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今天之所以成為這樣的我，是兩段歷程交錯影響的結果。我來到巴黎時抱著兩個期望，一個是自由地作為同性戀生活，一個是成為「知識分子」。實現第一個計劃並不是非常困難，但第二個計劃卻落空了：在我成為中學老師的努力以及完成博士論文的努力失敗之後，我處於失業而無望的狀態。我被同性戀亞文化提供的資源所拯救。同性戀社交場所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階級混合的場所，我們會在這裡遇到我們在其他場合不會遇到的人，其中既有屬於其他階級的人，也有來自遙遠地域的人。這使得團結一致與互幫互助成為可能，這一現象與前文中提到的「文化傳遞」一樣，只有在它們實際發生的時候，才能被直接地經歷和感知為它們本身。在一個非常受歡迎的社交場所（聖母院後面的公園）中，我曾認識了一個男孩。當時我25歲。我不再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我很難接受這一明顯的事實：我必須放棄我從進入大學開始就天真地幻想的自己將來能夠生活其中的烏托邦。當時的我漂浮不定、猶猶豫豫、滿懷焦慮。我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子？一天晚上，這個男孩請他的一個朋友一起到家裡吃飯，她在《解放報》（citelibération/cite）工作，這是一份誕生於1970年代初期、在薩特和福柯的支援下創立的期刊，屬「戰鬥」一派。我們一見如故。我們之後再次見面，她向我約稿……面對這個出奇的機遇，我固執地把握住了它。就是這樣，我漸漸地成為記者。更準確地說：文學記者。我寫書評，做採訪（我的第一次採訪是與皮埃爾·布林迪厄談論他的《區隔》：當時的場景歷歷在目）。這一職業對我來說是一個從未料到的進入知識分子圈的方式。我從未在少年時期或者大學時期做過這種幻想。但這和我的夢想很相似。我經常與出版商吃午飯，或者拜訪作家……很快我與他們中的一些人建立起友誼，甚至與布林迪厄和福柯等人建立起密切的友誼。當時我剛剛放棄了博士論文的寫作，但在存在之偶然性的作用下，我得以與現代思想領域的大家頻繁來往，這些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受到了必要的社會連線和偶然決定的影響。我沒有在這家報社工作很長時間：它已經變成保守革命（larévolutionconservatrice）的主要傳播工具之一，我在這本書中曾多次談到這一問題。在政治—知識界（lechamppolitico-intellectuel）有組織地轉向右派（組織性非常強）之前的大範圍進攻中，哲學和社會科學界，以及它們進入公共空間尤其是媒體空間的動作在其中起著核心和決定性的作用。布林迪厄和福柯對我影響至深，我致力於維護批判性思想和「68事變」的遺產……很快我在這裡就變得不受歡迎了。但我有時間瞭解了這一職業。一家期刊的老闆不能忍受布林迪厄對他以及這家期刊中專欄文章的蔑視，這對他來說變成了他個人的心頭刺，於是他邀請我加入他的團隊，來改變這一狀況。我不喜歡這家報社，從沒喜歡過。另外，它比我之前離開的那家期刊更加深入地投入到了新保守主義轉型當中。我猶豫了很久（為了讓我接受邀請，布林迪厄反覆對我說：「首先應該養活自己。」「我給你安排一場訪談，這樣，你接下來的兩年就可以安心了。」）。無論怎樣，我沒有太多選擇：的確，應該保證生活啊！

在剛入職的幾天，我在《新觀察家》（citenouvelobservateur/cite）很不自在。這是委婉的說法。然而，在接下來的好幾年間，我的名字都與這家我所厭惡的出版物聯絡在一起。我一直沒能接受這一狀況：我再一次走錯了方向。這不僅是一種簡單的討厭，而是一種深深的抗拒感。一個大學的小團體將這本期刊的文學專欄看作自己的勢力範圍，並且以不知羞恥的方式利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試圖將自己的反動思想傾向強加給整個政治—知識界並試圖領導之。他們每時每刻都將攻擊的矛頭指向所有出眾的、使之相形見絀的人，他們反對所有已經是或者試圖保持左派身份的人。我的存在阻礙著他們的計劃。我的每篇文章、每次訪談，都能激起他們的憤怒，這憤怒有時通過批評指責來表現，有時則是威脅（知識分子的生活在放大鏡下總不是那麼漂亮。事實總不會像我們試圖進入知識圈時對它理想化的預想那樣美好）。在經過一系列讓我膽戰心驚的爭執和衝突之後，我決定不再將自己的精力花在這些耗人的、沒有結果的爭吵上。自那以後，我便將這份工作僅僅看作一個謀生方式，我將利用它帶來的工資來撰寫著作。在縷清思路之後，這些艱難的經歷對我來說成為一種特殊的推動力：它們促使我轉向新的目標；它們促使我調動自己所有的精力，再次進行一次自我改造。

我開始渴望創作文學作品：1980年代中期到後期，我開始寫兩部小說，在這上面花費了很長時間。頭一個計劃的靈感來自我與杜梅吉爾、與福柯的關係及對話，我想在其中描繪通過友誼聯絡在一起的三代同性戀者。三個時代，三種生活：它們之間有不變，也有變化。我寫了一百頁左右。或者更多一些。直到我感到難以繼續，將這沓紙擱置在櫥櫃裡。有時，我會重新看看「我的小說」（我這樣稱呼它），想象自己有一天可以完成它。唉！當我讀到艾倫·霍林赫斯特（alanhollinghurst）的《泳池圖書館》（citetheswimming–poollibrary/cite）這本和我的小說相似的書時，我折服於作者的高超技藝，並瞭解了自己的草稿與一部成熟的作品之間的距離有多遠：於是我將自己的稿子扔進了垃圾桶（字面意義上的）。第二本書的主角是一對戀人，靈感來自本傑明·布瑞頓（benjaminbritten）和皮特·皮爾斯（peterpears）的創作，當女主角陷入戀情時，小說將圍繞創造性活動展開。當時，我對布瑞頓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尤其是他的歌劇（往往使用皮爾斯的聲音），包括《彼得·格賴姆斯》（citepetergrimes/cite）、《水手比利·巴德》（citebillybudd/cite）、《命終威尼斯》（citedeathinvenice/cite），等等。我是否缺少毅力？或是創作小說的才華？或者更簡單地因為我知道自己沒把這件事當真？在難以放棄的舊時野心的激勵下，我開始亦步亦趨地寫起來。我幻想自己是一名作家，但我成為作家的條件卻不成熟。逐漸地，我放棄了這一文學夢想，但我從沒有真正忘記它：有時我還是會遺憾沒有足夠的耐心和能力將這條路走下去。

這些流產的嘗試有一個共同點：在兩次嘗試中，我的主題都指向了同性戀歷史和同性戀主體性。奇怪的是，我從沒想到要記述關於社會階級的故事，我本可以描寫，比如說，一個遠離家庭的平民階級少年的故事，在此框架內還原兩代或者三代人的生活，包括那些讓他們分離的東西，以及讓他們無論如何仍然聚合在一起的東西。不管怎麼說，我沒能在虛構文學領域走得更遠，於是我轉而投入到吸引我很久，但我一直沒有付諸實踐的領域：書寫知識分子的生活，書寫思想的歷史。首先是兩本採訪錄（與喬治·杜梅吉爾，以及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一開始，這只是我記者職業的延伸。但跨越至書籍的尺度時，一切都不同了。當我在1986年完成第一本書時，杜梅吉爾建議我寫一本福柯（於此前兩年逝世）傳記。在寫作的最初階段，他給了我大量資訊和資料，以此來幫助我，直到他本人也撒手人寰。這部著作對我來說是在那樣一個時代致敬福柯的方式：那時，他的名字和作品被一些新保守主義小團體侮辱和誹謗，他們大肆佔領所有發聲途徑，這使得他們可以讓眾人相信所有人都接受他們的意識形態主張和對他人的中傷，甚至，就像他們自己聲稱的那樣，從那時起，一種新的「範式（paradigme）」就開始統治各個社會科學了（但它只是一種使用武力的傾向而已）。這本不合時宜、野心勃勃的著作獲得了成功，而且我相信，它在當時剛開始在公共空間興起的對當時流行的反革命意識形態的反抗中起著重要作用。它當時就被翻譯到多個國家。它的成功讓我開始受到許多研討會和講座的邀請……漸漸地，記者生涯離我遠去，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我開始離它遠去。當然，我每年仍會發表幾篇文章，做幾場採訪，但頻率越來越低，自那以後，我把幾乎所有時間都用來寫作或者赴國外大學參加活動。我改了行。這一新生活讓我被歸為善於革新學術景觀的作者之列，尤其是那種善於挖掘在很大程度上被學術界忽視的問題的作者。我想要成為這一運動中永恆的一部分。我開始創作更加理論化的作品，第一本被出版的是《關於同性戀問題的思考》，之後是《少數派道德》。

當時我花了一些時間才得以用自身的方式思考問題。因為，如要感到自身的合法性，就必須被自己的過去、被社會、被組織機構承認。雖然年輕時有一些瘋狂的幻想，但對我來說，認為自己有能力（被社會賦予權利）寫書而且還是理論書籍，並不容易。夢想是夢想，現實是現實。要使兩者重合不僅需要頑強的意志，有利的時機也同樣是必要的。童年時，我家裡面是沒有書的。與薩特在《文字生涯》（citelesmots/cite）中描述的相反（這是一本針對青年時期的自傳，目的是還原他內心的「召喚」甚至是「責任」的歷史，也就是一種投身於文學和哲學的社會宿命），我並不被「需要」。寫作對於我來說不是早已存在於我的玩具和積木塔中的，一種來自未來的召喚，不是在大人們驚愕而慌張的目光中說出早熟的話語，它不是一種在多年之後定會浮出水面的召喚。相反！另一種宿命等待著我：我必須拉回自己的慾望以便它能與我的社會可能性相符。所以我必須抗爭（首先要對抗自己），來適應學校生活，來為自己創造那些他人在出生前就已經被賦予的權利。對於一些優等階級來說顯而易見的人生坦途，我卻需要獨自在黑暗中探索。甚至，在很多時候，我需要自己開闢道路，因為許多已經存在的道路對像我一樣的人並不開放。我在1990年代中期獲得的新身份以及我當時所處的新的國際化環境，對我的作用就相當於階級習慣和中學、大學直達通道對另外一些人的作用，他們在生命歷程的早期便獲得了這些，而我在很久之後才獲得它們。

於是我開始將許多時間花在旅行上面，歐洲、拉丁美洲，尤其是美國：我在芝加哥做講座，我在紐約哈佛大學參加研討會，我在伯克利教書，我到普林斯頓出差……

耶魯大學授予我一項獎勵。我在思想史、同性戀研究、弱勢群體主體性研究方面的著作使我獲此殊榮，這是擁有社會最底層階級出身的我從來沒想到有一天會到達的層次，而我的階級出身也的確幾乎沒有給我提供可以到達這一高度的機會。

2

在頒發這一獎項時，我應該發表一段正式的演講。當人們詢問我演講的題目和內容時，我決定以批判的方式重讀那些使我獲此榮譽，並將我帶至這場典禮的舊作。我想反思我們利用當前社會中即有的理論與政治範疇來重建歷史的方式。我首先提到父親的去世，然後是我與母親共同翻看舊照片的時刻，以及我看到每張照片時重新記起那個過去生活過的世界……在描述過我作為工人兒子的童年生活之後，我自問，我為什麼從來沒有想到、沒有慾望要反思這段歷史，或者在這段歷史的基礎上來思考問題。我引用了一段安妮·厄爾諾的訪談，這段內容讓我很有感觸：當被問到布林迪厄的著作對她的工作有何影響時，她講道，她很年輕的時候就走上了文學的道路，她曾在自己1962年的日記中寫道：「我要為自己的出身雪恥！」這裡的意思是，她要為自己作為「被統治者」的社會身份雪恥。對於如何實現這一計劃，她還在猶豫。幾年之後，在68運動時，她讀到《繼承者》（citehéritiers/cite），勾起了她個人經歷和教育經歷中的痛楚，這本書對於她來說就像「一道秘密指令」，告訴她「沉入」自己的記憶，「書寫在自己階級身份提升的過程中感受到的痛苦，以及羞恥，等等」。

就像她一樣，在政治運動以及伴隨它發生的理論界大動盪的背景中，我感到有必要「沉入」自己的記憶，通過寫作「為自己的出身雪恥」。但這裡說的是另外一種出身，所以我探索的也是另外一片記憶。因為集體運動為個體提供了將自身建構為政治主體的方式，所以集體運動同時也為個體提供可供理解自身的概念範疇。這種閱讀自己的方式當然會被用來分析現在，但也會被用來分析過去。政治與理論的範式可以給人們提供看待自己的方式，從而創造了一種既是集體的，也是個人的記憶：我們以現代政治為座標來回望歷史，對統治與壓迫的方式進行思考，對自我的改造和抵抗行為進行思考（無論這些改造與抵抗是自覺的還是日復一日的無意識實踐）。這種記憶框架（政治的）在很大程度上定義了作為孩童的我們以及我們所經歷的童年。

但是，哈布瓦赫（halbwachs）已經讓我們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如果說集體記憶（也就是我們所屬的團體的集體記憶，或者我們因為認同從而參與建設的團體的記憶）是個體記憶的前提條件，那麼下列事實也同樣真實：每個個體會屬於多個集體。這種現象有時是相繼的，有時是同時發生的。這些團體有時會相交；它們總是在不斷演變，不停地改變形態。集體記憶也是如此，而且，與之相伴的個人記憶和個人歷史不僅不是唯一的，而且是變化著的。它們產生於多樣、異質的時間和空間中，想要讓它們變得整齊劃一，或者通過宣佈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來對之進行分級的嘗試都將徒勞無功。總之，安妮·厄爾諾於1974年出版的第一本書《空壁櫥》（citelesarmoiresvides/cite）不僅提到她童年及少年時期的社會環境，還講述了一位20歲少女的創傷性經歷，一次非法墮胎。在她生命中的某一時刻，一個寫作計劃在她內心萌生，也就是回顧所有她過去「認為是恥辱所以深藏起來」的一切，而這一切如今變得「值得被重新回憶」；當她後來在《那些年》（citelesannées/cite）中回憶這一時刻時，她特別強調了那些「洗去恥辱印記的記憶」為她勾勒了一個文學、知識以及政治的前途，她可以在未來重新解讀自己各個階段的軌跡，以及她個性的不同構成維度：「為女性獲得合法墮胎權而抗爭，反抗社會不公，以及理解她自己是如何變成今天的她，這些事情對於她來說是同一回事。」

1960到1970年代，當時我在讀書，馬克思主義或者至少是左派統治了法國思想界，其他型別的「鬥爭」似乎都變得「次要」，甚至被稱作「小資產階級分散大眾注意力的伎倆」，他們想將注意力從「真正」的戰鬥，唯一值得關注的戰鬥，也就是工人階級的戰鬥上面移走。我們稱之為「文化」的這場運動（它強調了所有馬克思主義擱置的問題，如性別、性向主體化，以及種族相關的主體化問題……因為馬克思主義的關注點侷限於階級壓迫）提出了其他出自社會經驗的問題，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階級壓迫的問題。

但為什麼我們需要選擇不同的戰鬥方式來對抗不同的壓迫機制？如果說我們所在的位置處於多個社會宿命的交叉處，也就是說我們擁有多個「身份」，多種受奴役的方式，為什麼我們在知道任何運動最初和首要的原則就是造成社會分化的情況下，一定要只選擇其中的一個作為我們政治主張的核心出發點呢？是否正是那些將我們建構為政治主體的理論與主張沒有賦予我們建立起包羅永珍的理論與主張的能力，沒有賦予我們將所有壓迫的領域、所有統治的形式、所有來自低等身份的召喚、所有面對侮辱性稱呼而產生的羞恥感等全部包容進理論場域和實踐場域的能力？我們的理論是否可以使得我們準備好接受所有新的運動（新的運動指關於政治舞臺上出現的新問題和我們從未聽過、從未預料到的新主張的運動）？

這次在耶魯大學的會議對我來說是一次真正的考驗，其中一個原因在於，當時我處於一段新旅程的關鍵時刻。當時我剛剛宣佈自己決定重新拾起那本我在父親去世不久之後開始創作（我當時立刻決定將書名定為《迴歸故里》），但沒幾個星期之後就放棄了的書（當時我感到無法完成這項工作）。我開始瘋狂地閱讀所有可能與這一主題相關的資料。我知道這樣一個計劃（關於「迴歸」的寫作）只有通過一定的媒介才能很好地完成，我應該將之（媒介）稱為過濾器、文化參照：文學的、理論的、政治的……這些參照幫助我思考並組建我想要表達的東西，但它們尤其中和了過重的情感負擔，如果在沒有這層過濾系統的情況下直面真實，我將不堪重負。但我向自己保證，除非我完成了最後一章，否則我不會閱讀雷蒙·威廉斯的《邊境鄉村》（citebordercountry/cite）。我預感到他的著作會給我施加過重的影響。所以我等待。今天我完成了寫作，也讀完了那本書。書中「情節」起始於一位倫敦大學的教授得知自己的父親心臟病發作，將不久於人世。他趕忙乘上火車。故事以倒敘的方式講述，從他作為威爾士平民階級孩子的童年生活，到他在舉行喪事之前回到家裡，中間部分，他描述了自己如何遠離自己的出身之地，以及他因此必然感受到的痛苦和羞恥，以及他在「迴歸」之後感到必須在精神上重新回顧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

在故事的中段，我們當然看到，他在父母的支援下，離開家庭去大學讀書，而他的父母也深知他們的努力和付出只會以兒子的離開為結局。在最後一頁，主人公明白，他不可能再「迴歸」，不可能消除那麼多年建立起來的隔閡。我們至多可以通過將現在與過去連線起來，與自己和解，與自己曾離開的世界和解。他以非常節制的方式宣稱，他「度量了這距離」，而且，「通過這種度量」，「我們結束了自己的流亡」。

他說得有道理嗎？我不能準確判斷。我知道的是，在讀到小說的結尾，也就是兒子得知父親（他本來有足夠的時間與他重新建立那消失的，或者只是被忘卻的情感連線）去世時，我的雙眼噙滿了淚水。我要哭了嗎？為什麼而哭？為誰而哭？小說中的人物嗎？還是我的父親？我很傷心，我回憶起自己的父親，遺憾沒能再見他一面。遺憾過去沒有試圖理解他。遺憾過去沒有試圖和他溝通。事實上，我在遺憾自己任憑這個暴力的世界擊敗自己，就像它曾擊敗父親一樣。

幾年前，由於我再一次沒有了穩定和充足的收入，於是很自然地想辦法進入法國的大學工作。我的著作和我在美國的教學經驗給了我進入大學的資格。繞了一個大圈子之後，我重新來到這片空間，這片我在1970年代末因為社會身份不夠格而被迫離開的空間。今天我成了這裡的教師。當我告訴母親我獲得了這個職位，她激動地問道：「你做什麼科目的老師？哲學嗎？」

「是社會學。」

「這是什麼？它是關於社會的嗎？」［法］讓-保爾·薩特（jean-paulsarte）：《文字生涯》（citelesmots/cite）（1964）（巴黎：gallimard，「folio」，1977），頁139。/aside參看［法］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記憶社會框架》（citelescadressociauxdelamémoires/cite）（1925）（巴黎：albinmichel，1994）；《論集體記憶》（citelamémoirecollective/cite）（1932—1938年手稿，由gérardnamer出版社出版）（巴黎：albinmichel，1997）。/aside［法］安妮·厄爾諾（annieernaux）：《空壁櫥》（citelesarmoiresvides/cite）（巴黎：gallimard，1974）。/aside［法］安妮·厄爾諾（annieernaux）：《那些年》（citelesannées/cite）（巴黎：gallimard，2008），頁121。/aside迪迪埃·埃裡蓬於2008年4月9日在詹姆斯·羅伯特·布魯德納紀念獎頒獎典禮現場發表的演講：《叛逆的孩子：一種屬於國民的政治理論》（citethedissentingchild:apiliticaltheoryofthesubject/cite）。/aside［英］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邊境鄉村》（citebordercountry/cite）（1960）（cardigan：parthian，「thelibraryofwalse」，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