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隔離的終結是循序漸進的，並不像柏林牆那樣在一天之內倒塌。種族隔離的牆是悄悄地產生裂隙，經年累月後才最終破碎。逐漸地，各個領域都或多或少地出現一些讓步，有些法條被廢了，有些就乾脆不實施了。在曼德拉被釋放的幾個月之前，到了一個臨界點，讓我和我媽覺得，我們似乎可以不用那麼辛苦地躲藏了。那是我媽決定要搬家的時刻。她感覺我們已經在鎮上的小公寓裡躲了夠久。

現在國家開放了。我們應該去哪裡呢？去索韋託的話還是會有牽累，我媽媽還是想擺脫家庭的陰影。而且，現在如果我媽牽著我走在索韋託的街道上，依然會有人在旁邊指指點點：「看那個妓女帶著她和白人生的小孩。」在黑人區她依然會被這樣看待。既然我媽不想搬去黑人區，也沒錢搬到白人區，她決定搬到有色人種區去。

伊登公園位於東蘭德，緊鄰幾個黑人小鎮，是一片有色人種社群。在這裡住著一半的黑人，一半的有色人種，她想，那不正和我們倆一樣。我們可以在裡面好好地偽裝起來。但現實並沒有那麼理想，後來我們完全融不進當地的社群。但是當初決定搬家的時候，她是這麼盤算的。而且，那是一個買房子的機會——我們自己的房子。伊登公園是一個「郊區」，雖然離城市邊緣地帶還有很遠的距離。對於這種地方，地產開發商的說辭通常是：「嘿，窮人們，你們也可以過上很好的生活哦。看這個房子，雖然哪哪兒都不挨著，但是，你有個花園！」不知什麼緣故，伊登公園的路都是用車名來命名的：捷豹街，法拉利街，本田街。我也不清楚是不是巧合，但是南非的有色人種確實是以鍾情豪車而出名。這就好像一個白人街區把所有的路用不同的葡萄酒命名一樣。

我還能記起搬家過程中的一些細節片段，我們開車來到一片我從沒來過的地方，見到一群我從沒見過的人。那是一個平坦的地方，沒有多少樹，地上有著和索韋託一樣的紅色泥土和草，但是那裡有更體面的房子，鋪好的路面，還有一種郊區的氣息。從豐田路右轉進來就是我們的小房子。房子裝修很簡陋，有點兒狹窄，但是走進去的那一刻，我想，哇哦，我們真正開始生活了。我擁有了自己的房間，這太瘋狂了。我一點兒也不喜歡。在此之前，我都是和我媽媽以及表兄弟睡在同一個房間的地板上。我習慣了身邊有其他人的存在，所以搬過去後，大多數時候我還是和我媽睡在一起。

那時家裡還沒有繼父的存在，晚上也沒有小弟弟的哭聲。只有我和媽媽，兩個人。就好像我們兩個人在經歷一場盛大的冒險。她曾對我說：「這是你和你在對抗整個世界。」我從很小的時候就明白，我和她不僅僅是母親與兒子的關係。我們是一個團隊。

搬去伊登公園後，我們終於有了車，就是那輛破舊的橙色大眾甲殼蟲，我媽買的二手車，沒花多少錢。那車平均五次就有一次發動不起來。沒有空調。每次我不小心開了風扇，通風口能把枯葉碎屑和灰塵噴我一身。每當它壞掉，我們就得去搭小巴，或者搭順風車。我媽會讓我蹲在路邊的樹叢裡，因為她知道男人們會為一個單身女人停下車，而對帶小孩的女人就不見得了。她站在路邊，司機靠邊停下，她開啟車門，吹個口哨，我就衝過來。我能看到那些司機的臉立刻拉了下來，他們迅速意識到自己並非接上了一位很有魅力的單身女子，而是接上了一個很有魅力的單身女子帶著一個大胖小子。

而當車子可以發動的時候，我們會把車窗搖下來，一路灌著風，在酷熱烘烤中前行。一直以來，那輛車的收音機都只停在一個臺上。那個臺叫「講道臺」，名字就暗示了這個臺只播講道音訊和讚美詩。我媽不允許我換臺。如果收音機收不到訊號，她就會塞進一盤吉米·斯瓦加特的傳道磁帶。（後來我們才知道那個醜聞。天，那可不好受。）

就算我們的車再破，那也是輛車，是自由的象徵。我們不再是困於黑人小鎮，需要等公交車才能出行的黑人家庭了，我們是闖蕩世界的黑人一家。我們是醒來後可以說「我們今天要去哪裡」的黑人一家。在我媽的工作地點和我的學校之間，有一長段路完全荒無人煙。那時候我媽就會讓我來開車。在高速路上。那時我才六歲。她把我放在她腿上，讓我掌控方向盤和指示燈，而她負責踩踏板和換檔。這樣開了幾個月後，她又教了我怎麼換檔。她依然控制著離合，但我則會爬到她腿上，握住檔，在開車過程中，她會告訴我要換幾檔。我們中途會經過一段路，那路會向下降到山谷深處，然後又從另一端升起來。這時候我們會先加速，然後換空檔，鬆開剎車與離合，嗚呼！俯衝下山，而後，急速上升！我們就已經噴射到路的另一頭了。我們是飛過來的。

如果不用上學、工作或去教會的話，我們就會出去探索世界。我媽媽的態度一直是：「我選擇了你，孩子，我把你帶到這個世界上，我要把我沒有經歷過的東西都給你。」她全身心地給予了我一切。她會找那種可以帶我去玩又不用花錢的地方。我們走遍了約翰內斯堡的每一個公園。我媽媽會坐在樹下，讀《聖經》，我則會到處跑到處玩。禮拜天下午離開教堂後，我們會開車去鄉村郊遊。我媽媽會找到那種風景好的地方停下車，我們在那裡野餐。我們從來沒有野餐籃或野餐盤那樣高階的東西，只有用厚紙包著的燻腸棕麵包黃油三明治。直到今天，燻腸棕麵包黃油還能立刻把我帶回當時的場景。你可以把全世界所有的米其林餐廳擺在我面前，但只需要給我燻腸棕麵包黃油，我就能飄飄欲仙。

食物，或者獲得食物的途徑，總能體現出我們生活得好還是不好。我媽媽總是說：「我的任務就是餵飽你的身體，餵飽你的精神，餵飽你的思想。」這正是她所做的，她會用所有的錢來買食物和書，幾乎完全不會花錢在別的地方。她的節儉堪稱傳奇。我們的車幾乎就是長著輪子的罐頭皮，我們住在遠離城鎮的地方，我們的傢俱都極其陳腐，舊沙發上滿是破洞。我們有一個小小的黑白電視機，頂上帶天線的那種。我們得用鉗子換臺，因為電視按鈕都失靈了。大多數時候，你得眯著眼睛才能看清電視裡在演什麼。

我們穿的衣服都是二手的，來自親善商店或者教會里白人的捐贈。學校裡的其他小孩都會穿名牌，比如耐克或阿迪達斯。我從來沒穿過帶牌子的衣服。有一次我想讓我媽給我買一雙阿迪達斯的運動鞋，我媽給我帶回一雙假冒的，阿比達斯。

「媽，這是假的。」我說。

「我看不出有什麼差別啊。」

「看這個標，這裡有四條槓，真的只有三條。」

「走運啦你，」她說，「你比別人多一條槓。」

雖然我們其他什麼都沒有，但我們一直有教會，有書，有食物。說明一下，並不一定是特別好的食物。肉對我們來說是奢侈品。如果我們最近過得不錯，我們會吃雞。我媽媽會把雞骨頭敲碎，把裡面的骨髓吸得乾乾淨淨。我們不是在「吃」雞，我們是在徹底消滅一隻雞。我們家是考古學家的噩夢，因為我們一丁點兒骨頭都不會剩。如果我們說一隻雞吃完了，通常只會剩下雞頭。有時候我們僅有的肉是從屠夫那邊買的「肉屑」。真的就是在切肉的時候掉下來的那些碎屑，帶點脂肪，有的沒的，店家會把這些碎屑掃到一處，裝進袋子裡賣。這一般是給狗吃的，但我媽會買回家來吃。有很長時間，我們只有肉屑吃。

屠夫也會賣骨頭。我們管那個叫「湯骨」，但其實店裡打的標籤是「狗骨頭」，人們買這個回家給狗當獎賞吃。如果那段日子真的很窮，我們就會依賴狗骨頭。我媽媽會用它們燉湯。我們把骨髓都吸出來吃掉，吸骨髓是窮人從小就掌握的技能。我還記得我長大後第一次去一家高階餐廳，有人跟我說：「你得嚐嚐這裡的骨髓。特別好吃，簡直神了。」他們點了，侍者端了上來，我的反應是：「狗骨頭。去你媽的！」我一點兒也不覺得這玩意兒好吃。

儘管我們在家過得很節儉，但我從來不覺得我們窮，因為我們的生活實在是豐富多彩。我們總是在外面幹這幹那，去某個地方玩。我媽媽還經常開車帶我去高階白人社群轉悠。我們去看人們的房子，看他們的豪宅。主要看的是他們的牆，因為我們在路上也只能看到牆。我們會看著一堵牆從街區的這頭一直延伸到那頭：「哇哦，這只是一棟房子。那麼大一片地方只是給一家人住的。」有時候我們會靠邊停車，走到牆邊，她把我舉在肩上，我就像一個小小的人形潛望鏡，越過牆看裡面的庭院，描述我看到的一切。「有個大白房子！他們有兩隻狗！有棵檸檬樹！他們有游泳池！還有個網球場！」

我媽媽會帶我去其他黑人永遠不會去的地方。她不會被那些可笑的固化思維限制，比如黑人能幹什麼，不能幹什麼之類的。她曾帶我去冰場溜冰。約翰內斯堡還有一個汽車影院叫「頂星汽車影院」，位於城外一處礦山廢石堆上，我媽媽會帶我去那看電影。我們帶上零食，把喇叭掛在車窗上。從頂星影院的位置，可以360度觀賞整個城市的風景，城區，郊區，索韋託，一覽無餘。站在那裡往任何一個方向眺望，我的視野都可以延伸好幾英里。我感覺自己身處世界之巔。

我媽媽撫養我的方式，就好像沒有任何限制，沒哪裡我不能去，沒什麼我不能做。當我回頭想想，她養我的感覺，就好像我是一個白人孩子——不是讓我學白人文化，而是讓我相信，世界是我的，我可以為自己發聲，我的想法和決定都是重要的。

我們常和人說，你要追隨你的夢想，但是你的夢想只能是在你能想象的範圍內，而且這取決於你來自哪裡，所以你的想象是會受限制的。在索韋託長大，我們的夢想就是在房子裡多加個房間，也許門口再加個車道。也許有一天，在車道的盡頭，還能再加一道鐵門。因為那是我們所熟悉的世界。但是世界的可能性遠遠超出了你所能看見的部分。我媽媽讓我看到了世界的可能性。讓我驚訝的是，從來沒人告訴過她這些。沒人選擇她。她自己做到了這一切。她僅憑藉強大的意志力，找到了自己的路。

也許更令人驚訝的是，我媽媽在完全不知道種族隔離將要終結的情況下，就啟動了她的小計劃——我。在那時，沒人能想到種族隔離會終結，一代代的人都是這麼過來的。在我快六歲的時候，曼德拉被釋放。十歲的時候，南非迎來了民主。但是她在完全不知道自由何時會到來的情況下，就讓我過上了自由的生活。擺在桌面上的選擇其實不多，無非是要麼在鎮上過苦日子，要麼把我送到有色人種孤兒院，但我們從來沒有那樣生活過。我們只是往前走，快快地走，等到法律和所有人找上門時，我們已經遠在好幾公里之外，坐著那臺亮橙色的狗屎一樣的甲殼蟲車飛翔在高速路上，窗戶大開著，磁帶裡的吉米·斯瓦加特正在聲嘶力竭地讚美耶穌。

人們會覺得我媽瘋了。冰場，汽車影院，郊遊野餐，這些都是白人的活動。大多數黑人的頭腦裡已經植入了種族隔離的邏輯，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思維模式。為什麼要教黑人小孩做白人的事？鄰居們和親戚們常常來煩我媽，問她：「為什麼要做這些事啊？他一輩子都沒法離開貧民窟的，為什麼要給他看外面的世界？」

「那是因為，」我母親會說，「哪怕他一輩子都離不開貧民窟，他也能知道，貧民窟不是整個世界。哪怕我只能讓他明白這個道理，那也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