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就是對我們時代特徵的野蠻本質完全不加修飾的闡述。

更進一步來講，實際上它在現代文明的發展歷程中是一個全新的產物，在現代文明的整個演化過程中，從未出現過任何與之相似的事物。

如果我們一定要找到一個類似現象，那麼就不得不跳出現代史的範疇，將自己沉浸在一個截然不同的環境裡。我們將必須穿越至古代世界，直至抵達衰落開始的那一時刻。羅馬帝國的歷史同樣也是大眾帝國的興亡史，大眾同化並廢止了少數派的領導，將自己放置在他們的位置上，從而在羅馬帝國也就同樣誕生了凝聚和「人滿為患」的現象。

出於這樣的原因，就像斯賓格勒曾仔細觀察到的那樣，修建巨大建築物的必要性堪比我們的時代。大眾的新紀元就是一個推崇宏大的紀元。我們活著，在大眾的野蠻帝國的陰影下活著。正因如此，到目前為止我已經兩次將其稱之為「野蠻」，並以此作為我對平庸之神的禮讚。

分析至此，入場券已經到手，我們終於可以雀躍地進入劇場，深入內部觀看演出了。或許有人會認為我所做出的此番描述已經足夠充分，但實際上它們雖然可能是精準的，卻仍舊流於表面：它們僅僅是在以過去的視角審視這一驚人事即時，看出來的一些特徵和表面現象。如果我就此打住，將所闡述之事棄之不顧，將文章絞殺於此而不做任何解釋的話，那麼讀者完全有理由認為歷史層面上大眾這場難以置信的反叛僅僅激發我說出了一些憤怒又倨傲的言辭，令我產生相當的憎惡以及作嘔之心。但就我而言，一切遠不止如此，尤其是眾所周知，我對歷史持有一種激進的貴族式解讀。稱之為激進，是因為我雖從未說過人類社會應該是貴族式的，但我所持有的態度遠高於此。一直以來我都相信——並且這份確信感與日俱增，無論人們是否願意承認，人類社會究其本質而言，始終都是貴族式的。更極端的說法就是，只有當它是貴族式的，才可以稱之為一個社會；如果沒有了貴族制，其甚至無法作為一個社會而成立。不過要弄清楚一點，我現在說的是社會而非國家。沒人能夠想象，面對大眾洶湧澎湃的群情激昂，所謂恰當的貴族姿態竟是像凡爾賽紳士那樣擺出一副目空一切的嘴臉。凡爾賽式的高傲姿態當然不能代表貴族，恰恰相反，它象徵著體面的貴族制的終結與消亡。因此，在這些人身上殘存的唯一貴族氣質，就是在將脖子送上斷頭臺時表現出的不卑不亢。他們對此安然接受，就像手術刀下接受命運的腫瘤。不，對於任何對貴族的真正使命有所意識的人而言，大眾的異象只會將他點燃，就像雕塑家面對一塊未經錘鍊的大理石時感到的那樣。真正的社會貴族與那些以社會的名義自居、自稱為「社會」的小群體沒有任何相似之處，後者只不過靠著互相拉幫結夥為生。鑑於世上萬物自有其美德與使命，因此在廣袤的世界上，「小社會」也勢必自有其存在的道理，但其任務實在微不足道，難以與真正的貴族們所肩負的海格立斯式的重大使命相提並論。我本來對討論一番這些小社會究竟有什麼意義並沒什麼偏見，哪怕一切看起來根本不值一提，但顯然此刻我們的主題更為宏大。當然了，如今這些千篇一律的小社會也開始了隨波逐流的歷程。一位青春洋溢、充滿著現代氣息的年輕女孩，也是馬德里「貴族世界」裡的一線明星滋養了我此番想法，因為正是她告訴我：「來賓不足800人的舞會簡直讓我難以忍受。」從她的言辭中我得以察覺到大眾的風格已經佔據了現代生活的各個角落，甚至已經將自己的勢力擴張到那些過去為「幸運的少數派」所保留的避難角落裡。

不過，我同樣反對在對我們的時代進行解讀時，或是對於大眾統治背後的積極意義視而不見，或是懷著喜悅之情、不帶任何憂懼地全盤接受。每一種命運都是激動人心的，但從最深層的意義上來講，又都是充滿悲劇色彩的。我們伸手就能感知到時代暗湧著的危險，任何對此毫無覺知的人，都沒有真正洞察到命運的玄機，他的目光僅僅掃過了一切的表象。時代中我們命運包含的恐怖元素，來自於大眾壓倒性的、暴烈的道德反叛；這反叛來勢兇猛、難以匹敵並且危險重重，就和每一種情況之下的命運一樣。它要將我們引領向何方？它究竟是全然邪惡的，還是保留有一絲好轉的可能性？它就在那裡，異常巨大，像一個巨人、一種宇宙的音調那樣凌駕於我們的時代之上，它總是無定形態，有時候彷彿斷頭臺或者絞刑架，有時候又更似一座凱旋門。

我們必須進行細緻探索的現象可能沿兩個方向展開：第一種，大眾在如今社會生活中發揮的作用似乎與少數派迄今仍得以保留的作用是一致的；另一種，大眾同時對少數派表現出了難以馴順的態勢——既不順服，也不跟從或尊重，反而在試圖取而代之。

讓我們來分析一下沿著第一個方向會得到什麼。在我看來，如今的大眾樂於享受少數派創造的快樂，使用他們發明的工具，而那些在此之前都僅服務於後者。他們開始對過去被視為奢侈的東西產生欲求和需要，而那原本是隻屬於少數派的財富。舉個比較細枝末節的例子來說：在19世紀20年代的巴黎，私人住宅中是沒有浴室的（可以參考德布瓦涅伯爵夫人的回憶錄）。除此之外，如今的大眾還對相關技術瞭然於胸，很多技藝在過去只為少數特定人群享有。

而且這裡指的還不單純是物質技術帶來的好處，更為嚴重的是還有法律以及社會給予的便利。在18世紀，正是少數派首先意識到每個人僅從出生意義上來講，即使沒有取得任何特殊資格，也享有最基本的政治權利，即所謂的人權及公民權，而更嚴格地說，這些權利是所有人共享的，是唯一真正為他們所擁有的權利。其他任何與某一特殊天賦相關的權利，都被貶損為特權。最初，這僅僅是一個小小的理論，是一小部分人所持有的觀點；隨後，出現了一些人開始不斷將其付諸實踐，強制並持之以恆地對其加以推行。儘管如此，在整個19世紀，雖然大眾已經將種種權利視為理想並表現出日益高漲的熱情，他們並不認為一切理所當然，也沒有付諸實踐或試圖將其推廣開來。實際上，哪怕生活在民主法制的時代，他們也仍舊認為自己生存於舊政權之下。「人民」——那時的大眾這樣稱呼自己——雖然已經意識到自己擁有的權利是至高無上的，但對此並不抱以信心。如今，理想變成了現實。不僅是在構成了公共生活基本框架的法律方面，更進入了每一個體的內心深處——無論該個體持有的是何種立場觀點，甚至哪怕他在觀點上是個保守派，也就是說，即使他攻擊和苛責由這種權利形成的制度，對權利本身卻並不持有異議。在我看來，如果有誰還沒有認識到大眾的這種古怪的道德狀況，那麼也就無從談起對當前世界正在發生之事情的理解。資格不足的個人如此不受約束地享有至高權利，已經從一個法律觀念或者理想，變成了一種普通人固有的心理狀態。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當過去的理想與現實融為一體後，也就不可避免地再難以稱之為理想。那些曾經作為理想而生髮出來的聲望與魔力，亦將隨之煙消雲散。在充分民主的啟發下產生的平均化要求已經從渴望和理想變成了欲求和無意識的假設。

如今，這一人權宣言的意義無非是要將人類靈魂從其內心的奴役中解放出來，並將明確的掌控感和尊嚴感植入其中。人們希望的不正是如此嗎？換句話說，人們希望的不就是讓普通人感到自己是主人，是自我以及人生的主宰者嗎？是的，如今已經完全實現了。既然這樣，那麼對三十年前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以及進步人士發出的那些抱怨又該作何解釋呢？還是說人們就像小孩子似的，想要得到一些東西，但到手後又很快失去興趣，一切都只是一時興之所至？如果你想讓普通人成為主人，那麼就不要因為他表現出自我、因為他要求盡情享受、因為他堅決維護自己的意願、因為他拒絕提供任何服務、因為他不再恭順於任何人、因為他只考慮個人和安逸、因為他開始講究穿戴而感到寢食難安。所有這些特徵勢必永遠伴隨著對主人身份的認知而產生。只不過如今我們看到它們出現在了普通人的身上，也就是出現在了大眾身上。

情況就是這樣：如今普通人的生活由同樣的「關鍵因素」（vitalrepertory）所構成，而那過去只是少數派的特質。現在，普通人代表著每一時期的歷史活動領域，他們之於歷史就像海平面之於地理學。因此，如果當前的平均水平面處在一個過去只有貴族階級才能達到的基準上，那麼也就意味著歷史的水平面在隱秘地長期準備之後——事實上的確如此——忽然間上升，在一代人的時間裡突然發生了顯著的躍升。人類的生活水平，以一個整體的規模得到了提高。就以現在計程車兵為例，我們可以說，他們都充滿了軍官的氣質；而整支軍隊簡直就是由軍官所構成的。我們輕而易舉就可以觀察到如今的個人是如何充滿能量、決心以及從容地過完一生，他們抓住轉瞬即逝的快樂，強勢地實現著個人意願。

在眼下以及不遠的將來會出現的每一種情況，無論好壞，都能在歷史水平面的普遍上升中追溯到其根源。但是，有一項尚待觀察的事實如今已經浮出水面：現代生活的普遍水平面在過去僅有少數派得以企及。這在整個歐洲都是件新鮮事，但美國人卻早已對此習以為常，視之為理所當然。為了更好地闡明我的觀點，請讀者們考慮一下法律面前眾生平等的意識形態。那種感到自己是自我之主宰、人人平等的心理狀態，在歐洲僅實現於那些傑出的少數群體，而在美國，自18世紀以來（實際上對美國來說也就是有史以來）都再自然不過。更為巧合也更引人深思的是，當這種心理狀態也出現在歐洲的時候，當一個人的存在感開始增強的時候，歐洲生活方方面面的基調以及規矩突然呈現出一個嶄新的姿態，以至於很多人不自禁慨嘆：「歐洲正在美國化。」發出這樣的聲音之人顯然對眼下的問題缺少更深入的認識；他們以為一切不過是習慣和風尚稍作變化的小問題，並且為事物的表象所矇蔽，將其歸結於美國對歐洲造成的影響或是其他類似的東西。在我看來，這種觀點是在將一個更為微妙且充滿驚奇的深刻問題庸常化。

一種故作姿態的、殷勤的態度正試圖誘使我告訴大洋對岸的兄弟們，歐洲確實已經日漸美國化，而這一切全部要歸結於美國施加給歐洲的影響。但是不行；真正的事實存在於這份殷勤的對立面，而且它必須被昭示出來。歐洲非但沒有正在美國化，事實上甚至都沒有受到多少來自美國的影響。或許兩者間種種關聯此時此刻才開始顯現，但卻絕非自過去埋下之種子綻放出的花朵。一大堆令人困惑的錯誤觀點將我們團團圍住，美國人以及歐洲人的視線全部被遮蔽。之所以大眾會取得勝利，並且出現隨之而來的生活水平面的顯著上升，在歐洲經歷了兩個世紀的大眾教育以及經濟的平行發展後是有其內在之根源的，但其結果卻剛好與美國生活中最顯著的某一方面相吻合。由於歐洲和美國的普通人在道德狀態上這一碰巧吻合的緣故，使得歐洲人第一次對美國人的生活有所理解，在此之前，那對他們而言簡直就是不可思議之謎。因此，毋庸置疑這不是一個關於影響力的問題，雖然聽起來有些奇怪，但它實際上事關「反影響力」（refluence），或者換個更容易接受的說法就是所謂的「平均化」（levelling）問題。歐洲人產生了一種影影綽綽的認識，以為美國的生活水平顯然高於舊大陸。在不做進一步分析的前提下，僅憑關於此事的第六感和強烈的直覺，便產生出了廣為接受且從未遭受質疑的觀點，即美國正孕育著人類的未來。總有一天我們會認識到，這樣一個流傳甚廣且根深蒂固的觀念是扛不住風雨洗禮的，就像人們說的那樣，生長於空氣之中的蘭花是毫無根基的萍藻。上述想法的根源在於人們發現美國人普遍生活水平較高，但實際上，那裡少數派精英的生活水平若與歐洲相比仍舊相形見絀。正如農業從山谷而非高地汲取養分一樣，歷史也是為普通人的社會水準而非傑出者所滋養。

我們生活在一個平等化的時代：機遇、不同階級的文化以及性別都在追求平等。與此同時，平等化也發生在大陸之間，雖然從生命力的角度來看，歐洲過去相對處於劣勢，但在如今的平等化過程中卻成為受益者。因此，從這一點來看，大眾的崛起也就意味著生命可能性的無限增加，與我們反覆聽到的歐洲衰落說大相徑庭。歐洲衰落說是一個引起混淆並且不恰當的表述，因為它並沒有闡明究竟所指為何，即衰落的究竟是歐洲大陸還是歐洲文化，又或者是潛存於這一切背後的東西——歐洲的生命力，顯然最後這一點更為重要。

對於歐洲大陸以及歐洲文化，我們可以稍後另做分析——雖然我們之前談到的那些可能也已經足夠了，但是至於生命力，最好從一開始就作出說明：我們正處於一個惡劣的錯誤之中。或許如果我將這個論斷換一種說法來講，就會讓它顯得比較有說服力，或者最起碼不那麼容易招人質疑。那麼，我就要指出，如今普通的義大利人、西班牙人，或許還有德國人，與三十年前相比，在生命力方面與北美洲或阿根廷人已經相差無幾。而這正是美國人所不能忽視的事實。

這個過程的悲劇性在於，伴隨著群集的形成，農村人口卻開始不斷下降，最終結果只能是帝國居民數量的絕對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