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結果令人感到寬慰。畢竟，是群體中的大多數在決定集體行動的方向，而不是那些搗亂的少數派。「5%法則」只在大多數成員對所選行動方向無特殊好惡的前提下才會奏效。
一個瑞典工程師研究團隊的另一次實驗也證明了這一點。在一間電影放映廳中，135名觀眾正舒舒服服地待在座椅裡，對自己即將充當實驗「小白鼠」的事並不知情。突然，研究者拉響了火災警報。觀眾們陷入猶豫：電影呢？爆米花怎麼辦？沙發好舒服啊……真的要拋下一切去逃生嗎？這一定是搞錯了，或者有人開了個惡意的玩笑。
研究顯示，個體在這種時刻更傾向於不採取行動，觀望旁人的行為。每個人都想：「別人不動，我就不動。」瑞典的這項實驗顯示，觀望階段可以拖得很長，如果真的發生了火災，這樣的遲疑相當危險。這類人與共和廣場上的人群剛好相反，他們集體性地低估風險，誰都不願意先動起來。這種傾向常構成公共安全隱患，錯失危險到來的最初幾分鐘寶貴的逃生機會。實驗還發現，事先錄好的女性高喊「大家快逃」的聲音，比刺耳的警報聲更有效地減少了遲疑的時間。這可真是不可思議。
大家都逃出了放映廳之後，科學家們立刻現身，告訴他們剛才是一個實驗，現在請各自歸座，安心觀影。我不知道這些觀眾後來有沒有得到賠償，反正要是我，可不願意被人這麼耍著玩兒……
人群中這類行為促進和行為抑制的兩面性，在日常生活的另外一些場景中表現得很清楚。2008年，一群英國科學家在一處紅綠燈路口的人行道旁架起了監控攝像頭，研究闖紅燈的行為會不會影響其他行人。結果顯示，每多一個人闖紅燈，周圍行人和他一樣闖紅燈的機率就會翻倍。在滾雪球效應下，在路口自覺止步的人越多，其他人模仿他們停下的可能性就越大。
然而，斯特拉斯堡的動物行為學家研究發現，在此情境下，人群行為的文化差異性很大。法國人跟著闖紅燈的機率高達40%，而日本人只有2%。在法國和英國，更大程度上是闖紅燈的人帶動了不想闖紅燈的人；在日本卻相反，遵紀守法的人抑制了想闖紅燈的。我的個人經歷就是最好的證明。身為法國人，我幾乎從不把紅綠燈上的紅色小人放在眼裡。只要路是空的，我就大搖大擺地走過去。不過到德國生活了幾年以後，我就變了。在德國，行人和駕駛者一樣守規矩，就算我闖紅燈，旁邊也沒有一個人會跟著我闖。所以當我身處大多數守規矩的行人之中時，就會不由自主地剋制自己。當然，行人闖紅燈問題在有些地方已經不再是個問題。2018年，中國湖北的大冶市嘗試了一種阻止行人闖紅燈的新裝置。每個路口都安裝了一種黃色噴水警示裝置，行人如果在不該過馬路的時候闖紅燈，就會被噴上水霧。也許你會覺得身上沾幾滴水無所謂，那你總會擔心在大庭廣眾下丟面子吧！警示裝置會拍下闖紅燈者的照片，直接在馬路對面的大螢幕上當眾播放。如果這還不夠，人臉識別技術將瞬間從資料系統中鎖定身份，將闖紅燈者的資訊記入警察局的系統備案。在中國，你可不能小瞧了紅燈的力量。
找一找
事實從來不像我們想的那麼簡單。為了理解事情的複雜性，我考慮在實驗環境裡模擬集體大逃亡的場面。但怎麼模擬呢？
顯然不能通過複製恐怖襲擊場景來讓被試體驗高度緊張的情境。我們不想讓被試陷入恐慌焦慮，科學倫理委員會也不會批准。所以我們要想辦法用一種更概念化的手段來重現這個現象中的邏輯。
我的心理學同事們首先啟發我，可以用經濟上的風險來代替肉體被傷害的危險。這個建議初看上去令人詫異，但已有許多研究證明：一個人面對金融風險的態度，例如買彩票或買股票時的表現，反映了他或者她在面臨人生其他危險時的態度。用賭博來探測一個人的精神世界，是心理學領域的常規做法。比如說，你是願意每次穩賺40歐元，還是冒著有一半機率會輸的風險去試著賺100歐元？如果你像大多數人那樣選擇每次獲得40歐元，就說明你不愛冒險，這個特點會反映在你日常行為的方方面面。
因此，我將自己的實驗設計成了一場對金融風險的規避。想象你是一個被試，被安排坐在了一張桌子前面，實驗人員表示要跟你玩一個觀察力的小遊戲。規則很簡單：你對面的螢幕上會出現一張圖，圖片上有一群人，人群中有可能藏著一個面相兇惡、攜帶武器的恐怖分子。如果你發現了他，你就要立刻站起身離開房間。這就算你「逃離」了恐怖分子，也就不會失去你的賭注。如果圖上人群中沒有恐怖分子，你必須坐在原位才能獲得賞金。
你的身邊還坐著另外十來位被試，他們在玩同樣的遊戲，看同樣的圖片。你跟他們之間不能做任何交流，不過你看得見他們當中有沒有人起身離開。你準備好了嗎？
實驗開始，第一張圖出現了。你快速掃視螢幕上的人群，沒覺得誰可疑。圖上人太多了！你來不及在規定的時間裡把他們逐一審視一遍。這時候，被試裡有一位站起來出去了！他發現了什麼你沒發現的？接著，又站起來一個人。她是看見第一個人出去了才走的，還是她自己真的注意到了什麼？快，你要趕緊做決定。這種情況下，你想怎麼做？
事實上，恐怖分子非常隱蔽，在規定時間裡，被試絕對來不及發現他。我們故意讓被試陷入懷疑，讓他們承受時間和金錢損失的雙重心理壓力，就是為了研究，在沒有一個人確知危險的前提下，人群會不會在從眾心理影響下集體逃亡。
第一輪實驗表明：不會。結果恰恰相反！如果是單人參與實驗，在沒有任何他人影響的前提下，他看圖後決定起身逃跑的機率是20%。但在多人參與實驗的情況下，這個機率會降低到5%！群體反而抑制了個體逃跑的傾向。
很顯然，要引發集體逃亡行動，還缺了某個核心要素。或許情感衝擊是扭轉人們傾向性的關鍵，這讓我們想起巴黎共和廣場上的一場虛驚，在那之前確實發生過恐怖襲擊事件。為了驗證這一假說，我們設計了第二組實驗，這次被試需要連續參加數輪遊戲。但我們設計好，「隱蔽的恐怖分子」第一輪就會讓他們大虧一筆，讓他們在接下來的實驗中都難以忘記。實驗開始了，第一張圖片出現，大家都坐著沒動，沒人逃跑，結果他們每個人都輸了10歐元。在這個驚險刺激的開場之後，同樣的被試重新坐下。這一次恐怖分子引發了大潰散！每回影像一齣現，第一個站起來的人立刻能帶動全小組的人一起逃跑，而實際上直到實驗最後，影像裡都沒有出現一個恐怖分子。第一輪的驚嚇逆轉了群體面對危險時的行動傾向，從抑制行動變成促進行動。
這種過度敏感的狀態會持續多久？群體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意識到危險早已過去？實驗答案是：不太久。看過五六幅影像之後，被試們的理智似乎就恢復正常了。但如果被試單獨接受這種連續實驗，不受其他被試的影響，那麼他在經歷過驚恐情緒後會適應得更慢，無緣無故從現場逃跑的行為方式也會比群體被試持續得更久。
幾次實驗過後，我們得出兩個有趣的結論。第一，在危險情景當中，群體對各種情況變化的反應比個體的更激烈。沒有危險發生的平靜時期，人群會抑制個體的逃跑傾向；在一場恐慌過後，人群則會促進個體的逃跑傾向。人群就像一面情緒的放大鏡，將主導群體的情緒誇大。在我後面要提到的謠言形成過程中，這種現象也會起作用。第二，群體的適應能力似乎比個體更強。長期來看，如果我們處在一個群體當中，假警報對情緒的影響要比我們單獨行動時小得多。就在我撰寫本書時，這類實驗還在繼續探索著人群的行為傾向。
科研人員的工作常常要求我們去設計實驗標準，用概念化的方法去預測人類行為。畢竟，我們很難讓被試親身經歷大逃亡或者恐慌情緒。因此，在科學實驗的理論結果和它的現實應用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小片不確定區域。科研人員常常懷疑：「在我們的實驗裡，真的沒漏掉什麼能夠影響現實生活中個體行為的變數嗎？」所以科研人員使盡一切解數，不斷挑戰自己的創造力，把實驗設計得越來越逼真。我的下一個實驗靈感就這樣誕生了。我舒舒服服地待在自己的辦公椅上，就能夠測試危險的火災現場中人群的反應。
巴奴日的羊群（moutondepanurge）是一個習語。巴奴日是拉伯雷作品中人物，為了報復嘲笑過他的商人，他從商人手中買下一頭昂貴的羊，將其扔進河裡，羊群中其他的羊也跟著它掉進了河水。巴奴日的羊群因此成為不獨立思考的盲從者的代稱。
《草原上的小木屋》（littlehouseontheprairie）是1974—1983年播出的美國長篇電視連續劇，講述田園詩意愛情故事和家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