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尚意

《我是誰？》是一本學者自傳。作者段義孚先生是美國著名地理學家，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創始人之一。在他擁有的諸多學術「帽子」中，有兩頂比較重要。其一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其二是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段先生的許多著作業已譯為中文，故漢語世界的讀者對他的名字並不陌生。我相信讀者選擇此書，並非僅僅衝著段先生的學術光環。

就讀者群數量而言，學者自傳一定遜於各類明星、傳奇人物的自傳。如果書店中同時擺著航天英雄楊利偉的自傳《天地九重》和段先生的《我是誰？》，那麼我估計前者的銷量更好。這是因為讀者多有「獵奇」之心。對於普通人而言，航天員的生活、學習、工作具有神秘的色彩。讀者透過楊利偉的自述，可以滿足一定的好奇心，同時也可以體會到宇航員面對困難和死亡挑戰時的英雄氣概、堅定信念。但是對於學者的自傳，人們的好奇心會少一些，甚至還有些許顧慮，唯恐讀不懂特定學術圈中的「學術黑話」。但是段先生的這本自傳可以打消讀者的這種顧慮，因為全書幾乎沒有任何地理學的抽象術語。當然，江湖中關於段先生的許多亦真亦假的傳聞，也可能是調動讀者好奇心的由頭。例如，這位人前羞澀的「社恐」學者，如何獲得英美人文社會科學界的認可？一個終生未婚的人是否擁有浪漫故事？北洋政府時期的臨時執政、國務總理段祺瑞是不是段先生的伯父？段先生的父親與周恩來是什麼關係？

不過，我向讀者推薦讀此書的出發點並非出於這些獵奇點。我的主要目的是，讓讀者通過閱讀此書，打破普遍的偏見——地理學不是高深的學問。在資訊不發達的時代，像徐霞客、亞歷山大·洪堡那樣既能讀萬卷書，也能行萬里路的人，自然比其他人的地理知識豐富。但在遙感、網際網路等技術的支撐下，普通人可以迅速獲得世界某個角落的地理資訊，甚至用ai生成地圖和文字。因此人們認為，不必將地理作為一門需要到大學裡攻讀的學科。早在20世紀70年代，段先生等人提出的人文主義地理學，就已經回答了此問題，即人不斷對世界、對自己發出新的問題，這樣的能力是目前技術不能夠完成的。大資料驅動讓人工智慧在人機對話的自然度、趣味性上有了巨大突破，但距離機器人形成完全自主意識還很遠。人們基於空間(space)、尺度(scale)和地方(place)這些地理核心概念而形成的迴圈感悟能力、不斷問答的能力，是需要在大學地理專業訓練中不斷培養的。

《我是誰？》看上去是段先生的自傳，我更建議讀者將之視為地理學術專著。本書於1999年出版，當時我正在段先生就職的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地理系做富布萊特訪問學者。11月17日晚，出版社在大學書店舉辦了《我是誰？》的新書釋出會，段先生在發言後回答了聽眾的許多問題。我當時買了一本，並請段先生簽字，而後與他合影，這是我們兩人的第一張合影。因為洗印出來的照片上有日期，所以我記得這個日子。當年的我，的確是將本書作為段先生的個人傳記來閱讀的。但是二十多年過後，我改變了看法。讀者可以邊讀邊理解段先生的地理思維邏輯。本書隱含著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基調，即返回到思考的存在者。個人的存在有三個方面：1.個人對周圍環境世界(umwelt)的體驗，它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客觀經驗。2.個人對其他人(mitwelt)的體驗，每個人都是以主觀的方式來體驗別人的。3.自我的世界(eigenwelt)。讀者甚至可以將本書與段先生的另外兩本書對比著看，一本是《回家記》，另一本是《人文主義地理學：對於意義的個體追尋》，兩書漢譯本已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在這兩本書中，段先生用大量篇幅敘述了自己的人生經歷，且介紹的事情與《我是誰？》中的多不重合。

地理學家回答「我是誰」，是在時空座標中定義的，尤其是在空間座標中。段先生將自己定義為世界主義者，對自己生活過的地方及未曾去過的地方都有情感和判斷，而且這種情感和判斷構成了他的地方感(senseofplace)。地方感是段先生提出的學術概念。他的地方感是在不斷發展的，這種發展是在迴圈感悟和不斷問答的過程中推進的。因此，我們在讀《我是誰？》的時候，很難得到一個絕對積極或消極的地方感。這與有些傳記或文學作品不同。以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和戈爾丁的《蠅王》為例，這是兩部荒島文學作品，清晰展現了兩位作者各自對荒島的地方感。《魯濱遜漂流記》表現作者對文明戰勝野蠻的信心，而荒島激發了人的潛能，笛福的地方感是樂觀主義的；《蠅王》表現出作者對野蠻戰勝文明的失望，而荒島就是人性之惡的放大器，戈爾丁的地方感是悲觀主義的。

在真實世界中，好壞是交織在一起的，因此段先生在本書和後半生的其他學術著作中，總是從好的方面，看到壞的方面，再找另一個好的方面……「是的，但是」(yes,but)是他與他人對話，與自己對話的常用模式。我將之說成「塞翁失馬模式」。例如在本書中他描述了一次「逃亡」的經歷：1938年日軍侵佔上海，段先生的母親帶著四個孩子逃離上海，一路輾轉，從上海到越南海防，再從海防到河內，繼而從河內到昆明，而後再到重慶。8歲的段先生當時身上起了許多水泡，痛苦不堪，而他母親則用針挑破水泡，塗上藥膏，纏上紗布。從河內到昆明的一路上，他們遇到許多糟糕的事情，原本這條路不會給段先生留下美好的地方感，可是段先生用「但是」二字扭轉了話鋒：「也正是在這條公路上，我體會到了母親身上不為自己所知的品質——無限的溫柔和耐心。」這樣的感受使他長大後開始保護母親。有人會質疑對母親的情感是不是地方感，但是藉由一次身體的空間移動而產生的對自己、對他人、對自然的態度變化，也是地理學探討的內容。這裡的分析邏輯是：艱苦環境下的空間移動，促進了親人間的瞭解，使親情得以良性發展。二十年後，段先生在《人文主義地理學》中，已經將「塞翁失馬模式」運用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他以亞歷山大大帝歷時多年的大規模軍事活動為例，推測亞歷山大大帝率軍橫掃希臘、小亞細亞、埃及、阿拉伯半島、伊朗高原和印度時，未必想到促進各地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但事實上交流和融合卻發生了，這是因為文化交流是人的普遍追求。此例的分析邏輯是：亞歷山大大帝實踐宏大的空間行動時，未必能估計到所到的效果。若他能從普遍的人性追求來展望，就可以預測到文化的交流是難以阻擋的趨勢。

人們喜歡讀「獨特的人」所寫的自傳，因為他/她會展示尋常人看不到或者忽視的一些事物。段先生應該算得上「獨特的人」，而且是對世界比較敏感的人。然而，段先生希望人們意識到，並非只有所謂獨特的人、偉大的人才能洞察世界、認識地理，每個尋常的人也都是獨特的人，可以通過不斷地觀察世界、感悟世界，生成自己的地理知識和地理觀念，從而更清晰、更自主地走完自己的一生。正如段先生在本書第一章中所寫的：「即便是普通人常見的生活經歷，也應該有普遍的旨趣和意義。」如段先生說他們兄弟三人初到澳大利亞的中學，被粗魯的同學嘲笑和欺負，讀者看到此處，會感同身受，反思這種人性之惡。段先生在《人文主義地理學》中也記錄了此事，足以見他的印象多麼深刻。而恰恰是這種對和睦相處的普遍人性述求，讓讀者與自傳作者可以實現心靈的溝通，並一起思考我們如何做才更像人。

最後介紹兩位譯者，他們是我多年前畢業的學生，曾多次獨立和合作翻譯段先生的著作。他們的工作幫助我和所有尊敬段先生的人，更好地瞭解他的思想。

周尚意2023年5月於退思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