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軍隊。

宋朝的經濟非常繁榮，從賬面上說，軍隊實力也很強大：軍隊數量多，物資儲備多。我們說過，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是國力，照這麼看，宋朝應該是個軍事強國才對。

可惜，強大的賬面優勢被低效率抵消了。

宋朝採用「強幹弱枝」的政策，資源向中央軍傾斜；又經常輪替將領，保證「兵不知將，將不知兵」，讓兵將之間不能好好協作；又重文輕武，讓文官挾制武將，降低武將的地位。這些措施都降低了軍隊的戰鬥力。

戰鬥力降低了，為了保證邊境的安穩，國家就要供養更多的部隊，以彌補效率上的損失。大宋對養兵倒是捨得花錢，士兵的福利很不錯，結果為了供養一支龐大的常備軍讓國家財政苦不堪言，這就是所謂的「冗（rǒng）兵」。

再說朝廷。

宋朝的文人筆記裡記載了這麼一件事：說趙匡胤當上皇帝后，有一天要求大內給他造一個熏籠。「熏籠」是什麼呢？古人喜歡用個小爐子燒點碳取暖，或者燒點薰香。這個爐子燙人，它危險啊，所以要在外面再罩一個小籠子，這樣小爐子就可以抱在懷裡或者塞到被窩裡了。這個小籠子就是「熏籠」。

趙匡胤要大內造一個熏籠，這命令傳下去了，結果等了好幾天都沒造好。趙匡胤急了，問底下的人：怎麼還沒造好啊？底下的人回答：這件事，得經過尚書省、部、寺、局，一級一級批准，辦手續，然後再復奏到皇上面前，您批准了，這熏籠才能開始製造。趙匡胤一聽就崩潰了，找來宰相問：兄弟我當年在民間，花幾十文銅錢就能買個熏籠，現在做了天子，想弄個熏籠怎麼這麼費勁啊？

宰相回答：這些規矩不是給您設計的，而是給您的子孫後代設計的。將來您的子孫如果想造一些奢侈的東西，他就必須經過相關部門的層層審批，還可能有負責監督皇帝的官員（諫（jiàn）官）去彈劾他。

趙匡胤一聽就明白了，這才轉怒為喜。

這個故事說明了什麼呢？一個是說趙匡胤當年的良苦用心，不惜用複雜的官僚制度去牽制皇權。但另一方面，也說明為了保持國家的穩定要付出多大的效率代價。皇帝造個日常用品都需要這麼繁瑣的手續，那要乾點大事，得多費勁啊？

一件事負責的人越多，效率就越差，甚至根本完不成。

宋朝政府就有辦事效率低下的問題。為了分權，一件事好幾個部門辦，增加了官員的數量。可辦事效率反倒下降了，而且人越多效率越低，這就是「冗官」。

宋朝重文輕武，優待文官，官僚都有不錯的薪水和福利，光養官員就是一筆龐大的支出。為了減少戰爭壓力，宋朝還每年給西夏和遼國大筆的「歲幣」，以換取和平。再加上龐大的軍費，這些都給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負擔。日益加重的土地兼併又減少了國家的收入，結果是國家財政入不敷出，這是「冗費」。

「冗兵」「冗官」「冗費」，用低效率拖了國家的後腿。這還不算，隨著科舉制度的日漸完善和發展，宋朝的統治者們又面臨一個新問題：黨爭。

三

宋朝時所稱的「黨」，簡單的說，就是私人組成的利益集團。

在原始社會里，原始人沒有集體的概念，可他們會自然而然地結成一個個小團體、小部落。道理很簡單：集體的力量比個人大，小團體可以輕鬆幹掉落單的人。誰拒絕加入團體，誰就會被別的團體幹掉，無法生存下去。

古代的政治生活是「儒表法裡」，在儒的道德規矩下面，還有法家的殘酷鬥爭。政治鬥爭是你死我活的，不是我幹掉你，就是你幹掉我。個人要想生存下去，必須依附在強者身邊。在魏晉的門閥社會里，家族背景最強大，官員們依靠的是自己的家族。到了晚唐以後的科舉時代，官員都是寒門出身了，都沒有背景。為了能生存，這些人也就要像原始人結成部落那樣，自動形成一個一個的小集團。

這個小集團，就是「黨」。這裡的「黨」和我們今天的「政黨」不是一回事。它沒有嚴密的組織和政治綱領，它是一群為了利益而走到一起，互相幫助、共同進退的官員。

在古代的政治話語裡，「黨」字是貶義詞，代表著危害社會的小團體。因為在儒家看來，社會秩序是靠禮制來維持的。你該幹嗎就幹嗎，都是按照你的身份規定好的。如果你私下裡結成了小團體，以小團體的利益為上，這就破壞了社會秩序。所以孔子說「君子不黨」，反對「朋黨」。

對於國家來說，朋黨最大的問題，是官員把小集體的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對於政策的褒貶，他們想的不是這個政策對國家的好壞，而是這個政策對自己的朋黨是否有利。對於官員的升降，他們想的不是官員的能力品格，而是這官員是屬於哪個朋黨的。

朋黨之間的互相攻擊稱為「黨爭」。如果官場上的大部分人都忙於黨爭，忙於互相拆臺，這個國家就更亂了。

宋朝最有名的黨爭是王安石變法。前面說過，宋朝的制度問題其實有很多。到了宋神宗時，各種弊病累積得太多了，再加上邊境戰爭的巨大壓力，國家已經有衰敗的跡象。朝廷中的很多大臣都有進行改革的願望。其中最有名的兩個人，一個是大文學家王安石，一個是大歷史學家司馬光。

王安石是一個激進派，他給皇帝提出了涉及政治、經濟、軍事、人事的全方位改革計劃。他的很多改革方案本身是好的，但是再好的方案也不能一口氣全部執行，這樣國家受不了——前一個這麼搞的人是王莽，我們都知道他後來的下場。

可那時候的宋神宗只有二十歲，年輕人心氣高，總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國家振興起來。王安石的天才想法和慷慨激昂的說辭（畢竟是大文學家麼！）說動了宋神宗。很快，這一攬子改革方案就全面展開了。

王安石的改革方案特別激進，以至於有些設計脫離實際。比如他提出由國家給農民提供低息貸款，以今天的眼光看，這是一件國家和百姓雙贏的好事。但是他的想法太超前，很多技術問題考慮不周，國家的執行力也跟不上。比如低息貸款在現代社會應該是由商業銀行負責執行，去鑑別哪個農戶可以放貸，去監督農戶不要把錢亂花。但王安石在執行的時候，這些貸款變成了政府的一道命令，政府命令到了基層就變成了強行攤派。官員管你農戶需不需要貸款，他只管完成自己的任務，強制農戶貸款、交利息，反倒成了一項禍國殃民的壞政策。

王安石的方案太激進，因此有很多人反對他。反對者中的首領就是司馬光。司馬光也不是不想改革，但他的方案還是儒家的老一套：鼓勵農業生產、節約政府開支之類的。於是在改革的問題上，王安石派和司馬光派就打起來了。這事一旦分成了派別，原本單純的技術問題就變成了站隊問題。朝廷上的官員紛紛站隊，站好了隊伍就開始攻擊另一方，在朝廷上展開了全面的黨爭。

這件事的結果是，大臣們做什麼事都要先想黨派的問題，然後才去考慮國家。比如王安石為了壯大己方的力量，提拔了一些雖然支援改革，但是人品很差的人。結果是既激化了黨派之間的矛盾，又損害了改革的效果。司馬光也有問題，王安石的改革政策並非都是壞的。但是司馬光在上臺後，凡是王安石提出的改革政策，一律反對，全盤否定。結果國家辛辛苦苦改革了十幾年，到頭來什麼都沒有改變，把改革發展的時機都耽誤了。

後來，宋朝朝廷完全陷入了黨爭的泥潭，朝堂上成天都在為一點小事爭論不休。於是「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朝廷還在扯皮，敵兵已經打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