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曼哈頓的中心地帶，正對著梅西百貨大門的地方，有一棟宴會大樓起名為「哥譚大廳」，它原本是一座銀行。哥譚大廳的建築規模非常宏大，主廳建成洞穴狀，富麗堂皇得令人難以置信。當初的銀行彷彿一座吸錢的神殿，為了讓來訪者能夠把錢放心地存到銀行，銀行家傾其所有斥資打造了這座恢宏的建築。

2009年的這一天，1000多位客人會集在哥譚大廳，其中絕大部分是女性。他們聚集在一起，到這裡參加慶祝婦女委員會的難民婦女兒童委員會（現更名為「婦女難民委員會」）成立二十週年的紀念活動。

大廳裡有點涼，我看著母親，她好像不覺得冷。她戴著珍珠項鍊，圍一條色彩豔麗的圍巾，身穿一件草綠色的立領絲質襯衫，外面披著一件大衣。她的身邊圍著一群人，有她在紐約辦公室裡共事過的同事，還有曾經一起環遊世界的朋友。

母親的化療已經進行了一年半了，這段日子以來，她不停出現口腔痛、腳脹、嘔吐、頭痛、體重下降、虛弱、腹瀉、抽筋、高燒等症狀，有時要在醫生辦公室、急診室和醫院待很久，母親始終在忍受著。她個人已經支付了幾萬美元，醫療保險也支付了數十萬。而此時看見她站在這裡，和所有的朋友、同事共同參加他們為世界各地的婦女和兒童援助二十週年的慶祝活動，並甘心用自己餘生繼續付出的時候，這所有的一切，如何是用金錢能衡量的呢？

母親和她的老朋友們一起用午餐，和孫子們一起消遣。有六個年紀在六十歲到九十歲之間的好姐妹親自來探望她，她們每年聚會一次，已經三十多年了。母親和父親共同的好友有兩個，一個是哈佛有名的學者（目前已退休），一個是母親在董事會結識的大學校長，他們天天打電話，時常約上一起出去吃飯、看電影、逛街。這些，如何用金錢衡量呢？母親會在欣賞音樂會、看書、觀賞陶瓷上花很多時間，即便是如此簡單的事，但能用數字去定價嗎？

而母親確實在估算費用。她也和我們所有人明白表示過，時間一到，她就會喊停。

大廳內人滿為患，服務生在人群中穿梭清理桌子上的餐具很困難。母親覺得這種午餐只需一個盤子就行，不必中途清理，在桌子上放幾塊餅乾作甜點就足夠了，這類事情過後她會提醒一下婦女難民委員會的朋友。

婦女難民委員會的創辦人之一麗芙·烏爾曼當場發言，並在發言中向母親致敬，她說瑪麗·安·施瓦爾貝不僅讓她作為婦女難民委員會的一員而自豪，而且讓她因身為女性而驕傲。委員會現任會長卡羅林·梅金森在前面的發言中也以幽默的口吻講述了母親第一次向她籌款的情形，後來她們成了朋友，最終母親居然說服她來管理這一機構。我想，在人們仍活著時對他們的貢獻予以肯定，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

在致謝之後，委員會播放了一段母親多年前在委員會工作的舊影片。接下來是午餐時間，大家隨意聊天，最後是「勇氣之聲」頒獎典禮。在塔利班垮臺後沙邁爾·阿齊米是第一個重返阿富汗的女醫生，她從巴基斯坦帶了一隊女醫生過去，為阿富汗的孕婦和兒童提供醫療服務，這是無論哪個男醫生都無法提供的。我想起了我和母親關於勇氣和服務的談話。

下面的「勇氣之聲」獎頒發給了一位年輕的女性瑪利亞塗·卡馬拉，她是《杧果的滋味》的作者。母親給我們的讀書會選了這本書，我們昨天晚上才看完。

大家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瑪利亞塗·卡馬拉失去了雙手。人們看到她用殘肢驕傲地接過獎盃，然後將它輕輕地放在了身後的桌子上。她長得很美，長長的頭髮盤著，好似戴著一頂王冠，身穿金黃色的非洲印花長袍，肩披橘色圍巾，她的聲音清晰而響亮，有明顯的非洲口音和加拿大母音。

瑪利亞塗在獅子山出生，當反叛軍把她抓起來的時候她只有十二歲。反叛軍裡既有成年人也有小孩。開始的時候，她被迫目睹普通人難以想象的恐怖場面——親眼看著熟悉的人被虐待和殺害。在書裡，她寫到幾個反叛軍男孩怎樣把二十人在裡面避難的屋子用木板釘上，然後點火將屋子燒燬，把裡面的人活活燒死的情形。

被抓起來一段時間之後，瑪利亞塗覺得反叛軍會放她離開，且不會傷害她一絲一毫。而就在她要離開的時候，被攔住了，他們強迫她選擇將手剁掉才放她走，他們問她：「想好剁哪隻手了嗎？你想先剁哪隻？」

「三個男孩拽著我的胳膊，把我拉起來，我不停地胡亂踢打、尖叫，試圖掙脫開。雖然他們不過是小男孩，但我又疲憊又虛弱，只好任他們擺佈。他們把我拖到屋外，扔到一塊大石頭前。」

她請求他們別傷害她，和男孩們說她和他們同齡，與跟他們說著同樣的語言，他們可以做朋友。她問為何要傷害一個會喜歡他們的人。

男孩們說只要砍下她的雙手，她就無法投票了。他們和她說不會殺死她，只是要她去找總統，向他展示一下他們對她所做的事。他們說：「現在你無法為他投票了，讓總統送一雙新手給你吧！」

他們砍了兩次才把她的右手砍斷。「第一刀砍下時沒有砍斷骨頭，只是把手骨砍裂了，坑坑窪窪的。」她這樣描述道。而左手，砍了三次才斷。

書中接著寫道：「我半眯著雙眼，用餘光看見叛軍男孩們相互擊掌，我聽見他們在大笑。在我失去意識之前，我問自己：‘什麼是總統？’」

假如參加午餐的人對他們為何出席或者對他們的捐款是否被合理使用有所懷疑的話，阿齊米醫生和瑪利亞塗的出現會消除他們所有疑慮。這本書是瑪利亞塗和加拿大記者蘇珊·麥克利蘭合著的，把書起名為《杧果的滋味》，是因為當瑪利亞塗清醒過來之後，想方設法利用雙腳將衣服包住傷口，她連夜奔跑在毒蛇出沒的小徑上，最終遇到一個願意幫助她的男人。男人帶著一個杧果，於是把杧果遞到她的嘴邊，但她拒絕了，「我不能依賴他的手吃東西，像嬰兒般被人餵食是不對的。」她勉強用傷殘的雙臂拿起杧果，吃了幾口。她不得不努力做到自己吃東西，如此她才有活下去的勇氣。

《杧果的滋味》文筆優美，簡潔卻有力度。書中還講到作者怎樣在遭到性侵後堅強地活下去；怎樣與同樣慘遭斷臂的兒時夥伴取得聯絡；怎樣在獅子山的受害者中建立了家庭；怎樣由於參加了一個戲劇團而得到拯救，以巡迴演出的方式向大家描述戰亂與艾滋病，在那裡她發現了自己的作用怎樣移民到加拿大進行新生活，同時也不忘與獅子山的朋友們保持聯絡，並幫助當地的受害婦女和兒童重建家園。

瑪利亞塗的故事裡最感人之處在於她怎樣學會了寬恕。一個劇團來到她住的難民營，她和團員共同演了一齣戲，戲劇中有個情節，講述的是反叛軍首領給男孩們發放毒品，「使他們變得更大膽」，要是有人不聽，便會遭到毒打。

在倒數第二幕戲中，反叛軍男孩們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他們向彼此承認犯下的錯誤，期望著回家，恢復各自以往的生活，如同我們所有人不必奢望就能實現的夢想。

我坐在地上，看著這一幕，意識到那些傷害過我的反叛軍男孩們一定也有自己的親人。我憶起那個希望我和他們一起參加游擊隊的叛軍男孩，「他也會讓我殺人嗎？」我不禁自問。

在書的結尾，有人讓作者見一下伊斯梅爾·比阿，獅子山反叛軍的前童軍，《長路漫漫》的作者。開始她不確定自己想不想見他，也不清楚能否面對，最終她決定不想那麼多了，應允下來。比阿激動地為她的書撰寫了前言，還出席了這次婦女難民委員會的午餐會。

當發言結束時，我和母親揮手道別，母親還不打算回家朋友和同事們包圍著她，他們想要向母親表達他們是多麼愛她，在這裡見到她又是多麼高興。為了讓母親來參加這次午餐會，也為了讓自己目睹這一切，我甘願付出一切代價，我會把這一幕永遠珍藏在腦海裡：這個瘦小的、滿頭白髮的女士，被那些對她又愛又敬的人團團包圍。

午餐會過了幾天後，母親的病情漸漸惡化。雖然她經常把精力積攢起來以備不時之需，但現在所剩已不多了。一週後，我去家裡看望她時，發覺母親緊咬下唇，她顯出很難受的樣子，而她還有幾件事打算和我說。

「我生病沒多久做了第一次核磁共振，他們提醒我檢查過程中機器會發出駭人的噪音，許多人對此會很不適應。不過說實話，事後我和他們說，和我以往從西非難民營返回時乘坐的俄羅斯直升機相比，這好受多了。這讓我想拿起筆寫點東西，關於像我們一樣有醫療保險的人如何幸運，卻不知道珍惜，覺得享有的一切都是天經地義的，以及那個在午餐會上發言、寫了《杧果的滋味》的年輕女人，她很讓人佩服。我不知道該怎麼做，你幫我想想。」

母親的桌前有一本開啟的《杧果的滋味》，她標出了其中一段，是作者在加拿大政府機構任職的朋友對作者說的話：「在北美洲，很多孩子都拿上學不當一回事，覺得受教育是天經地義的事。但要是你來自一個貧窮的國度，你就會懂得教育能帶來多少好處。教育可以為你開啟很多扇門。就算你沒有雙手，你還有大腦。我覺得你很聰明。要對你的聰明才智善加利用，你會在這個世界上找到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我還想寫一下難民營和勇氣。」母親說，「讓人們假設一下，假如有一天他們不得不馬上逃命，放棄熟悉和喜愛的一切，那將會是何種情景？我還打算寫一下全世界的年輕人，以他們為主題，寫下他們中間發生過的感人故事，還有為什麼沒有人信任他們，或者他們對自己抱著懷疑態度。還有難民營的男孩子們，我們要讓他們有事可做。還有戰時的教育問題，這很重要，因為只有教育才可以讓孩子們獲得穩定感和希望。即便外面硝煙瀰漫，你也得想出讓孩子們學習的辦法。但我不清楚自己還能否有力氣寫下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