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國家所處的狀態——現在歐洲的人口也許要比凱撒時代多得多——估算人口的最好尺度——休謨所提出的一個估算人口的尺度很有可能是錯誤的——大多數歐洲國家當前的人口增長都很緩慢——對人口增長的兩種主要抑制——結合英國的情況對第一種抑制——預防性抑制進行考察。

接下來的歷史，人類便進入了畜牧和耕種混合的狀態。現今大多數文明國家仍處於這一狀態，雖然兩者相互混合的比例在各國有所不同。因而考察這種狀態時，我們可以藉助於日常所見、實際經驗和每個人所能觀察到的事實。

凡是有思想的人都不至於懷疑法國、英國、德國、俄國、波蘭、瑞典以及丹麥等主要歐洲國家的人口現在要比過去多得多。某些古代歷史學家的誇張是不可靠的。他們之所以誇張的原因是，即使是人口稀少的國家，當其人口聚集到一起遷移尋找新地盤時，也會顯得異常龐大。除了這種龐大可怕的外表外，類似的遷移還會每隔一段時間就發生一次，所以無怪乎南方弱小的國家認為北方有非常稠密的人口。通過現今較為直接和正確地考察，我們知道，這種推論是荒唐可笑的，就如同英格蘭的某個人在路上經常看到有人從威爾士和北方把牲畜趕到南方來，便立即斷言這些地方是英格蘭最富庶的地區那樣荒唐可笑。現今歐洲大多數國家的人口數量之所以比過去多，其原因是這些國家的人民辛勤勞作，生產出了更多的生活資料。因此我認為，一個不證自明的命題是：如果一國的領土足夠大，無需輸出和輸入產品，那麼即便奢侈與節儉的習慣並非一成不變，該國的人口也會與土地生產出的食物保持不變的比例。在爭論古代和現代國家的人口孰多孰少時，假如能明確斷言，有關國家的平均產量從整體上說現在要多於凱撒時代，那麼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如果我們能肯定下面的事實，即中國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幾乎全部土地都已被耕種，大部分土地每年收穫兩次，人民生活得很節儉，那麼我們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斷說，中國的人口肯定相當多，而用不著再花時間去考察中國下層階級的風俗習慣和早婚所受到的鼓勵。不過，這種考察是非常重要的，詳盡瞭解中國下層階級的風俗習慣，非常有助於我們弄清抑制性因素是如何阻止人口進一步增長的，到底是哪些罪惡和苦難阻止了人口的增長超過土地的供養能力。休謨曾著文討論古代國家和現代國家人口的多寡問題。雖然在那些研究這一問題的人當中，他最不可能被表面現象所欺騙，但我卻要懷著深深的疑慮闡發與他不同的觀點。正如休謨所說，他在文章中把有關原因的研究與有關事實的研究結合在了一起，可他卻似乎並未表現出他通常所具有的那種洞察力，並且沒有認識到他所列舉的原因有些並不能使他對古代國家的實際人口做出任何判斷，即使能從中做出任何推論，恐怕也會得出與休謨大相徑庭的結論。

如果我們發現古代某一歷史時期，鼓勵成家的風氣很盛，因而早婚風行，獨身的人很少，則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論說，當時人口正在迅速增加，但並不能推論說，當時的人口實際上已經很龐大；恰恰相反，而應推論說，人口很稀少，還有多餘的地盤和食物可以用來供養更多的人口。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發現該時期養家餬口很難，因而很少有人早婚，很多男女獨身，則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論說，當時人口處於停滯狀態，也許實際人口相對於土地肥力已經很龐大，幾乎沒有多餘的地盤和食物來供養更多的人口。現代國家有許多男女僕人和其他人不結婚，休謨認為這恰恰證明這些國家的人口稀少。我的推論卻與此相反，我認為這應該證明了這些國家的人口已經很稠密。不過，我的推論也不可靠，因為有些人口稀少的國家，人口卻處於停滯狀態。所以，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同一國家或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獨身人口與總人口之比，可以使我們知道人口在這些時期是在增加，還是在減少，還是處於停滯狀態，但我們卻不能據此來斷定實際有多少人口。不過，大多數有關中國的記載中都有的一件事情，卻似乎很難與上述推理協調一致。據說，中國各個階層的人都普遍早婚。可是，亞當·斯密卻認為中國的人口處於停滯狀態。這兩件事情似乎是不可調和的。中國的人口確實不可能在迅速增加。中國的耕地都已被耕種了很長很長時間，很難想象土地的平均產量每年還能有很大增長。盛行早婚的事也許並不那麼確切。如果早婚確實很盛行，就我們現在對這一問題所知道的而言，似乎只能這樣來解釋上述矛盾，即：盛行早婚必然造成的人口過剩，肯定受到了頻頻發生的饑饉和棄嬰習慣的抑制，棄嬰現象在荒年也許是很普遍的。這種習慣在古代似乎很盛行，似乎確實對減少人口有幫助。

看一下現代歐洲各主要國家的狀況，就會發現，雖然這些國家成為畜牧國家以後人口有很大增長，但當前人口的增長卻較為緩慢，要使人口增長一倍，二十五年的時間已經不夠，現在要三、四百年以上的時間才能增長一倍。事實上，有些國家的人口處於絕對停滯狀態，而另一些國家的人口甚至在減少。人口增長慢的原因，不能說成是兩性間情慾的衰退。我們有充分理由認為，這種自然傾向同以前一樣強烈。

那麼，為什麼人口沒有迅速增加呢？只要仔細看一下歐洲任何一個國家的社會狀況（隨便哪一國都可以代表所有國家），就可以對這一問題做出回答。答案在於，預防性的抑制和積極的抑制，阻止了人口的自然增長。所謂預防性的抑制，指的是人們對養家餬口的憂慮。所謂識極的抑制，指的是一些下層階級實際所處的困難境地，使他們不能給予子女原本應該給予的食物和照料。

英國是歐洲最繁榮的國家之一，可以拿它做為例子。對它的評論，只需稍加修改，便適用於任何一個人口增長緩慢的國家。預防性抑制在一定意義上似乎影響著英國的所有社會階層。即使是一些社會地位很高的人，想到成家後要節儉度日，要放棄自己喜愛的快樂生活，也會因此而不娶妻。當然，在上層階級中，這種顧慮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們所考察的社會階層愈低下，這種對未來生活的憂慮也就愈大。

一個受過普通教育的男子的收入僅足以列入紳士階層，那麼他肯定會感到，如果結婚成家，他出入社交場合時，將不得不與中等農場主和下等商人為伍。受過教育的男子當然會選擇與自己情投意合、有同樣熟悉的社交圈子的女子為妻，可婚後由於今不如昔的社會地位，妻子卻不得不出入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社交圈子。一個男人忍心讓自己心愛的人過與她的志趣性情迥然不同的生活嗎？他正處在社會階梯的轉彎處，如果再往下退兩三步，便從知識階層降到了愚昧無知的人當中，在大多數人看來，這並非是杞人憂天，而確確實實是滅頂之災。要想使社會交往令人滿意，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就必須是自由、平等、互利的，即相互間有來有往，而不是像食客與主人或富人與窮人那樣的關係。

顯而易見，這種種考慮使該階層的許多人不能遵從早戀的自然傾向。另一些人則由於情慾較強或判斷力較弱，而衝破了這些限制。如果從像純潔的愛情這樣甜蜜的情慾中獲得的樂趣大於隨之而來的痛苦的話，這也許是沒有疑問的。不過有時並非如此。但我認為必須承認，這種婚姻帶來的較為普遍的結果，不是抑制了謹慎者的遠見，而是證明了謹慎者的遠見是有道理的。商人子弟和農家子弟常被告誡不要急於結婚，當他們在商業或農業上未謀到能養家餬口的固定職業前，他們也往往覺得有必要遵從這一忠告。要做到自立，非得達到一定歲數不可。在英國，人們普遍抱怨缺少農場，行業的競爭也極為激烈，因而並非每一個人都有可能獲得成功。

每日掙18便士的勞動者，過單身生活也許還很舒服，若要把這點僅夠一人用的錢分給4、5個人用，他就不免會有所躊躇了。為了和自己心愛的人共同生活，他得節儉度日，得更賣力地幹活，而且只要他稍稍動一下腦子，他肯定還會意識到，若他生育很多兒女或隨便遭到什麼不幸，那麼不管他怎樣節儉，怎樣賣力幹活，都將難免不心疼地看到孩子們捱餓，或不得不喪失自立地位，靠教區的救濟為生。每個男子無疑都渴望自立，害怕喪失自立能力，這是一種很自然的感情。但我們卻不得不承認，英國的教區法比其他國家的教區法都更有損於這種感情，其目的是逐漸削弱這種感情，以致最後完全磨滅這種感情。

紳士家裡的僕役，遇到的是更堅固、更難以衝破的對貿然結婚的限制。他們幾乎享有和主人同樣充足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適安逸的生活。與勞動階級相比，他們的工作輕鬆，食物精美。他們覺得不如意時，可以調換人家，因而依附感並不那麼強烈。生活如此舒服，結婚以後的情景又會怎樣呢？他們不具備經營商業或農業的知識和資本，也不習慣於從事經營活動，因而無法以日常勞動為生，惟一的歸宿似乎就是破爛骯髒的小酒館，這對未來的生活來說，肯定不是十分誘人的前景。所以，這種黯淡的生活前景會使很多僕人畏縮不前，滿足於現在的獨身生活。

如果以上對英國社會狀況的簡要描述基本上是真實的（我認為我並未誇大），那就得承認，在這個國家中，對人口的這種預防性抑制，不同程度地影響著所有社會階級。一切古老國家的情況都是如此。實際上，這種對婚姻的限制的不良後果十分突出，它使得幾乎世界各地都出現了賣淫現象，賣淫不斷地使兩性都陷入到無法解脫的不幸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