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織無計可施，只好收下花束，但堅持不收手錶。據說小松始終窮兇極惡地瞪著詩織。

「重要的是我爸媽。為了我爸媽，我什麼都能忍。只要我聽他的話，他們應該就不會有事。」詩織像口頭禪似的這麼說。對旁人來說，實在不懂她怎麼能隱忍到這種地步？但個性善良的詩織相信，為了家人的安全，她必須繼續與小松交往，她只有這條路可走。她身邊的朋友愈是瞭解小松這個人，就愈是害怕他，完全愛莫能助。

小松逼詩織在住處下跪，在她面前擺了一把刀。

「如果你真的愛我，就割腕給我看。」

小松的要求也愈來愈沒有邏輯可言。詩織嚇得全身發抖，小松便抓起刀子，抵在自己的掌心上。

「為了你，我敢割自己的手。」

「求求你，不要這樣！」

聽到詩織的懇求，小松像野獸般吼叫起來。他突然抓狂，接連踹倒傢俱，把詩織嚇得僵在原地，周圍混亂得就像暴風雨肆虐過後。

小松也買過電動理髮剪回來。

「我現在要進行儀式。我要把你理成光頭。」

那天只是嚇嚇她而已，但詩織說如果剃光頭就可以跟小松分手，她求之不得，只要買頂假髮就行了。她已經被逼到甚至會這麼去想。實際上，在小松的汽車後車廂裡真的找到一把理髮剪，小松對發現理髮剪的人說「我要把那個女的剃成光頭」。

「我可能會被他殺死。整天都在講這種事，真的很對不起大家。」

面對一臉悲傷地重複這些話的詩織，朋友能做的也只有安慰。畢竟再怎麼說，小松從來沒有直接對詩織施加暴力。這完全是出於避免吃刑事官司的考量。他的恐嚇也大半都是抽象的。

「我要把你逼瘋，讓你遭天譴、下地獄。你覺得人死了以後會怎麼樣？」

「……你要把我怎麼樣？」

「方法多得是。」

小松還這麼透露過：

「之前跟我同居的女人自殺未遂呢。只是對她略施薄懲，她自個兒就腦袋不正常了。」

「你對她做了什麼？」

「不告訴你。」小松說，邪惡地笑。

「讓你遭天譴」這句話，小松對詩織說過一百次以上。

「我可能會被他strong刺死/strong。」

「再怎麼樣也不可能發生這種事吧？」

在詩織和島田等朋友之間，這樣的對話不計其數。島田這些朋友為了讓詩織放心，也只能這樣回答。

「我再也不想見到那個人了，我不行了，我再也受不了了。可是萬一我爸媽出了什麼事，那該怎麼辦……」

朋友不停勸詩織應該和父母商量，詩織卻說她絕對做不到，繼續忍耐。

可是，詩織終於瀕臨極限了。

這天是六月十四日。詩織終於下定決心要與小松分手。兩人在池袋站內的小咖啡廳面對面而坐，詩織明確地把自己的意思告訴小松。儘管對接下來可能要面對的後果恐懼得顫抖，她終於還是做出了決定。

「我絕對不會放過背叛我的人。我要把全部的事都告訴你爸。」小松真心動怒了。

他說他要找律師，當場打起手機來。講了一陣子後，他把手機塞給詩織叫她聽。那是詩織從沒聽過的陌生聲音，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律師。

「你這女人真的太惡劣了。我要上門拜訪。」

「無所謂。請你決定日期之後再打給我。」

「我現在就去你家。」

「請改天再來。」

「你這女人真的太惡劣了。我現在就去你家。」

「請等一下，我不是叫你改天再來嗎？你真的是律師嗎？」

「我不是，不過我現在就去你家。」

男子淡淡說完，掛了電話。

詩織急忙離開咖啡廳趕回家。她猶豫之後，在電車裡打電話給母親，第一次說出與小松之間的糾紛。狀況緊急，或許小松和他的朋友會比自己先到家。

詩織急忙回家一看，卻沒有任何異狀。

「‘原來是騙我的’——詩織放下心來，打電話給我。我也安慰她說小松只是嘴上說說罷了，再怎麼樣也不可能做到那種地步，結果……」

電話另一頭傳來玄關門鈴聲，緊接著是一群男人粗重的吼聲：

「詩織在家嗎？讓我們進去！」

是黑道般的口氣。詩織慌忙掛了電話。

門外站著小松和兩名陌生男子。

「你們要做什麼？請回去。」母親出面應對。然而三個男人卻徑自闖進屋裡。

幸好途中父親回來了。父親見狀抗議：「居然闖進只有女人的家裡，你們是怎麼搞的？太過分了吧？」一名男子自稱是小松的上司，「小松詐領了公司五百萬日元，逼問之下，他說是你女兒教唆的。我們要告你女兒欺詐。怎麼樣？是不是該拿出點誠意來？」

父親當然悍然回絕。

「有話上警察署去說。」

原地兜圈子似的爭論了一陣之後，那名自稱上司的人撂下話來：

「別以為事情這樣就結了。我會寄存證信函去你公司。給我記住！」

然後帶著其他兩人離開了。這期間，小松幾乎不發一語。

其實，這些對話都被錄音機錄起來了。

「我建議詩織萬一發生什麼事，一定要錄音。所以過去她和小松之間的糾紛或電話，她都錄下來了。」

三名男子離開後，詩織把先前發生的種種向家人坦白。由於她一直不願意被父母知道這件事，這對她來說肯定是莫大的痛苦。但是在家人鼓勵下，她決心向警方求助。

第二天，詩織在母親陪伴下前往警察署。

詩織家所在的轄區屬埼玉縣警上尾署。真是命運的諷刺，這裡就是日後因為詩織命案成立搜查本部的警察署。

詩織連續兩天前往警察署。第二天父親也加入，三個人一起向警方說明。闖進家裡的三名男子的對話錄音也拿給警方聽了。他們認為警方只要聽了，就能瞭解狀況。

然而警方的反應十分冷漠。

聽到錄音帶，年輕警察說：「這分明是恐嚇啊！」然而中年刑警卻不當一回事：「不行不行，這案子不會成立的。」

而且警方不僅沒有伸出援手，甚至還對詩織一家人說出令人難以置信的話。

「收了人家那麼多禮物，才說要分手，做男人的怎麼會不生氣？你自己不是也拿到一堆好處了？這種男女問題，警察是不能插手的。」

跟蹤狂的問題，或許警方也難以判斷。實際上，警方收到這類諮詢求助的數量相當多。如果被害的一方有過錯，反過來遭到警方斥責，或許也是活該；但詩織的案例又是如何？

「發現警察只會訓人，根本不會幫忙，詩織沮喪極了。她拼命傳達對自己有可能遭到殺害的恐懼，警方卻只當成一般的情侶吵架。明明詩織都再三傾訴，這樣下去她會沒命的……」

詩織把好幾卷她和小松的對話錄音帶交給了警方。詩織總是時時刻刻感受到威脅，因此連手提包裡都藏著錄音機，一有機會就錄音。

裡面也有兩人在小松車裡的對話錄音。島田聽過這段錄音，他說非常可怕。詩織哭著求小松分手，小松大吼大叫，有時甚至大笑，說：

「別傻了，我絕對不會跟你分手的，我要讓你遭天譴。」

「我要把你逼到家破人亡，讓你們全家下地獄！」

「你爸等著被裁員，你等著去賣身吧！」

然而聽到這些錄音，上尾署的那名刑警仍說「這跟這次的事無關吧」，不予理會。詩織和父母花了兩天，盡一切努力說明狀況，結果只得到警方一句，「這很難立案啦」。

警方姑且收下了錄音帶，但實在無法認為他們會有什麼行動。詩織和父母對警方失望透頂，離開了上尾署。

令人目瞪口呆的是，事情都到了這步田地，小松還繼續打電話來要求詩織破鏡重圓。

「回到我身邊吧。」

「沒辦法的，我都跟我爸說了。」

「好，很好，給我走著瞧！」這是小松最後一次聯絡。

在接到這通電話的同一時期，詩織把小松送給她的禮物全部用快遞送還到小松在池袋的公寓。之後的一個月，表面上風平浪靜地過去了。每個人都希望事情就此落幕。但是，接下來輪到詩織的住家附近出現了可怕的東西。

那天是七月十三日。

住家周圍被貼上了大量誹謗中傷詩織的傳單。就是那張黃色傳單。最喜歡姐姐的詩織弟弟不明其意地帶著傳單回家來。

「看，好厲害，上面有詩織姐姐的照片耶！」

也有左鄰右舍看到，送到家裡來。附近不管是招牌、電線杆、石牆，貼得到處都是，自家信箱則是被塞滿了一整疊近百張傳單。

詩織哭了。

那天下著雨。

母親在住家周圍一張張撕下傳單，淋成了落湯雞。同一天早晨，詩織就讀的新座的大學附近、車站站內，以及父親任職的公司附近，一樣貼滿了傳單。

實在不可能是一個人乾的。

詩織的名聲、身為一個人的尊嚴，幾乎被摧殘殆盡。

附近的主婦說，是兩個貌似不良混混的年輕男人貼的。

「詩織臉色蒼白，跑去報警。第二天警方派人來監視，然後就沒了。張貼的傳單上的照片，詩織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被拍的。」

沒有證據證明是小松乾的，但是從狀況來看，也不可能有其他人會幹出這種事。

因為實在太過分了，詩織終於考慮報案提告。她下定決心，再次前往上尾署，然而等待著她的，是即使演變成這種狀況卻依然冰冷無情的警方態度。

「你最好考慮清楚喔？打官司的話，要在法庭上說出一切喔？不但花時間，也很麻煩喔？」警察這麼勸退她。

就在傳單事件前後，還發生了詭異的事。

板橋區內發現了奇怪的小卡。小卡上印著詩織的照片，附上「等你來援交」等字樣，甚至印上了住家電話號碼。因為有人看到小卡打電話來，才讓這件事曝光。

網路留言版也被人貼上相同的內容。不只是詩織的個人資訊，連她朋友的照片和手機號碼也被公開。這完全超出惡作劇的範疇了。

島田紅著眼眶回想當時的狀況。

「在被亂貼傳單不久前，詩織就說過她可能會被人張貼可怕的傳單。後來她甚至說：‘小松會僱用外國人來強姦我，把照片貼在我家附近，然後寄錄影帶來，搞不好我會被切掉小指。’」

但是她的父母不斷地鼓勵她「絕對不可以屈服」「我們一起加油」。

「他們召開家庭會議，全家團結努力對抗小松。她母親也顧慮到小孩上下學的安全，去車站接他們。」

沒有一刻可以安心。晚上詩織洗碗或是做其他事時，一旦弄出一點聲響，就會把已經入睡的母親嚇得臉色大變地跳起來。有車子停在家門外，就必須心驚肉跳地從窗簾縫窺看外頭。只是電話鈴響，恐懼就重回心頭。詩織與家人無法安心入睡的日子持續著。那是一段極漫長的日子。連在自家都無法心安，這是多麼巨大的痛苦？

就是因為狀況如此，他們才會去向警方求救。如果想要警方行動，就只能提出刑事告訴了。島田說詩織煩惱了很久。「如果這麼做，小松會不會做出更恐怖的事來？是不是該打消念頭才好？畢竟可能讓對方的行動變本加厲。」

詩織會這麼害怕也是難怪。但父母都鼓勵她，朋友也這麼建議。詩織相信，即使是堅持沒有證據就無法行動的警方，只要她報案提告，也一定會幫她。我絕對不會屈服。我要努力活下去——詩織這樣對朋友說。

「那個時候，詩織的發言變得積極了很多。大學的課業也很認真。因為她已經下定決心，即使會花掉很多時間，也要去警署做筆錄。她被警方提出各種追根究底，甚至是令人反感的質問。」

「大學不是在考試嗎？怎麼不先等考完了再說？」

警察這麼說，但詩織不理會，仍舊錶達了報案提告的意思，然而警方卻淨是提出一些無關的問題。即使如此，七月二十九日，警方總算是受理報案了。這時距離詩織第一次上警署，已經過了一個半月。

詩織期待警方展開調查。警方一定會解決這個問題……

然而事情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更加惡化了。

八月二十三日，這次是信件。父親的公司收到了大量中傷他和詩織的信件。父親任職的埼玉縣分店收到八百封，東京的總公司也收到了四百封。信封是淡藍色的，蓋著澀谷郵局的郵戳。信紙上用打字機打滿了密密麻麻的字。

「貴公司的豬野一副忠厚老實的模樣，其實是個賭鬼，在外頭包養小三……因為他女兒，害我們公司的錢遭人盜領。貴公司這樣的大企業居然僱用這種人渣，難以理解。日本要完蛋了。」這類無憑無據的內容。

「詩織的父親在公司向來是個搞笑的開心果，完全不古板，所以一看就知道是無稽之談，因此在分店完全不被當真，但總公司派人來問了。」

次日二十四日，父親急忙帶著信件去警署求助，然而負責的刑警卻只是笑著說：「這紙質很不錯呢，做得很用心嘛。」

詩織得知父親被黑函中傷，難過極了。

「我爸好可憐，太可憐了。」她好幾次向島田這樣說。

而且問題不只是黑函而已。最重要的刑事告訴，狀況也愈來愈不對勁。

九月二十一日左右，一名刑警來到豬野家。還以為他要做什麼，居然是來要求撤銷報案的。理由不明。刑警說「要告的話，隨時都可以再提告」，但父親豬野斷然拒絕了。

事後詩織聽到這件事，立刻想起小松說過好幾次的話。

「我在警界高層跟政界有一堆朋友。我小松大爺沒有辦不到的事。」

這是小松的口頭禪。詩織愕然。她只能認為，好不容易下定決心戰鬥到底，但唯一指望的警方早已被小松滲透了。原本已逐漸打起精神的她，因為這件事瞬間陷入絕望。

「已經無計可施了。我真的會被殺掉。小松早就打點好了。警方已經不能依靠了。結果他們完全不肯幫我。我已經完了。我一定會就這樣被殺死。早知道就不要報案了。現在趕快撤銷報案還來得及嗎？」

這是那時候詩織對島田說的話。

十月十六日，命案十天前。各種麻煩毫不留情地持續發生。凌晨兩點左右，兩輛車子幾乎緊貼著圍牆停到詩織家門前，其中一輛是本田——都不是小松的車。車子開啟車窗，震耳欲聾地播放音樂，並且把油門催得震天價響。詩織家是安靜的住宅區。這是甚至把鄰居也給扯下水的誇張「暴力」。

雖然立刻就報警了，但警車抵達之前，那兩輛車子早就悠哉悠哉地離開了。在家人的努力下，好不容易拍到車子的照片，也記下了車牌號告訴警察，然而警方還是一樣，毫無動作。

「那天我在三更半夜接到詩織的電話，可是坦白說，我自己也怕得要命，所以不敢接。結果手機接到了簡訊。」

島田出示的手機螢幕上是這樣一段文字：

他終於來了。原來還沒有結束。又開始了。

次日早上，島田打電話問怎麼回事？詩織把狀況告訴他，不停地說「我爸媽太可憐了」。

這句話，是島田聽到的詩織的最後一句話。

十月二十六日，「死劫之日」到來了。詩織出門去大學上課。她騎著腳踏車前往車站，停在大型購物中心旁邊。十二點五十分。

這天，令她有如驚弓之鳥的日子以死亡的形式告終了，就像她一再反覆地向朋友訴說的那樣。

我對島田及陽子的漫長訪談，也突然地結束在十月二十六日這個日子。

鞋底感受著地板傳來的某個包廂的八分音符。與其說那是令人不悅的噪音，總覺得更是為了讓自己回到現實所必要的節奏。就像從噩夢中醒來的早晨，需要一點時間才能從床上爬起來。整個灼熱起來的腦袋和掌心甚至冒出了汗水。

老實說，起初我也懷疑會不會是案件相關人士常見的誇大其詞，也有一些疑問。雖然邊聽邊點頭，但週刊或報道記者是不會對受訪人的話照單全收的，總是會在心中拉起防線。愈是資深老手，應該愈是如此。因為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曾經被背叛過、吃過苦頭。

但詩織這兩位朋友的話具有奇妙的說服力，並且從頭到尾邏輯一致，更重要的是他們沒有理由撒謊。而且島田珍惜地帶著詩織第一次找他傾吐煩惱時，他記下小松名字的記事本。上面補充了後來詩織身邊發生的各種事件的資訊。訪談期間島田多次檢視的那個記事本，也正確地記下了日期和時間。這是重要的證據。

但是，讓我信任他們的不是記事本。不是這種東西。

我之所以覺得他們可以信任，是因為他們身陷strong恐懼/strong。

聽著聽著，我理解到小松這個人很不尋常。他是個誇張恐怖的人。任何一個細節，都具有說明這名男子形象的十足真實性。世上確實有些讓人無論如何都絕對不想扯上關係的人。那種人會讓接觸到他的所有人都變得不幸。

訪談結束時，我覺得我真正理解了島田和陽子究竟在害怕什麼。如果我站在相同的立場，一定也會如此恐懼。

「下一個會不會是我？」

他們對詩織與小松之間的一切一清二楚。他們有可能投奔警方，或是把所有的一切向媒體揭露，而跟蹤狂有可能只是默默在一旁坐視他們行動嗎？小松應該也已經掌握了島田和陽子的住址。他們會如此害怕、提防，也是理所當然。正因為他們說的是真的，所以他們才不得不感到恐懼。

還有比這更確鑿的證據嗎？

時間一分一秒靜靜地過去。我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採訪。我再次意識到，完全被他們的話吸引的我，需要莫大體力才能全神投入地進行訪談。

這次輪到我說話了嗎？得說點什麼才行。

我決定把通過採訪得知的詩織的最後情況告訴兩人。他們有知道的權利。他們把詩織死前的一切都告訴我了。這段漫長曆程的結尾，他們並不知道，但我知道。

我斟酌措辭，將我所知道的詩織死前的狀況全部告訴他們。

我說到詩織流血蹲下去的時候，不斷忍耐的兩人，感情終於潰堤了。他們號啕大哭起來。一個體面的青年肩膀劇烈起伏，用西裝右臂抹著眼睛，失聲痛哭。陽子瞪著長靴的鞋尖，捂著雙眼不停地抽噎哭泣。就連身為採訪人的藤本，都拿著圓珠筆流下淚來。

裝潢俗豔的ktv包廂。化成噪音的音樂從周圍的包廂傳過來。這是個與哭聲太不搭調的地點，但是我切實地把他們的聲音寫進了心中的筆記本，寫成了一輩子都無法抹除的紀錄。

日本共產黨的機關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