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4年，19歲的瓊·朗博爾德（joanrumbold）與約翰·菲利普斯（johnphillips）相遇，當時她正住在倫敦的切爾西區。三年後，菲利普斯拋棄了有孕在身且染上了淋病的瓊，她最後走投無路，被濟貧院收容。當一個帶服務性質的工作機會出現後，她便被派往臨近的布朗普頓工作，把兒子小約翰留在濟貧院，小約翰在兩年後夭折。如今，這個與絕望、拋棄和嬰兒死亡相關的普通人的故事，會令多數發達國家中的人感到羞恥，社會福利機構和媒體也會對此進行自我檢討甚至推諉責任。但在18世紀的英國乃至當時其他任何地方，這實在不足為道。甚至，人類有史以來便是如此。在當時或者更早的時候，歐洲成千上萬，甚至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女性身上可能都發生過類似的事情。那時的物質生活極為匱乏，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他們每天都要與飢餓、疾病或其他災禍做鬥爭。
從歷史長河中回望，彷彿就在昨天，人類依舊過著骯髒、野蠻和壽命短暫的生活。早期工業化甚至前工業化時期，普通人生活的任意一個側寫，從飲食、居住環境，到生老病死、愚昧無知；從衛生條件缺乏，到健康無法得到保證等，都很容易觸動當代讀者。例如，對西班牙葡萄酒產區的農民來說，每年的關鍵季節都需要所有幫手齊上陣，養育小孩的婦女只好把孩子「留在家中，任其裹著骯髒的尿布，眼巴巴地哭泣和捱餓」。結果，無人看管的小孩可能就被院子裡放養的家禽啄傷了眼，或者被家豬啃傷雙手，甚至還可能「掉進火堆中，或者……溺死在無意中留在門口的水桶或洗衣桶裡」。因此，18世紀西班牙出生的嬰兒中，有1/4到1/3在活到一歲之前夭折，這一點並不讓人感到奇怪。
而在比利牛斯山的另一側，法國普通農民——佔當時法國人口的大多數——的生活則相對好些。如今，法國的洛澤爾省是一個因皮划艇運動和鱒魚垂釣而令人嚮往的地方，但在18世紀的時候，當地多數居民都穿著破爛的衣服，居住在破敗的村舍裡。那裡「遍地糞便」散發著令人窒息的惡臭，村舍絕少裝有窗戶，地板上鋪著殘破的帆布和毛料當作床用，「年邁的人、新生嬰兒……健康的人、生病的人或者將死之人都躺在上面」，而剛剛過世的人也並排放在一旁。大約一萬年前人類進入農耕社會以來，全世界絕大多數地方、絕大多數時間裡都可以見到類似的悲慘描述。
早期鄉村生活的田園詩幻想不過如此，它只有在一個城市化由來已久，乃至喪失了對前工業化時代真實鄉村生活記憶的社會中才可能存在。這種真實的生活場景是簡·奧斯汀筆下所有追求繼承富有財產的貧窮女主人公們極力避免的，即便這種追求不是為了她們自己，也很可能是為了後代——他們生活在條件艱苦、經濟下行、社會流動性弱且享受不到任何福利的世界中。
如今世界大部分地區的鄉村生活與18世紀西班牙或法國的鄉村生活相比已大為改觀。城市生活也從19世紀常見的悲慘狀況（甚至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地區也是如此）中走出來，得到明顯改善。這一點在倫納德·伍爾夫（他的妻子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名氣更大）的回憶錄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他生於1880年，卒於1969年，一輩子生活在英格蘭東南部（但有10年時間擔任殖民地斯里蘭卡的總督），目睹了當地生活條件的轉變。晚年的伍爾夫寫道，他震撼於倫敦「從野蠻社會到文明社會的巨大轉變」（實際上在他的一生中，英國絕大部分地區都已實現這種轉變），並將之視為「經濟和教育取得的奇蹟之一」。伍爾夫認為，貧民窟及其「可怕的附屬物」已不復存在。到了20世紀中期，那些從未見過19世紀80年代的倫敦的人，壓根無法想象彼時生活在「匱乏、骯髒、酒氣熏天和粗陋的貧民窟」中的窮人的狀況。
這些變化不僅發生在英國。與倫納德·伍爾夫一樣，但比他晚一年出生在維也納的回憶錄作者斯蒂芬·茨威格，也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些年的生活的驚人改觀。電燈照亮了曾經昏暗的街道，更加敞亮和商品品種更加豐富的商店散發著「誘人的光彩」，便捷的電話、各種曾經專為上流社會享受的舒適品及奢侈品現在已進入中產之家。人們不再從井中打水，也不再「費勁地從壁爐中」生火。衛生條件改善了，汙穢物減少了，基本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公眾的貧困這個終極問題也不再是無法克服的了」。
在發展中國家最糟糕的貧民窟或者僅存的貧困鄉村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悲慘的、物質匱乏的景象。但對世界上絕大多數人而言，這些景象不過是過往的回憶（如果他們真正經歷過的話）。對於一些地方的人而言，這些回憶遠在天邊；對於另外一些地方的人而言，這些回憶近在眼前。
進入19世紀以來，全球大部分地區的物質條件、營養狀況、住房、衛生和教育條件都實現了巨大改善，這顯然與經濟發展有關，但也與人口發展有關。也就是說，這些改善不僅與人們的生產和消費方式相關，還與人類出生的數量、存活至成人的比例、新生兒存活率、平均壽命，以及各地區和國家或大陸間遷徙的可能性相關。在人口資料，尤其是出生和死亡資料上，可以直觀反映出來。
簡而言之，與瓊·朗博爾德及其1757年出生的不幸的兒子所生活的社會相比，現如今多數人生活的社會，則以嬰兒死亡率顯著降低、嬰幼兒夭折數量顯著降低，以及幾乎所有出生的嬰兒都能存活到成年為標誌。當今社會的預期壽命也更長，原因不僅在於嬰兒死亡率降低，還在於成年人死亡數量的減少，以及越來越多的人能活到數百年前人們不敢想象的壽命。在享受教育和節育工具的情況下，當今社會中的女性生養的小孩也比以前少得多。很多女性選擇不生育，到19世紀中期，英國很少有女性養育6個或更多的孩子。從瓊·朗博爾德生活的時代一直到今天，人口統計學表明人口規模增長迅速。回到18世紀，地球上生活的人數不足10億。而如今的數字已經超過70億。正如當今社會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已完全不同於過去一樣，人口統計學亦是如此。
1800年左右，從英國、美國和英國治下其他國家發端的人口增長過程，首先影響整個歐洲，然後蔓延至整個世界。非洲大部分地區尚未完成這一轉變，但它們正在這條路上快步前進。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如今只有不到6個國家的女性人均生養超過4個孩子，而在20世紀70年代，這還是一種全球普遍的現象。此外，除了非洲，沒有哪個地方的人均預期壽命低於60歲，這是20世紀70年代的全球水平，歐洲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達到。20世紀中期取得的最高水平在幾十年後成了全球標準，而幾十年前的全球平均水平，如今已成為世界多數地區的最低標準。這一切都經由最基本和最複雜的手段達成，比如勤洗手、最佳化水源供應、避免受孕、節制生育等基本措施，以及普遍改善醫療衛生和飲食水平等。如果教育沒跟上，這些手段就不可能在世界範圍內得以推廣。不過有這些最基本但又最關鍵的措施總比沒有強，對女性而言尤其如此，要讓她們認識生育保健並加以傳播和實踐。除此以外，從農業到運輸等領域的科學和技術方面的進步也得跟上。
長期以來，歷史哲學家一直在爭論塑造歷史事件的根本因素是什麼。一種觀點認為，巨大的物質力量最為重要，它決定了人類歷史的大體輪廓（即便忽略具體細節）。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歷史的本質與意識有關。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偶然性和機遇起主導作用，試圖從偶然事件背後找到長時段因素純屬徒勞。歷史學家甚至一度認為歷史是由「偉人」創造的。前述所有解釋路徑無一能完全令人滿意，也沒有哪一種能完全解釋歷史。橫貫時空，人類活動過於龐大和複雜，沒有哪個理論能將其完全覆蓋。如果我們要理解過去，物質力量、意識、偶然性乃至偉大的個人，以及這些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都必須加以通盤考慮。
人口規模在過去的200多年裡曾經歷了變革，這次變革改變了世界。不僅關係到國家的興衰，權力和經濟的巨大轉變，而且還改變了個人的生活。具體包括，英國的女性僅在一代人之內便不用再擔心自己的孩子會在成年之前夭折，膝下無子的日本人在自己的公寓裡孤獨終老，來自非洲的兒童跨過地中海去別的國家尋找機遇。
上述現象中，像英國嬰兒死亡率顯著下降等已成歷史。其他一些現象，例如日本孤獨終老的無子人群和移民歐洲的非洲兒童，則仍與我們密切相關，並且有可能繼續發展。人口旋風（demographicwhirlwind，不斷加快的人口變化速度）在全球不同地方席捲，讓這些地方經歷了生活方式破舊立新的轉變。這是與人口浪潮（humantide，人口的巨大流動）此起彼伏，及其如何對歷史程式做出巨大但常常被忽視或低估的貢獻相關的故事。
數十億人的生活已經大為改觀，以及世界應該能夠供養70億或者更多人口的事實抵消不了人口故事的陰暗面。西方世界引以為傲，它們創造出讓早期世界的人能夠存活並且實現物質富足的條件。如果缺少了從藥物到肥料，再到肥皂和汙水處理系統等科學技術方面的進步，那些批判西方的人也活不到今天，自然也無法過上富足和有教養的生活。然而，這一令人敬畏的成就不應讓我們忽視歐洲以外其他人群的邊緣化遭遇，以及針對他們製造的種族滅絕。比如，從美洲到塔斯馬尼亞的原住民大量滅絕，以及在工業規模的大西洋奴隸貿易中將黑人視為可任意處理的商品。
19世紀，英國人的預期壽命上升是一項偉大的成就，但我們也不應忘記彼時愛爾蘭曾遭受的饑荒。20世紀初，整個歐洲的兒童死亡率下降的確值得慶祝，但這並不能掩蓋兩次世界大戰和猶太人大屠殺的野蠻行徑。中東的嬰兒死亡率已經下降，這給當地許多國家增加了青年人口，但也造成了不穩定的局面，因為大量無法就業的青年人會轉而訴諸原教旨主義和暴力。近些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區人口壽命增長，我們在對此感到高興的同時，也不應忘記1994年盧安達發生的種族滅絕事件，以及此後不久剛果戰爭造成的可怕傷亡。我們還應考慮到人口增長造成的實際或潛在的環境破壞。人口浪潮的故事不應該是一段「輝格式歷史」——描繪出一幅愉悅的、不斷取得進步的畫卷，在其中，歷史程式朝著更加宏偉和光明的方向發展。這在19世紀的英國精英中很常見，當時的英國人認為自己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有權勢的人群，如今的人可不這麼認為了。
但警告歸警告，我們也應恰當地認識到人口數量的巨大增長以及為數十億人提供生活、醫療保健和教育所代表的偉大成就，這是過去最富有之人都欽羨的。我們應該毫無保留地講述人口浪潮的故事，但也應該指明它是什麼：它無異於人性的勝利。販運奴隸的船隻和毒氣室不應被遺忘，但這些恐怖不應讓我們無視如下事實，即今天無數像瓊·朗博爾德一樣的父母，滿懷自信而不必擔憂孩子的健康。從巴塔哥尼亞到蒙古，數十億人口都可以滿懷憧憬地享受自己的生活。放到比較近的歷史背景下看，這些地方實現的富足和壽命延長實在令人激動。人口增長增加了人類的創造力和獨創性，這反過來又有助於人類取得新的成就——從疫苗到登月，再到民主權利的傳播（哪怕還不徹底）。
hitchcock,p.70.
sherwood,p.80;本書作者的譯文。
hufton,pp.62–3.
woolf,pp.57–8.
zweig,pp.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