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漢朝是個壽命很長的朝代，持續了四百二十多年，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從我們現在往前算四百二十年，那還是明朝萬曆年間，把清朝都直接跨過去了。

漢朝這麼長的時間，我們只有一章的篇幅來講它，因此只能挑最重要的幾件大事來說。這幾件事是：

文景之治、武帝中興、王莽代漢、劉秀建立東漢王朝、東漢衰敗。

這一章講的是漢朝的政治史，更具體地說，我們要講的是帝國的興衰規律——為什麼一個朝代有盛世又有亂世？當權者到底做錯了什麼導致了王朝的滅亡？有沒有什麼辦法，能夠永遠停留在盛世裡，王朝永不滅亡呢？

我們來講一講其中的規律。

先說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指的是在漢文帝、漢景帝的時候，帝國四海昇平，經濟繁榮，錢多到都爛在了倉庫裡。這樣的時期被歷史學家稱為「治世」或者「盛世」。

漢景兩朝，能夠出現如此繁榮的局面，是不是因為漢景二帝有什麼過人之處呢？

不是，主要是他倆運氣好。我來講講其中的道理。

在古代，中國的主要經濟形式是「自然經濟」。意思是，老百姓生產出來的大部分商品只供自己使用，人和人之間的交易行為很少。這是因為古代的交通水平太差，運輸商品的成本太高，賣點東西還不夠路費的呢。所以古時候的農民從種田到種樹種菜、養豬養牛、種桑種麻、紡線織布、建屋搭橋，這些工作全都是自己一手包辦。

這種經濟模式的特點是，農業生產受國家經濟政策的影響很小。

舉個例子，我們今天是商業社會，農業生產受經濟政策的影響就很大。比如國家一上調油價，這就意味著運輸肥料、農藥、農產品的成本提高了。農民會發現化肥、農藥比過去貴了，生產出的農產品卻賣不出原來的好價錢了。

可是古代的農民就不會遇見這種事，因為他們很少買賣東西，那他管你市場價格是多少呢，國家怎麼調整經濟政策也不會影響他的生活。

那麼，有哪些因素能影響到農業生產呢？

有那麼幾條，很容易想到：

一個是自然災害。天災會嚴重破壞農業生產。

一個是戰亂。要是戰火燒到了自己的家園，那也不可能生產了。

一個是賦稅。政府稅率高，動不動就把百姓拉出去幹徭役，自然會嚴重打擊生產。反之，低稅率和低勞役，可以刺激生產。

以上是幾個比較明顯的因素。下面再說兩個稍微複雜一點兒的：

一是土地兼併。

在古代，佔有土地是最保險、最穩定的投資方式。古人想要積累財富，最好（而且幾乎是唯一）的辦法是買地當地主，因此古代權貴都想盡辦法多佔土地。

你要說老百姓愛惜自己的土地，拒絕賣給權貴行不行？還真不行。平時你不想賣沒關係，一旦遇到大災荒的時候就麻煩了。災荒時，雖然所有的田地都有損失，可是大戶因田糧多，基數大，很容易就能湊出點糧食度過荒年。田少的農戶抗災能力差，稍微有點損失就到了生死邊緣。這個時候，大戶人家就可以趁機用低廉的價格吞併土地。再者，中國古代也不講究保護百姓的私有財產，權貴很容易利用特權霸佔土地。久而久之，土地也就集中在了少數人手裡，很多百姓失去了土地，變成僱農或者流民。

當土地過度集中的時候，國家經濟就會出現問題了：

土地兼併的第一個惡果是減少國家稅收。

中國不少朝代都施行「人頭稅」，按照人口來徵稅。官府拿著一本戶籍，對著上面的記錄去找老百姓要錢、拉他們參加徭役。

土地兼併導致很多百姓成為失去土地和住房的無產者。這些人的名下沒有固定資產，很容易逃脫戶籍官員的搜尋。他們中的很多人投靠了佔有大片土地的權貴，他們給權貴打工幹活，權貴幫助他們隱瞞身份，不登記在戶籍裡，也就不用再交「人頭稅」。這種行為，相當於權貴和老百姓合謀逃稅。老百姓把本應該交給國家的賦稅交給了地主。這雖然沒有直接傷害經濟生產，但讓國有資產流失到了地方豪強的手裡。日積月累，朝廷手裡的錢越發不夠用，迫不得已只能加稅，這就加重了百姓的負擔，又進一步刺激了百姓脫離戶籍。我們看各個王朝的末代，朝廷總是瘋狂加稅，稅賦層層疊疊還是不夠用，土地兼併和百姓脫離戶籍就是原因之一。

土地兼併的另一個惡果是貧富差距加大。貧富差距越大的社會越不容易抵擋災害、戰亂的衝擊。打個比方，在土地兼併不嚴重的時候，假設來了一場不太嚴重的自然災害，每戶人家損失了一些糧食，由於家家都儲備了一些餘糧，結果沒有人因此捱餓，災後還可以恢復生產。要是在土地兼併嚴重的時代呢，來了一場災害，富人受到的損失可以忽略不計，可大量貧苦百姓因為平時缺少儲蓄，都陷入了破產和饑荒。破產的農戶無法開始農業生產，這破壞了經濟；饑民導致犯罪或造反的事件增多，這也破壞了經濟。

以上說的是土地兼併對農業經濟的影響。

第二個要說的是人口數量對農業經濟的影響。

農業生產糧食的多少受制於土地面積。當人口很少，土地種不過來的時候，人口越多，生產力就越高。古代沒有避孕的概念，在和平年代人口的增加的速度很快。當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時，土地不夠種了。這時新增加的人口沒地可以種，沒法生產更多的糧食，卻多消耗了一個人的口糧。到了這個時候，人口增長反倒成了國家經濟的負擔。隨著人口的繼續增加，會有越來越多的百姓處於貧困境地。一旦出現自然災害的時候，他們還有可能犯罪或造反，進一步破壞經濟。

因為這個規律，中國歷史上的人口數量和經濟規模總是處於週期性的波動中：在和平年代，人口數量穩定上升。當上升到一定程度以後，人口的增加開始拖累經濟，國家的經濟走向下坡。再加上土地兼併日益嚴重，貧困百姓越來越多，國家的收入越來越少，朝廷逐漸入不敷出。這時如果又遇到了大規模的災荒或者戰亂，朝廷拿不出錢賑災或者打仗，滅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新的政權上臺以後，由於之前的災害和戰亂消滅了大量人口，人口對國家經濟的負擔不再存在。又因為政權更替，前一個朝代的權貴被成批消滅，土地兼併也得到了改善。這時只要新政權採取低賦稅，百姓自然會努力生產、開墾土地，國家財富和人口便會穩定增長。過了一段時間，就形成了史書中所說的「四海昇平」、百姓「安居樂業」的盛世王朝。等國家經濟再發展，就不可避免地又走向衰落了。

漢文帝和漢景帝之所以開創了「文景之治」，就是這個原因。秦末的中國發生了曠日持久的戰爭，先是反秦戰爭，又是楚漢之爭，人口大量減少，舊的權貴被重新洗牌，這給漢初經濟崛起創造了條件。而且漢初的幾位皇帝都信奉老子的治國主張，採取「無為而治」的政策。國家少管百姓的事，這節約了管理成本，也就能減少賦稅。再加上漢文帝和漢景帝為人比較寬厚，愛惜民力，不喜歡搞奢侈的大工程，國家經濟的增長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二

文景二帝都是比較保守，不願意折騰的皇帝。漢武帝正好相反，他是那種野心特別大，總想要建立一番偉業的皇帝。正好之前的文景二帝給他留下了數不盡的錢糧，漢武帝的野心藉此可以變成現實。

漢武帝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加強國內的統治。

前面說劉邦建立的漢朝採用了郡縣制，這其實不太準確。我們說過，秦始皇在統一中國時，曾經就全國是採用分封制還是郡縣制進行過一次大討論，因為當時的古人並沒有足夠的歷史經驗，對於歷史的走向還看不清楚。漢朝統一天下的時候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從漢初的歷史往前看，分封制是絕對的歷史主流。秦始皇拒絕封諸侯王，結果秦朝只持續了短短十四年就滅亡了，而且消滅秦國的也是各地的舊諸侯。這就讓漢初的政治家們很糾結，他們既看出了郡縣制的各種好處，也不能忽視分封制的歷史地位。最終，劉邦選擇了折中的方案：全國有一半最好的國土採用郡縣制，被朝廷直接管理。另一半的國土分封給自己的親戚，讓他們保衛王室（一開始分封了一些異姓王，後來被劉邦都殺掉了）。所以漢朝在剛建立的時候，實際上是一半郡縣制，一半分封制。

我們不難猜到，這些親戚一旦分封為王后，時日一長就成了帝國的隱患。在劉邦死後，繼任的幾位皇帝一直採取削弱諸侯的政策，手段包括冤獄、戰爭和強行拆分。到了漢武帝的時候，朝廷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優勢，削平諸侯已經是大勢所趨。

到了漢武帝的時候，他想出一個非常聰明的辦法：他頒佈了一個名叫「推恩令」的政策，讓諸侯王把自己的領土分封給好幾個兒子，而不是隻分封給大兒子。這樣，諸侯國越分越小，各國之間互相牽制。不久之後，諸侯國自己就被削弱了。

有人或許會問，這個規定等於直接傷害了諸侯國長子的權力，那不會引起長子的不滿，留下造反的隱患嗎？這條規定聰明在哪兒了？這和直接削減諸侯國的土地有什麼區別呢？

聰明的地方在於，雖然長子會對此不滿，但其他兒子從中獲得了好處，會全力支援這條政策。所以這條政策等於朝廷以諸侯國的國土為誘餌，引諸侯的子孫們互鬥，朝廷坐收漁利。

漢武帝打擊完了諸侯，還要打擊讀書人。

中國古代朝廷控制讀書人，基本是兩個辦法一起用：打擊和拉攏。朝廷指定一套官方學說，凡是這套學說學得好的，都給你一個官做，給你錢花，這叫「拉攏一批」。凡是講話不符合這個學說的，就滅你，這叫「打擊一批」。這一打一拉、利誘威逼的辦法非常好用，在中國歷史上每次都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漢武帝首先要制訂朝廷的官方學說。

前面說過「禮制」對於維護國家統治的重要性。禮制可以降低國家的統治成本。最善於做到這一點的，是儒家。

漢帝國的開國皇帝劉邦在起事之前是個「任俠」——這是好聽的說法，其實他就是個小混混。出身草根的劉邦最瞧不起賣弄斯文的讀書人，他起兵後，曾經當眾在儒生的帽子裡小便，以示對讀書人的蔑視。

但是，中華帝國對儒家的依賴是不以皇帝的個人意志為轉移的。

為了貫徹禮制，儒家提供了一整套解決方案，比如通過規範每個家族祭祖、祭祀的禮儀，來強化百姓心目中長幼尊卑的概念。儒家道德包括勤奮工作、生活簡樸、安分守己等主張，這些主張既符合朝廷的需要，又容易被百姓接受。雖然劉邦鄙視儒生，雖然漢初的皇帝信奉的是老子的治國方針，但是皇帝們很快發現，推廣儒家道德才是統治國家最好的辦法。

漢武帝上臺以後，聽從大學者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儒學一直都是中國官方的理論學說。不過在儒家的道德大義之下，中國還一直隱藏著法家的監獄鐐銬。這就叫作「儒表法裡」，「王霸雜之」。「儒表」，就是「外表是儒家」；「法裡」，就是「內裡是法家」。「王霸」，就是「王道和霸道」，這是孟子提出的說法：「王道」是「道德教化」，「霸道」是「武力征服」。「王霸雜之」，就是道德感化和武力征服雙管齊下。

中國古代的百姓，出生以後首先要受到儒家的道德教育，周圍的長輩朋友都要求你做一個有道德的人（比如要遵紀守法，要聽長輩和君王的話）。如果你拒不服從呢？那就有家法、宗法來收拾你，再不行了還有官府來揍你、關押你。這些人在揍你的時候，還要先講一番儒家道德，講一講你到底違反了哪些道德，所以你是錯的，所以要收拾你。等收拾完了，還要告訴你，收拾你是為了提高你和全社會百姓的道德修養。

這就是「儒表法裡」在古代基層的表現。在高層還有另一種玩法，我們後面再說。

如果說漢武帝只是削弱諸侯、統一言論，那他還稱不上是一位有野心的帝王。有野心的帝王，總惦記著幹一些能千古留名的大事。

大興土木修建宮殿、興修水利、開鑿運河這些大工程，自然是要做的。在全國四處巡遊，看看風景題題字，也是一定要搞的。但這些事情都加在一起，也不如一件事更讓獨裁者著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