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她和我，呃，我們決定……」

「薩貝拉先生，我不明白你——」

「我是想告訴你，買乾洗店還差的那部分錢，我們會借給你！」

我和薩貝拉先生一直喜歡用言語來溝通，我們會高談闊論，有時甚至還會唇槍舌劍一番（當然沒有惡意）。但此時此刻，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科恩先生！您好！您的夾克已經好了！」

顧客聽了哈哈大笑，既驚訝又開心。「你還記得我！」他的表情就像在看舞臺上的魔術表演，「我不知道你是怎麼做到的。」他一邊說，一邊在錢包裡翻找認領票。母親也報以微笑，與他的熱情相得益彰。這是她的另一面，我很少看到，或許從來沒有看到過。距離她的手術過去了快半年的時間，這一幕對我來說格外動人。

科恩先生並不知道，母親已經在心裡記下了他開的那輛深藍色大眾帕薩特，一看到那輛車駛進停車場，她就會把他的夾克迅速整理好。「科恩先生！灰色夾克！」她喊道，我就在開門的叮噹聲響之前，趕緊找出衣服遞給她（如果科恩先生知道這一切，也一定會覺得驚喜）。對我們的顧客來說，我們就好像有千里眼。母親出生在一個國民黨家庭，她的出身屬於敵對的陣營，因而一直戴著精神枷鎖做人。而現在，她在這新澤西州的乾洗店裡變得春風撲面、笑口常開。

然而，乾洗店剛開張時並非一帆風順，我們犯了很多錯誤，因為混淆顧客和損壞衣物賠付的錢比我們收入的還多。來店的顧客總是匆匆忙忙，但缺乏經驗的我們行動緩慢，效率很低，經常讓他們失去耐心。我們還經常跟隔壁的餐館因為停車場的問題發生爭執。最後，我們（更準確地說是我）完成了乾洗店的「成人禮」——洗壞了一件羊絨毛衣，這也是我們賠償最多的一次。

不過，最終我們還是找到了節奏。隨著業務逐漸穩定下來，我們也從最初的小心翼翼變得熟練起來，動作連貫、從容不迫，甚至還有一絲節奏感。我們的顧客也注意到了。越來越多的人成為這裡的常客，尤其是那些每天往返於郊區住所和市區辦公室的年輕職員。我們非常幸運（不過我們在很久以後才意識到這一點），在正確的時間選擇了正確的地點：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經濟蓬勃發展，而我們的店恰好位於連線帕西帕尼和曼哈頓下城的公交車站對面。

我想起了薩貝拉夫婦。雖然他們自己的工資並不高，孩子們也快上大學了，但他們還是借給我們好幾萬美元，沒有別的原因，就是希望看到我們家繼續生存下去。這是一種我難以想象的慷慨，而一想到如果生意失敗、讓他們失望，我就覺得難以承受。正因為如此，乾洗店開始穩定下來的跡象更加令我歡欣鼓舞。按照目前的發展態勢，也許我們還錢的速度會超過地殼運動的速度。

最讓我振奮的是，我看到了多年來未曾見到的東西：父母變得自信、自在了。他們不是在疲於應對，也不是在掙扎生存，而是真的有所作為。他們成了社會的一分子，每天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做出貢獻。我看到了他們的創造力和聰明才智，以及對勤奮工作的渴望（至少從母親身上看到了）。

讓人感到驚喜的，還不僅僅是母親讓人如沐春風的服務態度。她發現，雖然乾洗行業本身利潤微薄，但改衣業務卻是有利可圖的。於是她開始為顧客提供改衣服務，儘管她自己幾乎沒有任何經驗。我們還在成都的時候，她曾給我做過衣服，從中學到了一些最基本的縫紉技巧。現在，她把自己的業餘愛好變成了職業，在工作中勤學苦練。她的付出得到了回報。最早的一批顧客基本上是把自己的衣服交給了一個完全業餘的人，但他們毫無覺察。她很快就在不知不覺中掌握了改衣技能。她頭腦冷靜、有條不紊地糾正最開始犯的錯誤，在一年內就贏得了回頭客和持久的忠誠。

父親也想辦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乾洗店裡機器很多，對他來說簡直就像個遊樂場，他慢慢養成了定期維修鍋爐、熨燙機、衣物輸送機和乾洗機的習慣。久而久之，他對修理的熱情給店裡節省了數千美元的維修費用。他甚至變得越來越有創造力，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他在整個店裡安裝了一個由電線和鉤子組成的網，然後在上面種了常春藤和其他各類攀緣植物。乾洗店裡意外地變得鬱鬱蔥蔥，這既滿足了父親對自然的熱愛，也讓顧客感到賞心悅目。

有些時刻，我不得不退到一旁，靜靜地觀察父母。他們倆就是在中國陪伴我長大的人：精神堅毅、足智多謀、令人過目難忘。我已經很久沒有見過真實的他們了。能見證他們的迴歸，我倍感自豪。

我的大學生活經歷和大多數美國大學生並不相同，其中最明顯的區別就是我需要每週回家幫忙。再加上我的個性依然保守，喜歡獨來獨往，所以除了學習，其他事都讓我覺得困難重重。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我始終覺得很難融入同齡人中；語言上的差距、文化上的差異，當然還有巨大的階級鴻溝，都加劇了這種隔閡感。

我發現這種鴻溝常常體現在一些表面現象或者微不足道的小事上。舉個例子，俗話說「補鞋匠的孩子沒鞋穿」，我們家新開的乾洗店並沒有擴大我的衣櫥選擇範圍，但至少這個問題可以解決：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都很有錢，所以在這裡上學的一個好處就是，宿舍的洗衣房裡堆滿了被丟棄的衣服。我依靠二手衣服度過了高中時光，現在，二手衣服也成為我大學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還有一些鴻溝無法輕易彌合。我從來沒有加入過學校著名的美食俱樂部，也從來沒有體驗過許多常春藤盟校學生似乎與生俱來的社交本能。回想起來，我好像連一次派對都沒有參加過。最終，即使我進入了這個令人嚮往的地方，也無法改變一個事實：我來自一個同齡人難以理解的世界。當然，我也同樣難以理解他們的世界。

不過，這種相對封閉的生活自有好處。由於身上還揹負著家庭責任，我的空閒時間本來就不多，所以沒有理由再讓其他任何事情影響我豐富的學習生活。每過一天，我就距離大學生活結束更近一步，我無法忍受因為錯過學習寶貴知識的機會而深深懊悔，所以我儘可能把學習日程安排得滿滿當當。我在公告板上搜尋講座和研討會的廣告，從圖書館借閱成堆的書，讓自己沉浸在數學和物理學的知識海洋中。

我甚至養成了每週五參加高等研究院員工下午茶的習慣。雖然我跟高等研究院沒什麼關係，但這個下午茶活動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閉門研討會。有時，我會遇到一些研究生，可以一起討論學業。但我真正渴望的是一種真切的置身其中的感覺，能夠在偉大的思想中漫遊（正是這些思想讓這裡成為科學家們嚮往的傳奇之地），哪怕只是偶爾親耳聆聽他們談話的片段。

有時，當人群散開時，我會在無意間瞥見約翰·惠勒（johnwheeler）這樣的物理學先驅，或者愛德華·威滕（edwardwitten）這樣的前沿弦理論研究者。這是我夢寐以求的時刻。讓我感到更加不真實的是，此刻的場景是那麼平淡無奇：各個領域的巨匠們繞著樓梯閒庭信步，擺弄茶歇點心時伸手拿餐巾，閒聊時不時地點頭。巨匠們就存在於和我的生活一樣平凡的生活之中。

到了大二，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儘管我對物理學的熱愛絲毫未減，但我發現自己在思考，從宏大敘事的角度來看，這門學科對我來說意味著什麼。我的信念似乎開始逐漸動搖。我想知道真正激勵我的是物理學本身，還是推動物理學發展的精神——這種精神激勵著歷史上最聰明的一群人對我們的世界提出如此大膽的問題。我努力追隨他們的腳步，去揭示一些未知的真相，但我已經不再確定那將是怎樣的真相。

在此期間，我還在不斷閱讀。我對那些吸引我的偉大思想背後的人物越來越感興趣。我如飢似渴地讀著愛因斯坦、費曼和玻爾等思想家的傳記，像學習學校的課程一樣認真研究他們的個人歷史。當我瞭解到他們對亞原子粒子和自然常數的濃厚興趣時，我也開始注意到一種模式。這種模式非常奇特，在諸多思想家身上不斷重複出現，出奇地相似。

我發現，到了職業生涯晚期，物理學界最偉大的人物竟然不約而同地對生命本身的奧秘產生了興趣，甚至突然開始正式研究生物學。薛定諤是我最喜歡的例子之一。他的整個職業生涯都走在20世紀量子力學的最前沿，然而他卻在那本短小精悍的《生命是什麼》一書中探究了遺傳學和生物體的行為，甚至研究了生物的倫理意義。這本書對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通過更有機的視角探索世界的想法令我深深著迷。多年來，我一直在追尋物理學的足跡，探索宇宙的最深處，但突然間，物理學的軌跡又回到了自己身上，引領我第一次向內看——看向活生生的軀體、跳動的心臟和躁動不安的心靈。

我的閱讀清單越來越五花八門，無所不包。我沉浸在侯世達（douglasrichardhofstadter）所寫的《哥德爾、艾舍爾、巴赫：集異璧之大成》中，也被羅傑·彭羅斯（rogerpenrose）的《皇帝新腦》的廣度和深度所吸引。就這兩本書而言，挑戰我的不僅僅是其思想之精闢、智慧之高深，還有它們之間豐富的聯絡。它們挖掘了人類上千年來對理解心智的渴望，實際上，是對理解智慧本身的渴望，比我以前所接觸的抽象領域更深入，同時又保持了明確無誤的人文主義主線。這些書真正體現了科學的美德是嚴格細緻、以假設為導向，但又不失浪漫和敬畏。事實上，對我這樣的讀者來說，他們嚴謹的方法極大地增強了我的驚歎之情。

更重要的是，正是從這兩本書中，我首次接觸到了「用離散的數學術語來理解心智」這一觀點。它們都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從本質上說，對智慧的全面描述揭示的不是魔法，而是一種過程，是規則和原則的運作。這些規則和原則在可測量的量上，以可理解甚至可預測的方式發揮作用。換句話說，它們為我揭示了計算所包含的哲學意義。

直到上了大學，我才知道許多同齡人都是與計算機一同長大的。他們的身份是由「臥室駭客」的原型塑造的——整天熬夜，周身永遠包裹著藍色的光芒。他們不斷學習、探索、實驗。他們在孩提時代使用basic等計算機語言製作影片遊戲，在青少年時期上程式設計課，在網際網路上找到志同道合的社群。對他們來說，計算機不僅僅是愛好和理想，更是發揮創造力的無限機會。在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時，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精通程式設計技術。

在上大學前的大部分時間裡，我與計算機的接觸並不多，只是將其當作工具而已。父親利用他在個人計算機倉庫短暫工作的機會，為我組裝了一套桌上型電腦，作為我上大學的禮物。但對我來說，這臺計算機只不過是寫論文或訪問早期網際網路的工具，就像是我高中用的圖形計算器的升級版。

然而，隨著學習的深入，我開始意識到計算機的價值還不止於此。計算機不僅能幫我們解碼思維的本質，還能幫我們建立思維模型。從本質上看，隨著模型在細節和精確度上的不斷改進，隨著我們的智慧被機器進一步對映、解構甚至模擬，模型可以體現人類智慧。曾被我視為硬體裝置的計算機，現在成為我尋求理解的盟友。這個曾讓早期的人工智慧先驅們（雖然我還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但他們很快就會成為我崇拜的物件）無比著迷的概念，現在也抓住了我的心。下個季度伊始，我報名參加了自己的第一門電腦科學課程。

物理學為我學習計算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開始學習一門新的語言——一種簡稱為c的程式語言。與英語不同，c語言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賦予我力量。它的清晰度和精確度都堪稱完美，讓我能夠以複雜、抽象的方式進行計算，而且計算規模之大是我以前無法想象的。我想起在從中國飛往美國的航班上，為了讓我振作精神，母親對我說：「學習一門新語言，就像開啟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門。」在最初掙扎著學習英語的那幾年裡，我並不認同她的觀點。但隨著我對電腦科學的深入研究，她的話引起了我更多共鳴。

在這期間，一個機會出現了——我立刻意識到這可能會改變我的一生。

「薩貝拉先生，你不會相信今天發生了什麼。一位同學告訴我，今年夏天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進行了一項實驗。我還不知道所有的細節，但這個實驗涉及神經科學、生物學還有視覺的工作原理。你知道，涉及大腦內部的事情。」

「哇，正合你的胃口，是吧？」

幾周以來，我像著了魔似的一直在聊這件事。薩貝拉先生自然知道我對這個訊息的興奮程度。

「是啊！但最讓我興奮的是，他說他們需要一個助理，而且他們更傾向於選一個沒有太多經驗的本科生。」

「等等，你的意思是——」

「我想今年夏天我要去伯克利了！」

無論是對受過訓練還是沒有受過訓練的觀察者來說，20世紀90年代早期無疑都象徵著一個全新時代的來臨。辛頓的反向傳播技術似乎為神經網路提供了最後一塊拼圖，而楊立昆在手寫數字識別方面的成功，則為演算法在現實世界中的應用提供了無懈可擊的驗證。一種近乎神奇的工程範式已經到來，在這種範式中，類似人類的有機感知可以像資料庫或檔案伺服器一樣被精心設計出來。但是，麻煩再一次顯露端倪。剛剛起步的人工智慧領域很快就會發現，充滿了失敗嘗試和希望破滅的日子尚未結束。

雖然楊立昆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機器學習的理論與實踐之間卻存在著偏差。儘管神經網路的潛力顯而易見，但除了在識別郵政編碼方面取得成功，它在其他場景中的應用很快就陷入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儘管在白板上繪製的演算法在概念上非常優雅，但就算是很簡單的實現，所需的計算量也非常驚人，甚至遠遠超出大多數企業和政府的能力範圍。此外，數字資料的可用性也是令人擔憂的問題。在當時，數字資料相對稀缺，尤其是影像、影片、音訊等感知資料。當時大部分資料都是碎片化的獨家資料，而且儲存於私人伺服器中，編目不統一。無論神經網路註定要實現什麼目標，很明顯，此時時機還不成熟。

不久之後，「人工智慧寒冬」來臨，研究界失去了方向和支撐，進入了一個漫長的低迷期。甚至有人認為「人工智慧」這個詞本身過於寬泛，是一種妄想。人工智慧的能力被淡化，研究人員轉向了更加狹隘的領域，如決策、模式識別和自然語言處理（旨在理解人類的語言和文字）。「人工智慧」似乎註定只是科幻小說家的沃土，而不是學者的領域。就像物理學的發展史會隨著發現的大幅度起伏而呈現出正弦曲線一樣，人工智慧的發展也充滿了起起伏伏。

楊立昆和辛頓都是先驅，這一點毋庸置疑。但他們能否在活著的時候見證自己的想法改變世界，還是個未知數。兩人都繼續專注於研究，與此同時，世界仍在不斷向前，找尋著更簡單、更高效、更節省人力的解決方案。簡單來說，神經網路是個很好的概念，只是生不逢時。

「我們代表美國航空公司和全體機組人員，歡迎您來到加州！現在是當地時間下午3點46分，室外氣溫21攝氏度，晴空萬里，非常舒適。我們準備在奧克蘭國際機場降落，請您收起小桌板，繫好安全帶。」

我是獨自完成在美國國內的第一次旅行的。我對自己笑了笑，因為我突然意識到，對我來說，擴音器裡的聲音對我來說不再是陌生的外語了。

抵達加州，令人興奮，但當時做出這個決定並不容易。父母仍然需要依靠我的幫助才能順利經營幹洗店，而我要去美國的另一端生活八週。我們不知道該如何應對這個局面。然而，母親還是一如既往地堅持讓我去。

我的一位研究員同事來到機場接我。我們直接去了實驗室，打算等有時間了再討論住宿和其他實際問題。現在，他似乎也和我一樣，迫不及待地想投入研究中。

「你從哪裡來？你的背景是什麼？」他問道。

「我在普林斯頓學物理。」我回答道，覺得自己有點兒格格不入。我學的不是神經科學，甚至也不是生物學，我突然開始擔心團隊會不會接受我。

「不錯。我學的是電氣工程。對了，我叫加勒特。」

電氣工程？真的嗎？所以我不是唯一一個來自其他領域的人？

「等等，你是說你也沒有生物學背景？」

「沒有啊。這就是這個專案的魅力所在。我們不是要直接去研究大腦，至少不是從生物學的角度出發。」

我很困惑，但也充滿了好奇。

「我們是通過計算進行研究。」

正如加勒特跟我解釋的那樣，我們的專案基於休伯爾和威塞爾有關哺乳動物視覺皮質的開創性工作，希望可以取得突破性的進展。我們按照原實驗的方法，在貓的眼前投射影像，然後分析其神經元反應。不過，由於技術上的巨大進步，我們可以開展更加深入的研究。我們投射的不再是孤立的線段，而是全動態影片片段。我們也不僅僅研究影片激發的大腦活動，而是嘗試從內部重構引起大腦活動的影像。

對我來說，這段經歷之所以如此獨特，是因為當時的環境。實驗室剛成立不久，由一位年輕的助理教授負責管理，而我和另一位本科生與博士後加勒特一起擔任輔助角色。雖然這個專案人手不夠、資金不足，但也難得地沒有受到過多的限制。因此，我在資歷遠遠不夠的情況下承擔起了一名研究科學家的責任，這一切都令我感到興奮。我的工作包括從零開始搭建實驗儀器：研究硬體裝置、尋找合適的電極、選購放大器和揚聲器（以便聽取它們的輸出），然後把所有東西從頭到尾組裝到一起。工作節奏很快，經常會有壓力，但從不枯燥。

然而，知識探索並不是我生活的全部。

「呃，飛飛？」實驗室的電話響了，加勒特用熟悉的語調叫了我的名字，「我覺得是你……媽媽？」他低聲說，一隻手捂著聽筒。

「謝謝。」我接過電話。

「嗨，媽媽。」我切換成普通話輕聲說道，「嗯？對，她想知道——不是，媽媽，我的意思是——不是，不是……」

於是，我再次在電話中接待了一位身處北美大陸另一頭的顧客。

「讓她接電話，好嗎？好，謝謝。」

「你好，羅素太太。」我又切換成英語，「聽起來您很擔心亞麻布的問題？是的。是的，沒錯。應該沒問題。讓我媽媽接電話吧，我告訴她。謝謝您，您也是。」

如果說我曾經擔心這次的西海岸冒險會讓我忘乎所以，那麼這樣的時刻總能讓這種擔憂煙消雲散。我不得不隨時放下手頭的一切工作，去跟客戶保證他們的衣物不會縮水。這可以幫助我保持腳踏實地的狀態。

即便是在移動裝置、宇宙飛船和粒子加速器等各種先進裝置飛速發展的時代，大腦仍然是已知宇宙中最複雜的物體。它超越功能最強大的超級計算機，而一切活動都發生在以立方英寸為單位計算的微小空間內，能量來源只不過是我們每天消耗的卡路里的一小部分。當我們窺探大腦的褶皺時，會更加感嘆這個器官的神奇。

儘管構成大腦大部分結構的神經元相對簡單，但大腦也許是最能充分詮釋「量變引起質變」這一公理的例子。當神經元以千億計的數量級複製，當它們之間的連線達到10的11次方時，質變就發生了。物質變成了思維，產生了愛、喜悅、悲傷、憤怒、恐懼和歡笑，也造就了我們在科學、藝術、音樂和數學等方面的能力。

有了大腦，我們可以辨別顏色，一些人成為藝術家，一些人成為評論家，還有數十億人成為鑑賞家。大腦的灰質不僅可以解讀聽覺振動，還可以喚起創作歌曲的靈感，珍惜聆聽音樂的體驗，甚至回憶起跟朋友第一次在收音機上聽到一首歌時的場景，記憶的細節之清晰，銘心刻骨。這一奇特的解剖結構完全由有機化合物組成，終生被困在頭骨的黑暗之匣中。正是因為大腦，我們所珍視的一切生命體驗才成為可能。

以前從未接觸過神經科學的我被大腦的奧妙深深吸引，無法自解。如此微不足道的成分怎麼會產生如此深奧的事物？這個問題深深地衝擊著我，滲透到實驗室工作的方方面面，讓原本複雜、乏味的工作變得令人振奮。

具體來說，我們的研究目標是通過一個看似簡單明瞭的問題來探索感官資訊的處理方式：如果給一隻貓播放一連串精確控制的視覺刺激（我們播放的是簡短的自然風景片段），我們是否能夠只利用貓大腦中檢測到的訊號來重建這些片段？

為了找到答案，我們將目光投向了視覺皮質中被稱為「外側膝狀體核」（lateralgeniculatenucleus，lgn）的部分。外側膝狀體核是視神經和大腦內更高層次處理過程之間的中轉站，研究發現，它能夠影響視野內注意力的集中，並跟蹤刺激隨時間的變化。在我們的實驗中，外側膝狀體核還提供了一組可訪問的神經元，我們可以將其與視網膜的相應區域聯絡起來。換句話說，外側膝狀體核位於眼睛感知和大腦理解之間，我們的目標是解碼在其中傳遞的訊號。

不管怎麼說，理論上是如此。然而，實際情況更為複雜。舉個例子，能夠探測大腦皮質的電極非常薄，只有微米數量級，相當於一根頭髮絲的大小。為了將電極精準地置入貓的大腦中，我們依靠一種機械輔助裝置，緩慢而準確地進行操作。電極的輸出端連線了一個放大器，將原始電訊號轉換成可聽的形式，並通過揚聲器播放出來。然後，我們將資料輸入一臺執行專門訊號處理軟體的計算機，進行後期分析。慢慢地，一切都準備就緒。最後，在經歷了一系列的構建、驗證和再驗證後，一個出奇精密的儀器終於可以執行了。我們調暗燈光，開啟投影儀，連線電極。

「大家都準備好了嗎？三……二……」

直到現在，接下來的經歷仍然難以用語言表達。

「……一。」

隨著開關的撥動，擴音器裡傳出一陣噼裡啪啦的聲音。剛開始是一片混亂，甚至有點兒嚇人，但這些噪聲逐漸呈現出微弱的秩序感，尤其是當我們能夠將螢幕上的影像與聽到的聲音聯絡起來時，我們開始聽到一種有節奏的嗖嗖聲，這種節奏很快就變得清晰可辨。我們常常一聽就是幾個小時，中間稍微調節投影的視覺效果，全程密切關注聲音的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模式開始浮現出來，每個看似統一的神經元群都顯示出了獨特的音調和特徵。我們手頭有很多數字工具，從這一點來說，這種程度的實驗似乎並無必要。但它幫我們訓練了耳朵，培養了直覺，讓我們跟研究建立了深刻的聯絡（是動手實驗，而不是單純的分析）。這感覺就像純粹的科學。

當結果逐漸顯現時，我們的興奮之情溢於言表。令人驚訝的是（至少對我來說），我們的方法真的奏效了。通過運用一些訊號處理技巧，我們成功重建了在貓眼前投射的影片（儘管稍顯模糊），而這一切只不過是利用了在貓的大腦中擷取的訊號。當然，任何實驗都存在許多侷限，但我們對視覺神經元如何對刺激做出反應有了真正的、功能性的理解。我們記錄了整個實驗過程，將結果製成表格，並提交了一份草案供同行評議。不到兩年，我們的研究成果就在《神經科學雜誌》上發表了。對一個新手團隊來說，這相當不錯。

除了第一次接觸真正的科學所帶來的興奮，伯克利還幫助我從全新的角度看待普林斯頓大學。家裡的生活很規律，每天在大學上課，週末在乾洗店幫忙，幾乎沒什麼其他事情。當然，我對此很滿足；我知道父母為我做出的犧牲，而我把自己的學生生涯看作一份極好的禮物。但我心裡也清楚，終有一天，我將把我的激情擱置一旁（也許要永遠擱置），去做一些實際的事情，比如從事醫學或金融這類職業。家是我朝著這個方向一點一點努力的地方。在那裡，我依然覺得自己是個移民。

相比之下，伯克利就像是另一個現實世界。每天去實驗室就像穿行於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從近乎持續不斷的抗議活動，到偶爾出現的傳說中的「裸男」——20世紀90年代末校園生活中令人喜愛的叛逆人物——都昭示著這裡的一切都有所不同，包括我自己。在這裡，我不再感覺自己是個移民。我沒有被孤立的感覺。我甚至不覺得自己貧窮。我只覺得自己是個科學家。

最重要的是，我在這裡第一次閃現了一些想法，而這些想法很快就會讓我以前所有的痴迷相形見絀。雖然物理學的研究領域是整個自然宇宙，從普朗克尺度到超星系團，但很難想象還有比我們所研究的領域更令人興奮的思想樂園。不知何故，智慧的奧秘總是讓我感覺更加廣闊，也更加親切。因此，儘管首次參與這樣的專案讓沒有任何實驗室經驗的我承受了繁重的任務和巨大的壓力，但我從未感到疲倦。每天走出實驗室時，天早就黑了。但每次穿過伯克利的街道回到宿舍，我都精神煥發。我只感到全身心滿足。

雖然實驗只持續了一個暑假，但再次回到普林斯頓大學，我已脫胎換骨。物理學是我最初的痴迷，但我開始意識到，物理學的魅力並不在於方程式，甚至也不在於概念，而在於對其象徵意義的追逐和探索。我現在清楚地知道，我熱愛研究，我能感覺到那種激情。每當我開啟螺旋裝訂的筆記本記下想法時，每當我聽到記號筆修改方程式發出的吱吱聲時，每當我啟動實驗室的計算機進行運算、風扇呼呼作響時，一種新發現的熱情就會湧上心頭。

孩童時期，每當我和父親發現一隻從未見過的蝴蝶，或偶然發現一種新品種的竹節蟲，我就會有這種感覺，而現在的研究工作觸發了我小時候在成都周邊山區探險時的感覺。在實驗室裡，時間失去了意義，我在工作中忘掉了自我。在經歷了幾乎從來沒有過真正歸屬感的青春期之後，我突然確信我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位置。

我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了伯克利實驗室的黑暗之中，從未離去。在我的記憶中，擴音器發出的不屬於這個世界的聲音仍在迴響，每一個嘶嘶聲和噼啪聲都暗示著一種科學語言剛剛開始嶄露頭角。比起普林斯頓大學，伯克利更能代表父母來到這個國家所追求的東西：自由地認清自己的激情，毫不妥協、無怨無悔地活出激情。無論未來是什麼樣的，那些在實驗室裡一邊傾聽一邊心跳加速的時刻已經足夠讓我確信，他們做出了正確的抉擇。

父母對無限機會的追求是他們的北極星。這個願景讓他們煥發出無與倫比的活力，在他們的生命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是他們生而為人的定義。正是這種狂熱的追求，讓我心目中的英雄們一步步地從學者變為科學家，最終成為傳奇。與真正的科學發現的第一次接觸至今仍讓我驚歎不已。與此同時，我發現自己開始在天宇中追尋屬於自己的北極星，那是每一位科學家都會窮盡一切追逐的座標，無論是一個問題、一個假設，還是一個賭注。哪怕要追到天涯海角，我也會毫不猶豫。

我只需要找到那顆北極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