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〇年五月十八日，《跟蹤騷擾行為規範法》通過了。

雖然限定為戀愛關係，但從此便可以對持續做出「糾纏行為」的人提出告訴了。在過去，「糾纏行為」本身無法可罰。雖然有各縣級的條例，但桶川案件發生時，實施的僅有鹿兒島縣而已。

一旦遭到起訴，會被處以六個月以下的徒刑或五十萬日元以下的罰款。即使被害人沒有報案提告，警察也可以做出「警告」或「禁止命令」，若加害人不從，可以處以五十萬日元的罰款。如果行為惡劣，可處一年以下的徒刑或一百萬日元以下的罰款。這部法律儘管不被看好，但總算通過，只等十一月正式施行。

不過本書也提過，並不是有了法律就沒問題了。因為這起案件的本質，並非「沒有法律可以管制跟蹤狂」。雖然或許輪不到我這種人來評論，不過這也令我質疑，除非犧牲一條人命，否則這個國家連一部法律都無法制定嗎？

九月七日，竄改詩織報案記錄的三名前警察被判有罪，但處以緩刑。

「如果警方迅速進行偵辦，逮捕歹徒，應該就能避免被害人遭到殺害的結果。」

法官在判決文中如此陳述，關於這一點，我沒有什麼好說的了。不過我必須補充一點，就是本書中僅以首字母表示這三人的名字，是因為我不想把竄改報案記錄的責任，全部歸咎於遭到懲戒免職的這三人身上。不能當作是隻有他們三個人所犯下的犯罪，矮化問題層次。

詩織死後，剛好一年過去了。

她看不到今年的櫻花，聽不到今年的蟬聲，她的季節就這樣戛然結束了。

命案的審判還在進行當中。檢察單位依然照著警方所描繪的圖象提起訴訟。

撰寫本書時，我為了是否該用「我」這個第一人稱，煩惱了許久。考慮到詩織的家屬，我覺得「我」跑出來搶事件的風頭似乎不太對，而且從社會案件紀實報道的形式來看，以「我」來描述似乎不太適合。不過在思考這起案子的時候，我無法忘記有許多人給了我力量。我是怎麼查到實行犯的？我怎麼能刊登出批判警方的報道？為什麼我會執著於這起案件？許多人以各種形式詢問我，但我只能說，因為有多到近乎不可思議的貴人，在絕妙的時機給了我行動的力量。

當然，我的內心確實有著類似憤怒的情緒。我有家人，也有女兒，有許多珍惜的人。對我而言，這起案子絕非事不關己。身為有女兒的父親，我實在無法把詩織當成無關的別人家女兒。一個普普通通過日子的人，莫名其妙地被捲入這樣的犯罪，是絕對不能夠允許的。我一直這麼想。

然而我只是個普通的記者，我覺得就算我一個人拼命掙扎也不能怎麼樣。對我而言，與這次採訪有關的每一個人的「感情」才是原動力，也是推動這整起案件的「力量」。因此在書寫這些的時候，也只能用「我」這個第一人稱，還請讀者諒解。

而現在，我依然是一名普通的記者。

我作為平凡的記者，一步一腳印地做好分內工作。我沒有特別的力量，只是不停四處走訪，查到某些內幕，傳達給大眾，如此重複罷了。我只能做到這些，不過或許我變得比以前更喜歡週刊雜誌一些了。

本書出版時，已故的新潮社多賀龍介先生真的對我百般照顧。如果不是他建議我「把桶川一案寫成書吧」，應該就不會有這本書。

然而我竟粗心地沒有發現共事多次的他正在與難纏的病魔搏鬥。今年七月，他突然地從我面前消失了。在道別的場合中，多賀夫人告訴我，以毒舌聞名、難得稱讚別人的龍介先生，把桶川報道當成自己的事一樣地驕傲開心，聽到這話，我居然再也忍不住淚水。不管再怎麼懊悔，沒能來得及讓他看到這本書面市，是我唯一的遺憾。

我要特別感謝寬容地讓我任意採訪的山本伊吾總編等《focus》的編輯部同事、撰寫本書時多次為我確認相關事實的島田及陽子等相關人士、與我一起三人四腳進行採訪的t先生和櫻井修先生。還有出版部的北本壯先生，從動筆撰寫到出版，都受到他諸多關照。我想借由這個篇幅，表達感謝。

最後，儘管包括我在內的媒體添了那麼多麻煩，豬野詩織的父母仍對本書的出版表示理解，我由衷感謝。

最後，比什麼都更重要的是，願詩織小姐在天之靈能夠安息。

清水潔

二〇〇〇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