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0年第二個全國地球日前夕發生了一樁有趣的事。20年前，人們是以大談特談人口問題來迎接第一個地球日的。那時世界人口是36億。但是，在第二個地球日到來之時，人口論題幾乎完全被忽視了。難道這是因為世界人口已經停止增長了嗎？全然不是這樣：在這相隔的20年裡，世界人口增長了47%，估計達53億——增加了17億人（超過目前美國人口的6倍）。

常識告訴我們，隨著人口數量的增長，人均享有的環境財富必然下降，垃圾處置也必然成為更大的問題。當然，常識有時是不對的。但是，如果常識在這裡果然出了錯，那麼1990年地球日的主辦者就應當大聲疾呼：「我們已經發現了長期增長的秘密！」少數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的確在捍衛這一立場，但大多數人將他們的主張與地心說者的觀點歸為一路，置之不理。但對於47%的世界人口增長，主辦者總的來說保持著沉默。這是為什麼？

答案源於兩方面。一個屬於歷史的原因。現在已經知道，1990年地球日的策劃者是迫於經濟的壓力而捨棄了人口論題。當策劃者們懇請經濟支援時，慈善基金和企業的董事們表示他們不樂意看到強調人口問題。金錢萬能，花錢能夠買到沉默。（資助者們為何避開人口在後文就清楚了。）

答案的另一方面更加微妙。人們早就意識到，某些我們最根深蒂固的觀念不是純粹而明確的，扮演思想看門人的是廣泛的「全球性」態度，它只讓那些對佔據支配地位的現實影像沒有異議的主張進來。德國人稱這種態度為iweltanschauungen/i，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長詞，它被恰當地譯作「世界觀」。除近代以外，整個人類歷史中佔主導地位的世界觀是一種有限觀：資源是有限的，人性是確定的，入不敷出是有罪的。這一本質上保守的主張盛行於17世紀以前。

然後，科學和技術動搖了上述觀念的基礎。一個又一個假定的極限被證明是部分錯誤的。古已有之的保守、節儉行為的理由受到質疑。在這個世紀，我們新的時代精神生動地體現在一個航空公司的廣告中：「現在乘飛機，以後再付款！」因為人是一種樂觀的動物，他通常假定「我們」以後會更富有，所以保守主義被重新界定為靠信用卡生活。在公眾的思想中，有限的世界觀被無限的世界觀取而代之。這一新的傾向令人陶醉。

思想的得力看門人是默默無聞的。它激起一種被稱為禁忌的心理機制。這個南太平洋海島的單詞於1777年由庫克船長引入英語。從庫克時代至今，有關人口的討論始終顯著地受制於禁忌，這一事實很容易說清楚。在這個英文單詞被創造前10年，蘇格蘭經濟學家詹姆斯·斯圖爾特爵士將貧困歸咎於人口過剩，在論述結束時他承認：「如何為這煩擾之事提出補救辦法，而又不對婚姻產生約束；如何對婚姻加以某種約束，又不衝擊時代精神，我承認我拿不出答案；因此，我聽任人們的揣測。」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於1798年真正使人口辯論浮出了水面。在斯圖爾特屈從於禁忌的力量時，馬爾薩斯只有1歲。

儘管遠非絕對，但人口禁忌仍然與我們如影相隨。從眾多事例中列舉兩個便可見一斑。1980年，《新聞週刊》刊登了一篇有關「正在消失的森林」的2600字的文章。文中對人口增長在引發世界範圍的森林濫砍濫伐中的作用隻字未提。1989年，《紐約人》刊登了環保著作《自然的末日》26000字的摘要，其中只有79個謹慎的字眼是關於人口的。

從一種文化移至另一種文化的行為要素很可能經歷一番鉅變。禁忌也是如此。太平洋的島民顯然會毫不猶豫地把禁忌作為終止討論的原因。與之相比，珍視言論自由和公開討論傳統的西方人，說出諸如「由於受制於某種禁忌，我們將不討論人口」時會覺得尷尬。於是，他們改換了論題。每年都有幾百篇關於人口過剩的病態影響的論文——交通擁擠、森林濫砍濫伐、物種消失、土壤侵蝕及空氣汙染——發表，但絲毫未將人口增長視作本質原因。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美國，人口控制的實踐問題與墮胎的道德問題糾纏在一起。這有點兒令人迷惑，因為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絡。如果墮胎較為便利，則控制人口增長更為易於實現，但是人口控制在禁止墮胎的國家也是完全可能的。這種徹頭徹尾的政治糾纏史仍在續寫，但可以有把握地說，自1980年起，在幾乎每一次關於人口的討論中，墮胎都成為被有意扯入的不相干的東西。在30年前成為禁忌話題的墮胎現在依然被千百萬美國人認為是粗鄙的，為此，人口控制論題也成了受到殃及的池魚。

但這是後話。在馬爾薩斯之後的一個世紀裡，對討論人口控制的抵制來自其他方面，主要來自致力於將歐洲文化重塑為更人道的新形式的社會先驅者。那些試圖使社會更富有同情心地對待兒童、婦女和窮人的改革者們常常視人口為分心之物。

起初，人口研究的主要支援者是經濟學家。馬爾薩斯是首位英國經濟學（被稱為「政治經濟學」）教授。他倡導強調經濟學與人口之間的聯絡。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在19世紀50年代繼續著這種聯絡。但是，到斯圖爾特論述的百年之際，人口科目事實上已經在經濟學教程中消失。現在，在又一個百年之後，人口論題依然沒有出現在大多數經濟學教科書中。

馬克思主義者堅定地宣稱，技術的進步加之分配的公平，將自然而然地解決所有被錯誤地標上人口標籤的問題。資本主義世界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在那裡，放任精神激發了自動而幾乎是沒有痛苦的人口控制理論。「溫和的人口轉換」和「兒童存活假設」的理論（後文將討論）事實上是在告訴人們「別擔心！」統計的例證是如此模稜兩可，以至於倖存了近半個世紀之後，這兩種樂觀的自動人口控制理論才被專業人士所放棄。（它們依然存留於大學校園和通俗出版物之中。）

人口控制的「別擔心」理論等於是在重申宗教的天命理念。職業宣傳家知道，迎合公眾對樂觀報道的渴望總是好營生。以佛的看法，這種行為是全然不對的。西元前5世紀，佛說：「我只講授兩件事：人類不幸的原由和擺脫不幸的途徑。」我雖然不是佛教徒，但在這本書裡，我將沿著佛的足跡行進——首先揭示人口問題上人類不幸的原因，進而指出我們擺脫不幸的希望之路。

今天，聽了佛的陳述，許多人會認為，「多令人沮喪啊！為什麼要接受對生活如此悲觀的看法？」但他們錯了：如果用我們這個以科學為基礎的社會更熟悉的話重複一遍，這並不是一個悲觀的看法。即「有些東西不能正常運轉。我想修理一下，但在修之前我必須確切地知道它為什麼不能正常運轉」。一個為尋找解藥而探求原因的人是不應當被判定為悲觀主義者的。一般而言，大量探尋原因的工作必須先於對療法的尋求。

近來，被我們虐待了幾個世紀的環境成為人類普遍遭受的不幸的重大來源。描述不幸並尋求補救之策是生態學的責任。雖然生態學的命名是在一個多世紀以前，但直到1962年雷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出版之前，公眾還幾乎不知道。自那時起，有關環境的令人沮喪的報道如雪崩般地壓來，吞沒了公眾。

廣而言之，大多數生態問題可歸納為簡單的供求平衡問題。這聽起來也許簡單之極，但供給與需求這兩個單詞代表了截然不同的事物。雖然我們常常不能準確地說出什麼是極限，但供給是嚴格受到限制的。然而，需求在本質上是無限的，因為這個單詞暗示人類可以創造需求。人類所能創造的需求沒有內在固有的限制。造成供給與需求失衡的自然傾向是佛教「不幸」的根源。防止這種不幸，或至少使之最小化需要解決人口問題。這就是馬爾薩斯的觀點；也必須是我們的觀點。

兩個世紀以來，與人口問題時斷時續的較量已使我們對極限的現實性和本質、進步的含義、指數增長的特點、利益的效用、規模效應和報酬遞減的後果等有了很好的洞察。啟示來自於許多方面，尤其是機械的控制論。新聞工作者渴望用簡潔明瞭的一段話回答人口過剩的威脅，不幸的是，有說服力的簡單答案是不存在的。但我想我們現在能夠看到可接受的答案必須具有的形式，它們的摘要見最後一章。

四個世紀以來，資源無限的錯覺帶來的平靜使人類在大量花言巧語中掙扎著前進。人口理論的歷史是一部一相情願思想的歷史。通過無數的計策，商業廣告者試圖將人們的注意力從科學的保護原則上轉移開去，暗示接受極限的現實性將成為一名悲觀主義者。

但科學家們不會因保護法則而悲哀。相反，他們同意黑格爾的格言：「承認必然即是自由。」就此可以斷定，有一天政治保守主義將被重新定義為在極限之內謀求生存。無限的世界觀必將被拋棄。在我們能夠接受這種必然性之前，我們必須擺脫過去支援著空洞人口增長理論的許多錯誤觀念。現在，我們將注意力轉向這些錯誤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