜看著其他人都超過你的。如果你在一個積極進步的環境裡，你也會變成積極進步的人。我一直跟你說你要改變你的生活，你就是不聽。有一天你會進監獄的，但進去之後，別給我打電話。我會讓警察把你關起來，好好給你個教訓。」

很多黑人父母真的是這麼做的，不給孩子付保釋金，不請律師——這是「嚴厲的愛」的終極形式。但可惜，這種手段並不太行得通，因為你恰恰在孩子最需要愛的時候，給了他「嚴厲的愛」。你想給他個教訓，但這個教訓卻讓他付出了後半生的代價。

有一天早晨，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廣告，某家商店在清倉甩賣手機，價格低到匪夷所思，我知道邦哈尼和我可以在街區把它們轉賣出去，大賺一筆差價。這家店在郊區，步行太遠，小巴也不直達。所幸我繼父是開修車行的，後院裡停著一堆舊車。

從14歲開始，我就經常偷開亞伯的破車到周圍轉悠。我說我是在試駕，想檢測一下它們維修得好不好。亞伯覺得這並不好笑。我被逮到過好幾次，逮到後就被我媽大罵一頓。但這並不會阻礙我繼續這麼做。

那些破車大部分都不能合法上路。沒有行車證，也沒有正規牌照。幸運的是，亞伯有在車庫裡存了一批舊車牌。沒多久，我就發現，我可以從裡面挑一塊車牌安到舊車上，然後就可以上路了。那時我19歲，也許20歲，完全沒有想過這樣做的後果。我走到亞伯的車庫，確保旁邊沒人後，挑了一輛車——那輛我開去高中畢業舞會的紅色馬自達，在上面安了箇舊車牌後，便開著它上路去搜羅降價手機了。

開到希爾布洛的時候，我被警察攔了下來。南非的警察攔你停車不需要理由。警察攔你，只因為他們是警察，有權讓你停車，就這麼簡單。我常常看美國電影，裡面的警察讓人停車後還要解釋說，「你沒打轉向燈」，或「你尾燈沒亮」。我總是在想，美國警察何苦還要編個謊啊？我很欣賞南非的一點是，我們的社會系統還沒有文明到需要說謊的程度。

「你知道我為什麼讓你停車嗎？」

「因為你是警察，而我是黑人？」

「沒錯。請出示駕照和行車證。」

警察把我攔下的時候，我很想爭辯：「喂，我知道你們是因為我的膚色才要查我的！」但是這次我沒法爭辯，因為在那一刻，我確實違法了。警察走到我的車窗前，問了我那幾個標準問題。你要去哪兒？這是你的車嗎？這是誰的車？我答不出來，我動都動不了。

那時我還年輕，說來也怪，比起被法律制裁，我更害怕惹怒我的父母。我在亞歷山德拉和索韋託都和警察打過交道，但都是外部環境所致：被迫關閉的派對，對小巴的突然搜查。法律的利劍在我頭頂轉來轉去，卻從來沒有落到我特雷弗的身上。當你跟法律沒打過交道的時候，法律看上去很理智——儘管警察大部分時候是混球，但你也要承認，他們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

但另一方面，你的父母，就一點兒也不理智了。他們在你的整個童年中扮演了法官、陪審團和行刑官等多重角色，好像每次你犯了錯，他們都想判你個無期徒刑。在那一刻，儘管我理應害怕的是面前的警察，但我腦中想的完全卻是，完了完了完了，等我到家後，肯定有大麻煩在等著我。

警察查了下車牌，發現車牌和車對不上。可抓到我的把柄了。「這輛車不是你的！牌照又是怎麼回事？！給我下車！」這個時候我才意識到：啊啊啊啊，這下真惹上麻煩了。我走下車，他給我戴上手銬，告訴我，我因為有偷車嫌疑被捕了。我被帶回了警察局，車則被沒收了。

希爾布洛警察局和南非其他警察局長得一模一樣，都是在種族隔離的巔峰時期由同一個承包商建的，就像同一個警局帝國神經系統的不同分支。如果你被蒙著眼睛，從一個警察局轉到另一個警察局，可能都不會注意到你換了地方。裡面裝著一樣的日光燈，用著一樣的便宜地磚，好像醫院一樣乏味又正統。警察把我押進去後，讓我坐在登記臺前，然後對我提出指控，讓我按下了指紋。

與此同時，他們查了那輛車的資訊，結果對我也很不利。每次我從亞伯的修車廠借車，我都傾向於借那些沒人要的破車，而不是真正的客戶送來的車，我以為這樣就能少惹麻煩。但那是個錯誤的選擇。這輛馬自達是亞伯廠裡的眾多破車之一，沒有明確的車主歸屬，如果它有車主，那麼警察給車主打個電話，車主就會解釋說那輛車正在廠裡維修，整件事就真相大白了。但這輛車沒有車主，所以我根本無法證明不是偷來的。

車被搶，在那時的南非經常發生，太稀鬆平常了，以至於你聽到類似的事件都不會驚訝。比如你約了朋友來家裡吃晚餐開派對，結果接到一個電話。

「對不起，車被搶了，晚點兒到。」

「啊，那可真糟。嘿，各位！戴夫的車被搶了。」

「戴夫好可憐啊。」

然後派對如常繼續，這還是被劫持者活下來的情況，更多時候他們會被殺死。人們總是因為自己的車而受到槍擊。我不僅沒法證明這輛車不是我偷來的，我也沒法證明我沒有為了這輛車而殺人。那些警察一直在逼問我。「你是殺了人才拿到的車吧，孩子？是吧？你是殺人犯吧？」

我真的真的惹下大麻煩了。我唯一的救生索是我的父母，一通電話就可以解決所有事。「這是我繼父，他是修車師傅。我借了他的車，我不該這麼做的。」完事。最差我也只會因為開了沒有行車證的車而被處以輕微的處罰。但是回到家以後，等著我的又是什麼呢？

我坐在警察局裡，因偷車嫌疑而被捕——很可能還犯了劫持汽車罪，甚至殺過人——我腦中在激烈地爭辯著，到底是該給家裡打電話，還是去蹲監獄好。一想到我的繼父，他很可能真能殺了我。在我腦海裡，這完全是可能發生的場景。然後我又想到我媽媽，她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她可不是我現在需要的那種目擊證人，而且她根本不會幫我——因為她明確告訴過我她不會幫。「如果你哪天被捕了，別給我打電話。」我需要有人同情我現在的處境，但我不覺得她會是那個人，所以我沒有給他們打電話。我決定，我不需要他們。我自己已經長大成人，可以處理好自己的事。我給我表兄打了電話，跟他說我正在想辦法解決，先別跟任何人說發生了什麼——現在我只需要想出解決辦法就可以了。

由於我是在傍晚被抓的，所以受審時已經快到晚上熄燈時間了。不管喜不喜歡，我都得在牢裡過夜。這時，一個警察把我拉到一邊，悄悄問我是因為什麼進來的。

南非的程式是這樣的，你被捕後，人要關在警察局的牢房裡，直到保釋聽證會那天。聽證會上，法官會看你的案子，聽取檢方意見，然後要麼駁回起訴，要麼設定保釋金額和開庭日期。如果你可以支付保釋金，那付完錢就可以回家了。但是你的保釋聽證會可能會出現各種紕漏：譬如你的法庭指定律師沒看過你的卷宗，不知道現在是在幹嗎；你的家人付不起保釋金；或者就是法庭本身要推遲工作。「對不起，我們太忙了。今天的聽證到此結束。」不管理由如何，一旦你離開拘留所，你就不能再回來了，如果你的案子當天沒有得到解決，那你要被轉移到監獄裡繼續等待。在監獄裡，你會和一群等待開庭的犯人關在一起，那可不是一群普通人。庭審等待室是個極其兇險的地方，和你關在一起的人中，小到違反交通法規的司機，大到不知悔改的慣犯，應有盡有。你和他們關在一起，可能有好幾天，好幾周，甚至好幾個月。在美國也一樣。如果你很窮，如果你不知道系統規則是什麼樣的，就很可能掉進這個裂縫中，然後你會發現，你身處一個詭異的煉獄之內，即不在監獄裡，也不是不在監獄裡。你沒有被判有罪，但是你依然被關了起來，無法出去。

那個警察把我拉到一邊說：「聽著，你絕對不想就這麼直接去保釋聽證。他們會給你派一個完全不瞭解情況的檢察官，他沒空在你身上浪費時間，而是會向法官申請延期，然後你可能就自由了，但也有可能就會被一直關起來。信我，你可不想那樣。你有權在這裡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你應該找個律師，在上庭見法官之前做好萬全的準備。」他並不是出於好心才給我這個建議的：他和辯護律師有約定，幫他拉客戶，自己從中拿回扣。他把律師的名片遞到我手上，我給律師打了電話，他接了我的案子，然後讓我就待在牢裡，等他在外面處理好一切。

現在，我需要的是錢。儘管律師人很好，但他不是做慈善的。我給一個朋友打電話，問他能否向他爸爸借一點兒錢。他說包在他身上了。他和他父親講了之後，律師第二天拿到了預付款。

由於有律師罩著，我感覺一切事情都盡在掌握之中，我真是聰明極了，掌控了大局，而且最關鍵的是，我媽和亞伯還被矇在鼓裡。

到了熄燈時間，一個警察過來收走了我身上的東西：皮帶，錢包，鞋帶。

「為什麼要拿走鞋帶？」

「以防你上吊。」

「對哦。」

儘管他都這樣說了，我依然不覺得我的處境有多糟。我走進警察局的拘留室，看到房間裡的其他六個人，心想，沒什麼大不了的。一切都會很順利，我會從這兒走出去。我正想著，牢門在我身後「砰」地關上了，守衛大吼了一聲：「熄燈！」這時，我才突然意識到，哦，靠，這是來真的了。

守衛給我發了一塊墊子以及一床扎人的毯子。我把它們鋪在水泥地上，想盡量弄得舒服些。我的腦海中呼嘯著閃過以前看過的每一部監獄電影的情節。我心裡想著，我要被強姦了，我要被強姦了，我要被強姦了。當然，我沒有被強姦，因為這不是監獄，這只是拘留所，兩者差別很大，而且我很快就會發現其中的不同。

第二天早晨醒來後，迷迷糊糊間，我以為一切都只是一個夢。但環顧了一下四周，我才想起來這是現實。早餐來了，我開始了漫長的等待。

拘留所的第一天過得特別安靜，只是偶爾有經過的守衛大聲罵人，列隊點名。在拘留室裡，沒人開口說話。沒有人會在走進拘留室後說：「嗨，大家好！我是布萊恩！」因為每個人都很害怕，沒人想被其他人殺掉。我也不想讓任何人知道我只是個違反交通法規的小孩，我使勁地在腦海裡搜刮各種蹲監獄的犯人形象，然後努力裝出那副樣子來。

在南非，所有人都知道有色人種黑幫是最無情殘暴的一類惡棍。這是你一輩子都無法改變的固有印象。最臭名昭著的有色人種黑幫是數字幫：26幫、27幫和28幫。他們控制著監獄，以兇狠暴力而聞名——打人致殘、酷刑折磨、強姦、砍頭——他們幹這些事都不是為了賺錢，只為證明他們是有多麼兇殘，堪比墨西哥販毒團伙。事實上，很多這類黑幫成員都在模仿墨西哥黑幫的樣子，連外形都是：匡威的鞋子，迪凱斯的褲子，開襟襯衫，紐扣只系最上面一顆。

那時我還是個少年，每次被警察或保安盤查，通常都不是因為我是黑人，而是由於我看上去是個有色人種。有一次我和表兄以及他的朋友去俱樂部玩，門口的保安搜了下穆隆格斯，揮手讓他進去了，搜了我們的朋友，也揮手讓他進去了。但輪到我的時候，瞪著我的臉說。

「你的刀呢？」

「我沒有刀。」

「我知道你身上哪裡藏了刀，在哪兒？」

他搜來搜去，最終只好讓我進去，但他看著我的表情，就好像我一定會惹麻煩一樣。

「別找麻煩！知道嗎？」

我忖度著，如果我進了監獄，人們肯定會覺得我是那種犯了重罪被抓進來的有色人種黑幫成員。所以我開始了我的表演。我假裝我就是那種人，做戲就要做全套。每次警察問我問題，我都操著一口磕磕巴巴的南非荷蘭語，帶著濃重的有色人種口音。想象一下，一個膚色略深的美國白人，從外形上足以被認作是拉美人。他走進監獄，說著一口從電影裡學來的墨西哥黑幫口音：「事情要開始變得麻煩了呢，朋友。」我就是這麼做的——只不過是南非版本。這是我為了捱過牢獄時光想出來的絕佳計劃，而且居然奏效了。那些和我關在一處的傢伙，罪行不過是酒駕、家暴和小偷小摸，他們都沒見過真正的有色人種黑幫，因此，所有人都不敢招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