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事件的死者，留下了「遺言」指出兇手是誰。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一名女大學生在埼玉縣jr桶川站前遭人持刀刺死。這起最初被認為是隨機砍人案件的命案，由於死者豬野詩織（當時21歲）在案發前曾長期遭人跟蹤騷擾，引來媒體熱烈的關注。被害人在同年年初與男友分手後，自己和身邊的人便遭遇種種騷擾。雖然沒有任何證據指出其前男友就是「歹徒」，但被害人堅信就是他乾的，也曾向警方求助；但被害人最終還是慘遭殺害。

新聞鬧得沸沸揚揚。居然會遭到跟蹤騷擾，死者是個什麼樣的女孩？她遇到了什麼樣的騷擾？「兇手」是誰？

有許多錯誤的報道；也有許多雖然不算錯，卻極為偏頗的報道。這是因為應該聽到她的「遺言」的警方堅守沉默，許多媒體也對此充耳不聞的緣故。新聞上報道的全是扭曲的被害人形象，調查本身則觸礁了。

這時，偶然有一名記者相信了死者的「遺言」，那就是我。我在命案發生不久後，聽到被害人的朋友描述事情經過，持續追蹤採訪的同時感受到彷彿有人在背後推著我。在警方的偵辦毫無進展的狀況中，我在死者遺言的引導下，查到了實行犯，並揭發了埼玉縣警的醜聞，讓多名警界人士遭到處分。這兩者在工作上都可以算是轟動一時的獨家頭條。然而在參與這起案件的過程中，比起採訪者，我更覺得自己是被捲入案件的當事人之一。這五個月以來，我被一股莫名的「力量」驅動著。

我立志成為報道攝影師，踏入這個圈子，卻在不知不覺間從新聞攝影師變成了自由記者。本來是在攝影週刊《focus》負責拍照，然而回神一看，竟以社會strong記者/strong的身份在最前線採訪。與《focus》合作以來，已經過了十七個年頭，我總是身在第一線。

我經歷過許多不知何時才會結束的跟蹤監視、在大批媒體中推擠拍照。即使變成了記者，前往現場和警察署、拜訪案件相關人士、訪問他們並拍照這些工作，也沒有什麼不同。就像巡迴公演似的，每星期踏遍日本全國各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社會案件、意外事故、災害中度過。這是一份腳踏實地、毫不華麗的工作。坦白說，我完全沒有想過自己居然能持續這份工作這麼久。

因為我很討厭週刊。

說到週刊給人的印象，就是聳動的標題、愚蠢至極的醜聞、強勢粗暴的採訪。事實上，週刊並不是以這種方針編輯出來的，卻只因為它不是政府宣傳型的「公共媒體」，就被冠上了這樣的形象，這令我厭惡。我痛恨社會的這種成見。以前有人說：「這個國家的週刊，定冠詞就是‘三流’。」還說這個國家沒有「一流」週刊。我也這麼認為。如果不是以報道內容，而僅是以媒體形式來區分一流或三流，那麼週刊作為報道媒體，豈非永遠都只能屈居於「三流」？

但是參與調查這起桶川命案，我得到的啟發之一，就是這起命案如實揭發了這種分類的弊害。如果滿足於「一流」稱呼的媒體只知道把政府機關公佈的「公共」資訊照本宣科地報道出來，當訊息來源本身有問題時，報道會被扭曲得有多可怕？當訊息來源釋出錯誤資訊時，「一流」媒體強大的力量，會將多少事物踐踏殆盡？

本書的另一個目的，就是把遭到身為公家機關的警方及受其誘導的「一流」媒體所扭曲的命案的真正面貌及被害者形象重新傳達給世人。

被害人詩織看不到今年春天的櫻花，也聽不到夏季的蟬鳴。往後都再也看不到、聽不到了。同齡女性應該會在往後經歷戀愛、結婚、生子等充滿各種喜悅的人生，她的人生卻在那個秋天結束了。我在採訪過程中，想到的淨是這些。

已經過去的時光無法倒流。

那一天，慘案發生了。

但是，為什麼？

二〇〇〇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