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ingthemind
從普林斯頓大學到伯克利，我首次接觸到真正的科學給我帶來的興奮感。我確定自己無比熱愛研究，我要找到屬於自己的北極星。
漆黑一片的實驗室裡，投影儀正在牆面上迴圈投射著一個16秒的黑白影片，吸引了在場所有人的目光。實驗室裡的大部分觀察者是人類，而最重要的觀察者是我們面前桌子上被麻醉的貓。一排電極正在小心翼翼地監測它的大腦。另一邊，幾根散發著幽光的金屬線糾纏在一起，將電極連線到放大器上。這個放大器的作用是將貓視覺皮質（大腦中專門負責視覺的區域）的峰值活動轉化為音訊訊號。我們反覆為現場唯一的貓觀眾播放影片，它觀看影片的時候，一對揚聲器就傳出噼裡啪啦的聲音，讓整個房間裡瀰漫著變幻莫測的聲音質感。
貓看到什麼畫面，我們就會聽到對應的聲音。
那是1997年，我以物理學專業本科生的身份進入了實驗室，準確地說，我還只是個大二的學生。然而，隨著實驗的進行，我能感覺到自己內心出現了變化。我所面對的奧秘似乎比宇宙本身還要大，卻又無比微妙。再過幾年，這個奧秘就會把我完全吞沒。
「怎麼樣，大學生活感覺如何？」
這是我進入普林斯頓大學後第一次跟薩貝拉先生通電話。
「該從哪裡開始說呢？校園好像夢境一樣，我這輩子見過的飯菜種類都沒有食堂裡那麼多……對了對了，我有室友了！但說真的，你猜今天午飯都有什麼，我說了你都不敢信。」
「所以你的第一印象基本上都跟吃的有關係？」他笑了，「那宿舍呢？」
「挺有意思的，我聽到很多人都抱怨新生宿舍太小了。老實說，我的宿舍可能比我們在帕西帕尼的房子還大幾平方米呢。」
我來到了一個有些不真實的世界。我跟薩貝拉先生打了20分鐘左右的電話，他耐心地聽我滔滔不絕地講述我在這所藤校的各種神奇體驗（至少是最開始的五天裡讓我大開眼界的事物），大到真正的珍奇物品，比如校園裡豐富的藝術收藏品，小到我們這些申領助學金的人會更加留意的便利設施，比如宿舍裡安裝的獨立電話和信箱等。
大學還有一種純粹的科學魔力。第一次去參加生物學研討會時，我經過了一個實驗室。透過門上的玻璃向里望去，我看到研究人員戴著護目鏡，穿著白色實驗服，正在忙個不停；助手們從電影道具般精密的裝置裡取出樣品；牆上貼滿了海報，展示著各種實驗結果和發現——眼前的一切彷彿是我的白日夢境。
學校裡有太多值得品味和駐足的地方，但真正俘獲我心的，還是校園裡眾多的圖書館。旗艦地位的費爾斯通圖書館規模恢宏，氣勢磅礴，其神韻之美、館藏之多、地位之高，讓人歎為觀止。而我最常去的還是位於地下一層的數學和物理圖書館。雖然它的外觀並不宏偉，但館藏非常豐富，足以彌補這一點。在這裡學習的學生們夜以繼日，各種文獻資料蔚為大觀，一切都讓我感到置身於一個超凡的世界之中。我立刻就找到了回家的感覺。
來到普林斯頓大學，感覺好像是我到達美國後，第一次真正呼吸到新鮮空氣，但這背後也有過許多糾結。作為移民，我始終感覺自己應該（甚至必須）把學業作為獲得經濟來源的敲門磚，學有所成後進入醫學、金融或工程等報酬豐厚的領域，以此擺脫社會邊緣生活。這種邏輯是無可厚非的，因為我可能需要承擔奉養父母的全部責任。因此，從實用主義的角度看，我應該選擇賺錢的熱門專業。然而與此同時，我的內心深處始終有一個小小的聲音在唱反調，苦苦懇求著我去追尋從小就不斷迸發的好奇心的火花：在普林斯頓大學學習物理學專業，因為這所大學可以說是現代物理學的殿堂。這是一種純粹的情感訴求，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不切實際，但我卻無法擺脫它的糾纏。不管四年後會發生什麼，我都無法想象在本科階段學習其他專業。
我內心的聲音並不是讓我堅定選擇學習物理學專業的唯一因素。儘管母親在美國的生活近乎窘迫，儘管自從我們抵達美國，她似乎每時每刻都在做卑微的工作，但她始終堅信，我對科學的熱情不能被忽視。多年的磨難並沒有改變她。她還是那個在我小時候就鼓勵我讀中外經典的知識分子，默默無聞，樸實無華，卻又異常堅毅，即使深陷似乎無法擺脫的貧困泥沼之中，也依然如故。父親也毫不猶豫地認同了我的選擇。其他人都無法理解這樣的支援，尤其是我們在帕西帕尼移民群體裡結交的朋友，他們認為我的決定純粹是在浪費大好機會。但對我來說，有父母的支援已經足夠。
如果我需要更多鼓勵，在大學校園裡就能找到，尤其是當我第一次走進物理報告廳的時候。報告廳寬敞而狹長，宛如一個洞穴，臺階逐級而下。曲線柔和的梁支撐著高高的天花板，令人心生敬畏。一排排堅固的實木長凳從我在門口的位置向下延伸到講臺。講臺就像一個等待表演者登場的舞臺，很快就會有教授站在那裡。牆上掛著一排黑板，比我在高中見過的所有黑板都要大得多，上面還殘留著前幾堂課留下的方程式痕跡。周圍的窗戶俯視著這一切，淡淡的自然光線照亮了整個教室。
我邁步走向一個空座位，心跳的節奏是步伐的兩倍。所有學生都自信滿滿，看上去都比我博學多識。他們或坐或站，自在放鬆地交談著，好像是在自己的地盤上一樣。最後，我終於找到一個空位，就在這時，教授出現了，報告廳裡頓時鴉雀無聲。
「歡迎來到‘物理105：高階力學’課。這門課要求很高，但對願意付出努力的人來說，也會非常有啟發性。」教授滿頭灰髮，顯然是匆匆梳理過，粗花呢外套就披在椅子上。他沉穩淡定，一派修為數十年的大師風範。
「我聽說有些學生把我的課叫作‘死亡力學’，」他笑著補充道，「我想這相當準確地概括了學生的流失率。」
我靠在座位上，緩緩吸了一口氣，感到既欣喜又焦慮。
「對歷史感興趣的人可能會知道，我們現在身處的帕爾默廳，就是愛因斯坦在校期間多次演講的場所。就是這個地方。」
什麼？我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身子。
「事實上，離這裡不遠就是高等研究院，位於愛因斯坦大道1號。據說這個地點是專門為他挑選的，因為他喜歡在周圍的樹林中漫步，思考那些需要獨處沉思的問題。」
我已經為學校的百年曆史和高聳的哥特式建築深深著迷，已經無比確信物理學是我正確的選擇，已經愛上了這裡，沒想到還有這樣的意外之喜。
周圍的一切讓我愈加著迷：教科書的書頁、腳下的磚塊和新鮮草坪的氣息；在坐滿學生的大教室裡，老師們懶洋洋地來回踱步，不時停下來，靠在講桌上漫不經心地仰起頭；他們穿毛衣的樣子，他們拿粉筆的姿勢；他們的每一句話無不蘊含著畢生的知識；儘管課程內容早已瞭然於胸，但他們講起課來總會雙眼放光。我一直覺得我的激情定義了我，但這些人真正活出了他們的激情，達到了我從未想象過的程度。
尤其令人難忘的是埃裡克·維斯喬斯（ericwieschaus）教授，他主持的遺傳學研討會讓大一新生接觸到了遺傳學領域的前沿技術。他是專家中的專家，但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語調。他說話時聲音柔和，甚至有些靦腆，卻永遠充滿激情。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出一絲精英主義的傲慢。他總是身穿寬鬆的格子襯衫，頭髮蓬鬆，鬍子濃密，看起來更像一個木匠，而不是科學家。他的言談舉止傳達了這樣一個資訊：即使是最複雜的想法，也應該大方分享，而不是獨自佔有。在一個秋天的早晨，他進一步實現了自我超越。
「各位，我真的不想這樣，但恐怕今天的講座要提前30分鐘結束，呃，因為……嗯，我想你們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經聽說了……」
一些學生緊張地對望了幾眼。
「我今天早上接到電話，克里斯汀·尼斯萊因-福爾哈德、愛德華·劉易斯和我……嗯，我們獲得了今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大家都驚喜地倒吸了一口氣，隨之而來的是一片寂靜。「哇！」一個學生喊道，打破了沉默，接著幾個學生鼓起掌來。頃刻之間，整個教室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聲。
「快跟我們說說你們都做了什麼！」另一個聲音補充道，進一步緩和了緊張氣氛，大家都鬨堂大笑。
「你可以放心，這學期我一定會教你們的！」維斯喬斯靦腆地笑著回答。
全班同學發出頑皮的失望聲。「好吧，好吧。」他做出讓步，學生們的嘆息聲又變成了歡呼聲，「一切還要從我們對果蠅的異常表型進行編目說起。我們原本想借此找到與導致致命併發症的基因相關的例子，卻有了意外的收穫，並且意義重大。原來許多基因也存在於人類身上，而且可能導致各種疾病。」
「要知道，」他繼續說，「這個任務非常艱鉅。為了找到導致果蠅出生缺陷的一個非常非常小的子集，我們篩選了數千個基因。這並不是一個明智的職業選擇，尤其在那個年代。但怎麼說呢？年輕的時候就是無知者無畏。可以說是努力得到了應有的回報吧。」
還有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天體物理學家泰森教授，也就是後來享譽全球的尼爾·德格拉西·泰森（neildegrassetyson）。張揚的教學風格加上標誌性的親和力，使得他的課程很有感染力。他當時剛被任命為海登天文館館長，每週都會從紐約坐火車來普林斯頓上課。他一走進教室，就會吸引所有人的目光。為了讓自己達到最舒適的教學狀態，他會進行頗具戲劇性的課前儀式：隆重地脫下外套，摘下領帶和手錶，把錢包從口袋裡掏出來放到桌子上，有時甚至把鞋也脫了。顯然，在與我們分享自己對天體物理學的痴迷時，他不希望受到一絲一毫的干擾。
最後一堂課尤其令人難忘。他把燈光調暗，投射出哈勃望遠鏡對遙遠宇宙進行深場成像的著名照片，用激昂的聲音為我們解說，那聲音彷彿是來自宇宙深處的呼喚。
「請大家深呼吸，讓這張圖片盪滌你的心靈。」他措辭嚴謹，語調輕柔，「那些微小的光點不是恆星，甚至不是恆星系統。它們是整個星系，成千上萬的星系，其規模之大，非我們渺小的大腦所能理解。但藉助哈勃望遠鏡這樣的工具，人類終於第一次瞥見了宇宙之宏大。我之所以在最後一堂課給大家看這張照片，就是希望你們能夠永遠銘記這種感受，永遠保持好奇心和勇氣，永遠願意追問那些看似不可能的問題。‘哈勃深場’的鏡面曝光，讓我們看到了答案有多麼美妙。」
兩個世界正在逐漸成形。一個是現實生活。在這裡，我時刻牽掛著母親的健康、我們家岌岌可危的財務狀況，以及我自己局外人的身份（儘管我越來越幸運）。另一個是普林斯頓大學，一個我只能用「智力天堂」來形容的地方。
而在這兩個世界之間架起橋樑的是薩貝拉先生和瓊。高中畢業後，我開始像對待其他朋友一樣對待他們（但母親堅持用「大鬍子數學老師」這個親切又正式的暱稱來稱呼薩貝拉先生）。在我認識的成年人中，只有薩貝拉先生和瓊兩個人真正經歷過美國的大學生活。所以，在我最初笨頭笨腦地適應大學生活時，他們成了我寶貴的知己。我們每週都會通電話，而每次去他們家做客，我都感覺是從現實中得到了解脫——雖然我很喜歡自己的新生活，但也經常感到難以招架。薩貝拉家的孩子們長得很快，最大的已經十幾歲了。他們全家人似乎都喜歡拿我的粗心大意開玩笑，尤其喜歡調侃說就算天氣再冷，我也不記得戴手套，還有就是我穿的襪子經常是不成對的。我們定期通電話，我也經常去他們家做客，一起談天說地。他們是我在美國最早的榜樣。他們為人謙和，關心社群，而且永遠懷有善良之心。
雖然我努力遊走於兩個世界，但大一還沒結束，它們就互相碰撞了。母親的頑疾至今沒有明確的診斷結果，多年來不斷惡化，現在已經危及生命。沒過多久，我就瞭解到，原來早在我出生時，父母就已經預料到了這樣的命運，但他們至今仍無法解決。現在，他們似乎已經別無選擇。是時候讓我瞭解真相了。
母親十幾歲時就患有風溼熱，這個病悄無聲息地侵蝕著她的心臟瓣膜組織。由於風溼熱長時間反覆發作，母親的心血管狀況在她成年後不斷惡化。醫生甚至警告說，生孩子（也就是我）對她來說太危險了，從醫學角度來說是不可取的。這個細節讓我感到既溫暖又心痛：她的叛逆精神已經帶給我太多，現在竟然連我的生命都是她的叛逆所賜。她之前出現的是慢性病徵，雖然很麻煩，但還可以正常生活，然而現在病情卻急轉直下，最終可能威脅到生命安全。如果不做手術，每一天都可能是她生命的最後一天。
「這真讓人難過。」薩貝拉先生的語氣中帶著一絲脆弱。我很少聽到他這樣說話。
「我們該怎麼辦？醫生說只有做手術，她才能保住性命。」
電話那頭沉默了片刻，我的心瞬間沉了下去。就連他也沒有答案。
「……我真希望我知道，飛飛。」
一陣恐慌向我襲來。
一幅不敢想象的畫面悄然出現在我的腦海中：沒有母親的生活。這個畫面黑暗至極，讓我瞬間失去了方向，完全不知道該如何應對。我的恐懼純粹而原始，無形中帶來冰冷的壓迫，讓我喘不過氣來。它潛入我的胃裡，在我體內越走越深。我被一種完全沒有準備好承受的孤獨感吞噬了。
更糟糕的是，我們既要面對母親嚴重的病情，又不得不考慮家裡窘迫的經濟狀況（承認這種矛盾的存在，讓我感覺很奇怪）。這幾年我們精打細算，把工資都存了起來，原本以為已經積攢了一筆不小的資金，結果發現手術費用比我們支票賬戶上的錢至少多了一個零。我們迫切想知道可選的方案，卻可能面臨沒有任何選擇。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越發認識到，單是術後檢查和康復的費用就可能使我們破產。
我滿腦子想的都是沒有母親以後，家裡會變成什麼樣子。雖然她的收入微薄，但我們還能勉強維持生計，而如果她不工作，我們將難以為繼。雖然父親性格溫和友好，但他似乎天生缺乏承擔家庭義務的意識。他一直是個孩子，從未真正成長，需要母親的嚴肅和務實來加以平衡。而此時，我偏偏正在普林斯頓大學學習物理學。一張張多米諾骨牌即將倒下。我根本無法想象塵埃落定後，生活將是什麼樣子。
好在天無絕人之路。雖然薩貝拉先生無從解決手術費用問題，但幾周後，他在跟一位同事聊天時提到了我家的情況。這個同事是我高中的美術老師，他的一位鄰居知道有家名叫德博拉心肺中心的護理機構，不僅擅長做母親所需的手術，還為低收入家庭提供量身定製的補貼專案。而這家機構恰好位於普林斯頓大學附近。
我立刻拿起電話諮詢，雖然要在父母和前臺接待員之間擔任翻譯的角色，但心情依然熱切。我很快就意識到，這家機構真的可以幫我們。他們不僅可以提供手術，似乎還可以為我們提供全額補貼。我連聲道謝，用顫抖的手掛了電話。
手術恰好安排在我第一學期的期末考試期間。多虧了普林斯頓大學的榮譽守則，我得以在德博拉心肺中心參加考試。我就坐在手術室消毒區的外面，在手術過程中和術後充當翻譯。
不得不說，在等待的過程中，能分散一下注意力也是件好事。這是個微創手術，所以我們不用過於擔心母親無法甦醒過來，但醫院也表示，她的預後將取決於手術的結果。萬一手術效果不盡如人意，我們也沒有備選計劃可言。我們只有這一次機會，去創造一個可以承受的未來。現在，我們出發了。
考試結束後，我看到父親在大廳裡來回踱步。我開始思考我們在美國的處境。去年是我們的幸運之年，但這種表象掩蓋了一個真相：我們在這裡是一無所有的漂泊者。我不知道當這一連串的幸運走到盡頭，等待我們的將是什麼。我們暫時停留在懸崖邊上，雖未墜落，但朝不保夕。在這一切的背後，是一個極其簡單而深刻的事實：我還沒有準備好與母親道別。真希望還能有更多考試來轉移自己的注意力。
最後，醫生走了出來，示意我們和他一起坐在長椅上。
「我們要討論的事項很多，但先說最重要的：手術很成功。」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這是母親手術那天我第一次完整地呼吸。雖然我跟醫生的大部分對話父親都聽不懂，但還沒等我翻譯，他就已經從我的肢體語言中知道了結果。我能感覺到他也如釋重負。
「她還能再活很多年，但前提是她從現在開始必須把健康放在首位。」
「好的，好的，當然。」我回答道，聲音依然微弱，上氣不接下氣，「她該怎麼做呢？」
「像她這種情況，壓力是最大的敵人，無論是精神上的還是身體上的。所以，先說第一件事：她現在有工作嗎？」
「是的，有份全職工作。」我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醫生的表情變得嚴肅起來。
「這種情況不能繼續下去了。她最多隻能做做兼職，就算是兼職，也得格外小心。你必須明白，這個手術確實幫了大忙，但從根本上說，她的心臟還是有問題，而且非常脆弱。她一定不能過度勞累。」
在感激之餘，我不禁感到一陣失望。當然，這不是對醫生的不滿——他是好意，而且我毫不懷疑他的建議從醫學角度來說是正確的。但我還是感到沮喪。
「我明白，但要多久不能工作呢？」我問。
醫生停頓了一會兒，突然意識到我們兩個人的期望之間存在巨大差距。
「她這輩子都不能再工作了，飛飛。」
兩週後，母親迴歸了她的全職工作。
我毫不懷疑，以母親叛逆的性格，當又有一條新的禁令可以蔑視時，她會很高興，但把現實生活浪漫化沒有任何意義。我們家好事多阻、前景未卜，再加上母親比以前更強烈地堅持讓我留在普林斯頓大學，所以她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工作，同時每天承擔著健康風險。她和父親已經付出太多，冒了太多風險。對他們來說，現在無論代價有多大，都不能放棄。
值得慶幸的是，手術確實改善了她的身體狀況。她比以前更有精力了，似乎也基本擺脫了困擾她多年的胸痛。僅僅幾周後，我就發現週末回家時再也沒有看到她大口喘氣的樣子。儘管如此，安於現狀肯定是不行的。但只要涉及我的教育，就沒有任何商量餘地，所以只能在其他方面想辦法。
母親手術後不久，我們就提起了這個話題。我從學校回到家，全家人圍坐在剛到美國時從路邊撿來的二手餐桌旁——多年來，我們在這張餐桌旁進行了無數次談話和爭吵，我也在寫作業的間隙和父親一起在餐桌上準備了無數次飯菜。
「飛飛，你也知道，在禮品店上完一天班對我來說越來越難了。是時候做出改變了。」
「什麼樣的改變？」我問道。
「我們需要更好的生存方式。不能總靠別人。我們想自己做點兒小生意。」
這種想法乍一聽很荒謬，但我們越討論越覺得合理。這麼多年，我們疲於被動地應對問題，給別人打工，現在很渴望站起來，自己把握主動。相對於母親高額的手術費用，我們手裡的這點兒錢可能微不足道，但拿來做生意還是有希望成功的。而且我們還能向在新澤西結識的移民朋友借些錢，前提是我們至少能給他們帶來一點兒回報。這一次，我們是主動出擊的一方。我們先是想到了開雜貨店，專門售賣我們經常驅車數英里才能找到的中國食品和配料。這是一個明智的計劃，因為我們知道許多移民同胞都面臨著同樣的挑戰，但對我們家來說，開一家繁忙的雜貨店是一把雙刃劍，因為母親身患疾病，而父親好像無法長時間集中精力工作。此外，進貨的時間要求很高，一般都要在凌晨，而新澤西州的冬天氣溫會降至冰點，寒冷是母親病情加重的主要誘因，單是天氣問題就足以把開雜貨店的選項一票否決。
我們繼續在分類廣告中搜尋。餐館？像父親工作過的那種修理店？像母親工作的禮品店？大多數選項都有類似的利弊權衡。終於，在接近頁底的地方出現了一個答案，正是眾裡尋他千百度——當地的一家乾洗店正在出售，我們越想越覺得完美。
我們想象著，如果開乾洗店，就可以在合適的時間開門和關門，讓母親免受冬天惡劣天氣的困擾。乾洗本質上是機械操作，主要依賴鍋爐、熨燙機和傳送帶等裝置，所以父親在機械方面的天賦可能也會派上用場。而且，高峰期通常出現在週末，我正好可以在店裡助一臂之力。乾洗店幾乎滿足了我們能想到的所有條件——除了我們三個人都沒有任何經營經驗。
當然，還要考慮轉讓價格的問題，畢竟這不是兒戲：10萬美元。不過，只要稍加籌劃，即便這樣的障礙似乎也是可以克服的。雖然我們的積蓄還不到2萬美元，只夠支付一小部分，但我們可以以此為基礎，多方籌借。多年來，我們不僅攢了點兒錢，還建立了自己的人際關係網，包括朋友、鄰居和僱主，其中很多人都是父親早年在中國結識的移民同胞。經過一番努力，我們終於湊到了近8萬美元。光是本金感覺都要花上幾個世紀的時間來償還，更不用說利息了，但不管怎麼說，我們已經有所進展。
遺憾的是，這次的運氣註定不會長久。我們的確籌集到了相當可觀的資金，尤其是對我們這樣的家庭來說，但這仍然不足以進行談判。我們的計劃因此擱淺了。幾周之後，這個想法開始從我們的腦海中淡去。當然，學業佔據了我的大部分時間，而父母的日常工作也讓他們忙得不可開交。母親決定再忍耐一段時間。
大約又過了一個月，薩貝拉先生有一天提出週末接我回家。這並不奇怪，因為我週末回家的時候，偶爾也會跟他的家人住在一起。但那天，從我坐上他的斯巴魯車的那一刻起，我們的聊天就感覺有些奇怪。他似乎想說什麼很重要的事情，但又不知道該如何表達。他一談到重要的話題就總是顧左右而言他，無法切入正題，好像在求著我從他嘴裡把秘密拽出來。
「是這樣的，我……那天晚上我和瓊談了一下。我和她談了，嗯，我們討論了一些事情，然後……」
「然後呢？」我問道。
「嗯，我只是……我沒想到她會這麼慷慨。她……你知道她對這一切一直都很慷慨。我……」
我完全不知道他後面要說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