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構自傳悄悄地成了20世紀最重要（至少是收益最大）的文學領域，傑西·科辛斯基的作品是其中的代表。1933年，猶太人科辛斯基出生于波蘭。二戰中，他們一家使用假身份，躲進了波蘭的村莊裡，倖免於難。1957年，科辛斯基移民到了美國，開始了作家生涯，並一點點地給自己創造了一個全新的過往。他告訴朋友和認識的人，在戰爭期間，他是獨自生存下來的，他遊蕩在波蘭鄉間，目睹了人類的所作所為（大多數都很殘忍）。他的作品中還有一些情節借鑑了他的朋友羅曼·波蘭斯基的真實的童年經歷。一位霍頓·米夫林出版社的編輯聽了他的講述，1965年，該出版社出版了科辛斯基的故事。按照當時的習慣，這本《上了漆的鳥》（thepaintedbird）被歸類為小說，不過編輯認為它大部分是依據科辛斯基自己的真實經歷寫的，科辛斯基也沒有給出明確的解釋。恰巧，《紐約時報書評》邀請埃利·威塞爾來評論這本書，威塞爾認為這本書是一部純粹的小說，但科辛斯基告訴他這是自傳。當時，威塞爾對科辛斯基的傳記作者詹姆斯·帕克·斯隆說：「我撕掉了那份評論，重寫了一份，寫得比之前的那份好幾千倍。」在那份評論中，威塞爾寫道：「作為紀實作品，《上了漆的鳥》……有著不同尋常的力量。」

從政治角度和個人角度來看，或許最令人悲傷的回憶錄就是1995年在瑞士出版的《片段：1939年至1948年的戰時童年》（fragments:memoriesofawartimechildhood1939—1948）了。作者本傑明·威爾科米爾斯基是瑞士的一位單簧管工匠，他在開頭這樣寫道：

「我既沒有母語，也沒有‘父語’，我使用的語言源自我大哥莫迪凱的意第緒語。在波蘭納粹集中營的兒童牢房裡，來自各地的孩子的混亂口音將我淹沒……從某個時刻起，我完全不會說話了，過了很久，我才再次找回自己的語言。

「我的幼時記憶深深植根於我的腦海中，植根於伴隨這些記憶的身心感受裡。然後，我記起我能聽見東西了，記起我聽見的內容了，記起我在想什麼了，最後，我還記起了自己說過的話……

「我最早的記憶是一片孤立影像的廢墟。記憶的碎片像刀口般鋒利，即使如今摸上去也仍然會被割傷。大部分記憶是混亂的，幾乎沒有時間順序。這些碎片不斷出現，與成年人井然有序的生活相悖，逃避著邏輯的法則。

「如果我要寫它，我就必須放棄成年人的邏輯，因為那隻會扭曲事實。」

因此，這本書由一系列記憶模糊的場景組成，有的部分尤為零碎。在第3頁，威爾科米爾斯基描述了他最早的記憶：在拉脫維亞的里加，一個男人（可能是他的父親）被穿著制服計程車兵按在牆上打死。本傑明和他的哥哥們逃到了波蘭的一個農舍，躲了起來。後來他被逮捕，先後被帶到了兩個不同的納粹集中營裡。在其中一個集中營裡，他最後一次見到了自己垂死的母親。戰後，他被送到克拉科夫的一家孤兒院，最後到了瑞士。在瑞士，他的養父母鼓勵他忘掉一切。然而，過了幾十年，在看完一部關於集中營的紀錄片後，他開始重建自己支離破碎的過去。

這本書被翻譯成九種語言（1996年被翻譯成英語），廣受好評，還獲得了三個重要獎項：美國的國家猶太圖書獎、法國的大屠殺紀念獎和英國的《猶太季刊》文學獎。威爾科米爾斯基本人接受了大屠殺檔案館的採訪和錄影，至少在某些方面，他與安妮·弗蘭克、埃利·威塞爾和普里莫·萊維一樣，是大屠殺的證人。但是，1998年，瑞士記者丹尼爾·甘茲弗裡德發表了一篇文章，聲稱威爾科米爾斯基的本名是布魯諾·格羅斯讓，他不是拉脫維亞猶太人，而是瑞士比爾的一個未婚女子（非猶太人）的兒子。這篇文章發表後，威爾科米爾斯基堅稱自己是一名真正的大屠殺倖存者，還說自己一到瑞士就秘密地與布魯諾·格羅斯讓交換了身份。此外，他批評了那些評論家，說他們不該把這本書當成「成年目擊證人的歷史事實報告」，因為真正的重點在於「留在孩子記憶裡的、與成年人的批判和邏輯無關的印象」。

儘管甘茲弗裡德的發現後來被研究者和記者不斷證實和補充，但威爾科米爾斯基（或格羅斯讓）依舊堅持自己的說法。我們很難因此譴責他，他似乎對自己的故事深信不疑。和門楚一事相似，更難辦的是那些在事實面前仍然為他辯護的人，比如有個女人寫信給他說：「沒人有權利或權力偷走你的記憶！你就是你記憶中的那個人。我希望你能堅強起來，把你的記憶當成一份珍貴的財富。」

一位名叫勞拉·格拉博夫斯基的大屠殺倖存者也支援他。格拉博夫斯基在好幾個場合都表示，她記得曾在比克瑙以及一家位於克拉科夫的孤兒院見過威爾科米爾斯基。1998年，威爾科米爾斯基和格拉博夫斯基在洛杉磯重聚，還一起為洛杉磯的大屠殺兒童倖存者進行了一場音樂表演。但事實證明，格拉博夫斯基並不是最好的證人。《基石》雜誌的調查顯示，勞拉·格拉博夫斯基根本不是大屠殺的倖存者，她其實是撒旦教儀式回憶錄《撒旦的地下活動》的作者勞倫·斯特拉特福德。此前，《基石》上還有一篇文章指出，斯特拉特福德是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女人，本名是洛雷爾·威爾遜，她精心編造了被虐待的故事，把它們寫在了回憶錄裡。

2002年，朱迪·布倫特出版了回憶錄《絕塵》（breakingclean），講述了她在蒙大拿州的農場當家庭主婦的不幸生活。她在第一章中描述了她的公公把她的打字機拿到外面，然後「用一把大錘把它砸爛」的場景。她的公公對這一說法提出質疑，後來，布倫特向《紐約時報》的記者承認，打字機被大錘砸爛是「象徵性的」寫法。她說，實際上「老人家拔掉了打字機上的插頭，大喊大叫，但打字機並沒有報廢」。

拉里·科爾頓1992年出版了回憶錄《山羊兄弟》（goatbrothers），講述了職業棒球小聯盟球隊的一次公路之旅。途中，他的棒球隊走進了亞拉巴馬州的一家餐館。一名女服務生說她們不招待黑人球員，於是，球隊經理安迪·塞米尼克就命令球員們回到汽車上去。科爾頓寫道：「我從凳子上站起來，把塑膠杯裡的水倒在櫃檯上，然後隨手抄起一個棒球，朝收銀臺扔去。棒球打到了被堆成金字塔狀的那些塑膠杯的中心，杯子四處飛散，女服務生們紛紛低頭躲避。」後來，在接受《俄勒岡人報》的採訪時，科爾頓堅稱自己確實把水倒在了櫃檯上，但承認自己並沒有朝那些杯子扔棒球。他說，他之所以創造了這個場景，是因為他使用了「電影化」的方式去考慮「這個場景在讀者心裡會是什麼樣的」。

要譴責洛雷爾·威爾遜（也可以叫她勞倫·斯特拉特福德或勞拉·格拉博夫斯基）這樣的人很容易，但對於從未被大錘砸過的打字機和從未被扔出的棒球，就比較難下定論了。隨著回憶錄的大量湧現，這種小小的欺騙和偽造不斷被發現，並在評論文章、部落格、網上論壇和學術文章中引起無休止的辯論。通常，人們會在以下兩種立場中選擇一種。

1. 我控訴。令人極其震驚的是，在書店的非虛構類專區銷售的被稱為「回憶錄」的書往往有虛假成分。這不僅僅是虛假宣傳，還是一種欺騙——不管是否有意，都會影響到書中的內容。既然報紙和雜誌可以對出版內容進行事實核查，為什麼圖書出版商就不能呢？（提出這種疑問的往往正是報紙記者。）總之，這是現代生活中欺騙氾濫的又一個例項。

2. 人啊，做點更有意義的事吧。誰都知道，人類的記憶是有缺陷的。回憶錄這種作品型別被公認為主觀的、印象模糊的證言。回憶錄不會試圖給出真正的真相，只會給出作者眼中的真相，這就是回憶錄的價值所在。那些花費時間在回憶錄中尋找錯誤並自豪地宣揚的人，是虛偽的誹謗者。

第一種立場的弱點更為明顯，因為它的前提是不切實際的、天真的道德絕對主義。現實生活中只有非常少的東西能得到確切的驗證，比如出生地點和日期、親戚的名字、工作的頭銜以及一些時間和空間上的細節。此外的一切東西都只是人的印象而已。作家要想創作一本任何人都可能有意閱讀的書，就必須以敘事的方式來表現這些印象。期望回憶錄可以像錄影帶一樣準確記錄當時發生的一切，這種想法簡直令人啼笑皆非。錄影機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並不隨時存在，因此，任何包含對話的回憶錄（也就是說，任何近代或當代的回憶錄）都是不準確的。想想你最近的一次對話，你能準確地記住你和其他在場者說過的話嗎？當然不能，儘管這次對話可能頂多發生在幾個小時前。回憶錄只是看似還原了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對話，儘可能呈現了在場者可能說過的話、可能會說的話、應該說過的話。回憶錄中關於過去的其他內容也遵循同樣的原則。因此，如果一個人能接受回憶錄中存在對話（我還沒有聽說過有人要求廢除回憶錄中的對話），卻對其他部分的真實性有所抱怨，那麼他的行為是前後矛盾的。

第二種立場也有明顯的漏洞。非虛構圖書的不真實性是一個非常致命的問題。人們想讀這些書，恰恰是因為人們期待它們是真實的，這可能是它們最大的吸引力。詹姆斯·弗雷的《百萬碎片》要是以小說的形式出版，銷量肯定沒有這麼好。內容絲毫未動，只是把分類改成回憶錄，這本書就立馬被搶購一空。赫爾曼·拉帕波特把大屠殺中的愛情寫成了童話故事的形式，出版商初步計劃把他的書作為小說出版。這個計劃不可避免地失敗了。它不是真的，所以沒人在意。在某種程度上，回憶錄被證實為虛假之後，就失去了它的特質、權威和力量。

但虛假確實存在，無法迴避。要深究的話，我們可以把回憶錄分成不同等級，或者找出某種規律。如果一部回憶錄從消極的角度描述人物，不論是主旨還是細節都有錯誤，文筆拙劣，從私利出發，或者以其他方式顯露了作者的意圖，那麼，其準確性就是個問題。以上這些事做得越多，做得越過分，這部回憶錄的問題就越大。

讓我們來看看兩本非常成功的書中的選段。在珍妮特·沃爾斯2005年出版的回憶錄《玻璃城堡》的第42頁，沃爾斯描述了大約三十五年前，在得克薩斯州兩個小鎮之間的路上，她的母親在車上堅持說自己懷孕了10個月，併為此和她的父親大吵了一架的事。

「‘我懷孩子的時間總是比大部分女人長一些，’母親說，‘洛麗就在我肚子裡待了14個月。’

「‘胡說八道！’父親說，‘除非洛麗有大象的基因。’

「‘不要拿我或者我的孩子開玩笑！’母親大叫道，‘有些孩子是早產的，而我的孩子全都是晚生的，這就是他們那麼聰明的原因。他們的大腦有更長的發育時間。’」

在2002年出版的回憶錄《拿著剪刀奔跑》的第45頁，奧古斯丁·巴勒斯描述了他（當時12歲）在母親的精神病醫生芬奇家裡度過的第一天。他與芬奇醫生的女兒娜塔莉和維基在玩一臺舊的電擊治療儀，娜塔莉說她會假裝成「偏執型精神分裂症患者」。

「娜塔莉的睫毛顫動著，她說：‘就像是多迪·施密特。’

「維基做了個鬼臉：‘啊，我的上帝。那個人太噁心了。你知道她有多髒嗎？阿格尼絲（她們的媽媽）不得不幫她把胸罩扒下來，因為胸罩都粘在她身上了。’

「娜塔莉吸了口涼氣：‘你從哪裡聽說這件事的？’

「‘這是真的，阿格尼絲親口告訴我的。’

「‘多迪是誰呀？’我問。

「‘阿格尼絲還得用海綿擦洗她的乳房下面，把那些髒東西都擦掉。’維基故意尖叫了一聲，做出嘔吐的樣子。」

這兩本書的作者都在撒謊，書中涉及的人物在多年之前並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不過我們不能怪沃爾斯，應該被譴責的是巴勒斯。巴勒斯給精神病醫生一家（他最終搬進了他們家裡）換了名字，卻如實地寫出了小鎮的名字，因此，凡是認識他們的人都能辨認出他們的身份。既然巴勒斯把他們瘋狂的、令人不快的舉動披露出來，讀者對真相的要求也就變高了。巴勒斯直到精神病醫生的家人以誹謗罪起訴他，並最終達成庭外和解時，才明白了這一點。沃爾斯也把自己的父母描繪成了瘋子。她的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過，無論是她的母親、兄弟姐妹，還是其他人，都沒有公開反對她對人物的刻畫（她的父親早在她寫作之前就去世了）。部分原因在於，比起巴勒斯，她是一個更好的作家，一個更有同情心和洞察力的觀察者。她作品裡的對話相對較少，聽起來也很真實，而巴勒斯的書裡對話太多（有一半以上的內容都打著引號），且往往與事實不符。巴勒斯筆下的角色像是卡通人物，有時滑稽，有時嚇人，但從來不是有血有肉的。沃爾斯筆下的角色既有趣又可怕，同時令人心酸，在某種程度上還很神秘——他們都是真實的人。

回憶錄包含了各式各樣的意圖。有的狹隘（為了跟別人算賬），有的宏大（為了讚美上帝），有的關乎技巧（為了講個好故事），有的關乎商業（為了銷量高），還有的關乎政治（為了廢除奴隸制）。當回憶錄中的某個行為、引文或細節明顯地服務於其意圖時，讀者的不滿會增加，對真相的要求也會隨之變高。如果書中的「事實」被證明是假的，那麼這本書理應受到質疑。朱迪·布倫特覺得她的家人扼殺了她的藝術抱負，並在回憶錄中表達了這一點，這很好。但是，在她編造了大錘砸打字機的事之後，她就咎由自取，失去了被傾聽的權利。

在《百萬碎片》出版的幾個月前，詹姆斯·弗雷接受了《紐約觀察家》的採訪。在談到他的一些作家同行時，他說：「我他媽的才不管喬納森·薩佛蘭（隨便他叫什麼）或者大衛·福斯特·華萊士在做什麼。我他媽的才不管他們所有人在做什麼。我不和他們出去玩，我不是他們的朋友，我也不是文學界的一員。」當談及戴夫·艾格斯的《一個驚人天才的傷心之作》時，他說：「我認為那是一本平淡無奇的書，但它被吹捧為我們這一代中最好的作家寫出的最好的作品。他媽的，去他媽的，去他媽的說這種話的人。」他還說他的妻子說他是野蠻人：「因為我用手吃飯，因為我最好的朋友是我的狗，還因為我喜歡鬥牛、喜歡摔跤、喜歡拳擊。作家們不再像以前那樣了，他們都他媽的有碩士學位，很‘精緻’，還很‘有教養’。」

在他的書大獲成功後，弗雷接受了《娛樂週刊》的採訪。他說：「我走進蘭登書屋時，他們都把我當成搖滾明星，一個個激動得喘不過氣來。他們不敢相信我本人出現了，都在叫：‘哎呀！哎呀！哎呀！’」

這樣一個惹人討厭、自私且裝腔作勢的人，希望在書裡讓自己的人生看上去更暴力、更痛苦、更戲劇化、更極端，這並不讓人感到奇怪。在2008年的夏天，醜聞曝光後，弗雷接受了《名利場》的採訪，他聲稱這是他最後一次接受採訪（當然是這樣）。那篇訪談文章的作者這樣寫道：「他已經38歲了，但仍然會打一些古怪的電話給我。有時他會從街角打來，用一種高亢而瘋狂的蒼老聲音，拉長你名字的每一個音節。有時他會假裝遇到緊急情況，就像他前幾天打電話給編輯助理時做的那樣：‘艾利森，媽的，艾利森，我現在需要你的幫助！我在第五十六大道和第五大道的街角處，一輛該死的公共汽車開過來，把我打得渾身溼透！我還有兩個會議，我需要你去給我買內衣和褲子。’」

這個壞男孩變得很可憐。

經過多年的思考和調查，我很高興能在此引用自己看到的最明智的說法。這是《紐約時報》記者雷蒙德·沃爾特斯在1960年寫的：「如果讀者拿起一本自傳只是為了幾個小時的消遣，那麼，只要他讀到了一個精彩的故事，他就不會太在乎它的真實性。但是，如果讀者希望瞭解這個世界，以及一個人對這個世界的反應，又會怎樣呢？他可能會遵循幾個世紀以來挑剔的批評家使用的方法：當你開始讀一本自傳時，把它想象成一個你剛剛認識的人，你不斷地判斷這個人言語的真實性，從而儘可能地估量他或她的個性。」

我們在生活中遇到的人總是告訴我們「真實」的故事。（我記得我上次聽虛構的故事還是在布蘭特湖營地的篝火旁。）我們讀回憶錄就像聽這些人說話一樣，總是要做好準備，去評判他們的智慧、洞察力和可信度。有時，我們會遇到一個自大的吹噓者，他是每一個故事中的主角或受害者，我們對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感到懷疑。如果遇到了憤憤不平的腔調、侵犯了我們私人空間的沒水平的發言者或過分自來熟的人，我們會找到最近的出口逃走。那些記得很久以前的很多細節的人也很可疑。也有時，有人純粹是想開玩笑，他的眨眼和語氣就會告訴我們，不必把他說的話過於當真。有些講故事的人則讓人印象深刻，他們直視我們的眼睛，從一開始就吸引了我們。但很可能，這些人的故事裡隱藏著欺騙，而我們永遠都不會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