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在泥濘的地上飛快地往前滾。兩歲的埃米爾跳過灌木，跨過枝丫，繞著棕櫚樹跑圈，追到球后又狠狠踢了它一腳，再大笑著重新追了起來。這個男孩曾經生活在梅連度（meliandou），這是一座位於西非國家幾內亞的一個偏僻的林中村莊。「他調皮得很！喜歡聽廣播，整天追著球玩兒。」幾個月後，面對世界各地接踵而至的流行病學家和新聞記者，埃米爾的父親這樣介紹他的兒子。

2013年12月26號這一天，小埃米爾到底遇上了什麼？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組不能完全確定。柏林的羅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kochinstitute）的一個田野調查組認為，這小淘氣在路上有那麼幾分鐘丟下了他的球，靠近了一隻受傷的蝙蝠。他會不會順手摘了一個沾染過蝙蝠糞便的野果子吃了？

總之，那天回來他就病了，一直高燒不退，嘔吐。疾病在48小時之內就奪走了他的小生命。4天以後，2014年1月1日，他的姐姐菲洛梅納出現了同樣的症狀，很快也去世了。接著是他們的媽媽，還有這家人的一個朋友。梅連度村的居民共有14人遭受了同樣的不幸後離世，死亡人數幾乎佔整個村子的一半人口。

當地的醫生傻了眼，這是霍亂，還是瘧疾？當小埃米爾的奶奶也開始出現同樣的症狀時，老太太不願坐以待斃，於是去了蓋凱杜市（guéckédou）的醫院看病。那裡是幾內亞第三大城市，住著近35萬居民，他們都成了病毒的潛在宿主。埃博拉病毒橫掃西非的死亡之旅從此開始。

從「零號病人」埃米爾開始，長達2.8萬人的傳染鏈迅速形成。經由一次次傳播，病原體很快於2014年3月抵達了首都科納克里（conakry），一個300萬居民的大城市。幾個星期以後，埃博拉病毒跨越國境線，入侵鄰國賴比瑞亞和獅子山。瘟疫所到之處，一共造成11300例死亡。

埃米爾的死僅過去9個月後，傳染病換上了一副新面孔。美國達拉斯的得州衛生長老會醫院在半夜接診了一名42歲的男子托馬斯·埃裡克·鄧肯，他剛從賴比瑞亞旅行回來，發了高燒。當夜，醫院給他開了些抗生素讓他回家休養。兩天之後，他又回來了，這回是救護車送回來的，而且生命垂危。2014年10月8日，鄧肯離世。埃博拉病毒橫渡了大西洋。

美利堅合眾國警鐘長鳴！一支傳染病專家組立刻進駐達拉斯，找出所有與鄧肯有過接觸的人。他的家人、鄰居、醫護人員……第一批15個密切接觸者在全世界媒體驚疑的目光下被隔離了三個星期，由傳染病專家嚴密監控其健康狀況。等到病毒感染的症狀在其中兩名護士身上開始顯現時，另一種「流行病」也開始在歐洲和美國蔓延，那便是謠言和恐慌。

其實，埃博拉病毒並沒有在美國境內繼續傳染。整個歐洲也只有一名西班牙護工感染了，因為她照顧了一名去過獅子山的傳教士。不過那又怎麼樣？謠言和恐慌依舊迅速擴散。到2014年秋天，連我也被「傳染」了。

中招那天，我正一邊聽著伊迪絲·皮雅芙（Édithpiaf）的歌，一邊煮我的義大利麵。電話響了，是一個住南特的朋友。他聲音緊張地告訴我，當地的醫科教學與醫療中心（chu）剛發現了一名埃博拉患者，這是他朋友從推特上看到後告訴他的。其實這是條假訊息，不過越傳越真，我們全都相信了。其實不久之後，那家醫院就釋出了闢謠的公告，可不知道為什麼這條訊息卻鮮有人問津。媒體上並未出現有關這次感染的報道。但我還是不安地發現，已經有幾十名疑似接觸過那位患者的病人被隔離了。有一個幾內亞裔學生回了法國，他所在小學的學生家長就紛紛阻止自己的孩子去上學。機場開始測體溫，穿著防護服、戴著口罩的醫生形象開始出現在各大報紙上。恐慌簡直要把我壓垮了！

路過報亭，德國首都的地方性報紙《柏林人日報》（berlinerzeitung）的頭版躍入了我的眼簾。聳人聽聞的標題「埃博拉病毒登陸柏林！」旁邊配著一幅巨大的顯微鏡下的病毒圖片。事實上，報道只是說到一位病情可控的感染者從非洲遣返。可是我看都沒看報道，就匆匆在朋友中散播訊息：「柏林有人感染埃博拉了！」讓人擔心跡象在我身邊比比皆是。一個同事好幾天沒來上班了，有個朋友最近肚子疼，鄰居這周沒出來倒垃圾……我要瘋了！要不要趕緊去超市囤糧搶水，就像電影《傳染病》（contagion）裡馬特·達蒙演的那樣？在當時的我看來，關在家裡吃幾個月的青豆罐頭也許是最明智的辦法了。

幸虧我還沒來得及幹這些傻事。關於瘟疫的恐慌來得快，去得也快。沒有最新猛料，媒體的興趣很快就從對公共衛生危機的關注轉向其他熱門話題，比如2014年「歐洲好聲音」（eurovision）的折桂者孔齊塔·維斯特剛出版的自傳。

埃博拉病毒與圍繞著它的驚世流言，兩者的散播方式一樣嗎？世界衛生組織前總幹事陳馮富珍說：「謠言和恐慌比疾病傳播得更快。」讓我們一探究竟。

穿過人群

發現一種病毒引起的流行病並預言其未來的演化趨勢絕非易事。從「零號病人」開始，病毒的傳播軌跡會分化出許多路徑，迅速形成新的傳染和疫情暴發，有時甚至發生在與疾病源頭很遠的地域。這個擴散現象本身引起了物理學家的興趣，他們試圖通過近些年來流行過的埃博拉、h1n1流感，還有2003年肆虐全球的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sars）來分析這一現象。

流行病是如何擴散的？1974年，美國物理學家朱利安·諾布林（juliannoble）研究了人類歷史上致死率最高的瘟疫之一——黑死病。在14世紀中葉，約4000萬歐洲人死於這場疫病，大約相當於當時全歐洲人口的半數。朱利安·諾布林從中世紀留下來的資料判斷，細菌在全歐洲的擴散方式實際上非常簡單，就如同將一粒石子投入水中時形成的漣漪。起始的擴散中心就位於東地中海，接著波浪一圈一圈往外推，疾病以每天4公里的穩定速度向四面八方蔓延。諾布林憑藉基礎物理學原理，理解了傳染病產生的不同源頭和傳播範圍。

可惜，諾布林博士對傳染病的描述已經不適用於當今形勢了。今天的流行病傳播的速度更快，而且更加不規律。2009年，h1n1流感病毒蔓延全球時，平均傳播速度達到每天300公里。病原體以這個速度環遊世界，比《八十天環遊地球》裡的福格紳士的旅行速度還要快。如今，大流行病的傳播速度大約是黑死病瘟疫的100倍，而且其暴發更加難以預料。我們該如何解釋這一切呢？

不用說你也猜得到，人口的流動性就是答案。全球化的效應之一，就是今天的人類總是在移動中。我們不斷地從地球上的一點移向另一點，流行病的傳播也就變得難以預料了。德國物理學家迪爾克·布洛克曼（dirkbrockmann）根據空運繁忙程度的相關複雜資料，將世界上的每日航空客流繪製成地圖。只要看上這圖一眼，我們就會對今日人類的流動性留下深刻印象。如果我們把僅僅一天之內這顆蔚藍星球上每個旅客的里程串聯起來，總長度會達到140億公里，足以衝出太陽系……

畫完這張地圖以後，布洛克曼又有了個新主意。他要畫另一種世界地圖，圖上兩個城市的距離與在它們之間流動的人口數量成反比。在這張古怪的地球平面圖上，巴黎跟紐約離得很近（每天8500人在兩城之間穿梭），卻跟拉羅謝爾市（larochelle）很遠（每天只有400人往返）。在這張變形的地圖上，今日世界上種種流行病的擴散程式和中世紀歐洲黑死病的擴散模式一樣一目瞭然：以「零號病人」所在地為中心形成了環形波紋，疾病像水波擴散一樣傳染。諾布林的這一發現，不僅簡潔優雅，而且別具價值。

如果說今天病毒的旅行方式是坐飛機，那麼資訊又如何傳播呢？在黑死病的時代，關於瘟疫的流言口耳相傳，很可能與疾病擴散的過程是同步的。但時代已經改變，研究者們需要到網際網路上去跟蹤資訊的「流行病」軌跡。

最擅長研究這個問題的是一群大資料領域的電腦科學專家，他們屬於美國頂尖大學或數字化時代的企業巨頭，如臉書、亞馬遜或者微軟的研究中心。他們當中有一位叫尤雷·萊斯科夫（jurelescovek）的，他戴著小眼鏡，襯衣一直扣到領口，看上去就像個害羞的高中尖子生。但人不可貌相，他可是大眾研究學界的未來之星，現在已經是聞名遐邇的斯坦福大學一個50人左右的科研團隊的領軍人物了。他的課題，就是理解社交網路上的「資訊流行病」。

他是如何研究「資訊流行病」的？在新近的一個專案裡，他的團隊追蹤了臉書上流傳的成千上萬張圖片的軌跡。其中有些你們肯定也看過，比如那個戰勝了癌症的小姑娘，米歇爾和巴拉克·歐巴馬伕婦在平民舞會上翩翩起舞，各種姿態的貓咪……簡單來說，萬物皆可以圖片形式在網上流傳。結果顯示，網路上絕大多數的資訊傳播都極為短命，很多圖片被人放到網上以後就被徹底忘了，甚至從未被上傳者以外的人看到。能夠被超過10個人轉發的圖片都很有限。因此我們可以說，比起病毒的環球旅行，一條資訊的起步要更艱難。不過，一旦其傳播被觸發了，那麼資訊的「傳染」速度會十分驚人，在數秒之內即可傳播到成千上萬人那裡去。

但是病毒的傳染和資訊的傳播之間還有一個重要的不同。病毒在每個個體之間傳播，無論雙方是什麼年齡、職業、種族，每次人與人的接觸都有可能造成傳染。可資訊就不同了，它不會像病毒一樣對所有人一視同仁。舉例來說，在世界盃足球賽上，法國隊剛在決賽中大勝克羅埃西亞隊，是誰會拼命轉發冠軍捧起大力神杯的圖片？當然是法國佬啊。誰又更有可能到處說比賽裁判有問題？那肯定是克羅埃西亞人。同理，巴拉克·歐巴馬的親民舞姿很容易在支援民主黨的網民中傳開，而那些親共和黨的人就不見得有興趣轉發它了。不像病毒，資訊會有選擇性地產生傳播路徑。在資訊內容接受度越高的那部分受眾當中，資訊更容易流通。而這會產生顯著後果。

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的時候，關於抗流感疫苗是否有風險的質疑之聲也在傳播。瑞士科學家馬塞爾·薩拉特（marcelsalathé）為此收集了推特上近50萬條訊息。他發現那些強調疫苗有風險的訊息，主要在本來就反對疫苗的人群中傳播，反之亦然。兩大陣營各自傳播與自己固有判斷一致的訊息，並不斷鞏固自己的看法，這樣傳下去的結果只能是對立情緒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