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還沒忘了給我講另一個波斯尼亞家庭的英勇故事，她是在那擔任選舉監督員時遇到的這家人。他們為了投一張選票，不怕艱難險阻，穿越佈滿地雷的危險區。母親的同伴是一個年輕的荷蘭志願者，他們想走在前面，讓這家人跟在後面。但是，這家人堅決不同意。「不可以。」他們說，「我們必須在前面走，你們是來援助我們的，而不是來接受我們援助的，要是有地雷，一定要先炸死我們。」

後來母親又提起她的朋友朱迪·馬約特。朱迪在上大學的時候得了小兒麻痺症，她憑藉自己的毅力得以再次站起來，在做了十年修女後，她成了聞名全世界的難民方面的專家。她一直擔任流浪婦女兒童委員會的主席，長達幾年。

1993年，朱迪對蘇丹南部一個急需食物的社群進行援助本來計劃好用空投的方式進行投遞食物，沒承想飛機從另一個方向飛來，沒按照指定的路線飛行。一袋重量超過90千克的食物從天上掉落，重重地砸到了朱迪腿上，整條腿當即碎成十段。幸運的是，正好有一位負責救援工作的醫生在場，馬上做了急救，當時朱迪流血過多，一度沒了脈搏。後來，朱迪在非洲做了小腿截肢術，回到美國進入梅奧診所時，她的大腿也無法留下來了。但朱迪活了下來，又接著從事難民工作。

「真幸運，被砸中的恰好是我那條得了小兒麻痺症的壞腿，我一直都如此幸運。」朱迪對《芝加哥論壇報》的記者這樣說道。

這些所有上面提及的人，在母親心中都是勇者。

「我明白，媽媽，我也認同這些故事都是勇氣值得稱讚又令人感動的。只是，莫非你在阿富汗全境封閉時穿越伯爾山口，不需要勇氣嗎？莫非你搭乘裝滿圓木的直升機飛離佛羅里達州時，看著沒被綁結實的圓木在機艙裡滾來滾去，不需要勇氣嗎？」

「不，實際不能算。」母親堅決否認，「我不過是自己想要去那些地方，又怎麼稱得上勇敢呢？我提到的那些人，他們卻做了自己並不想做的事情，僅僅因為他們認為那樣做是對的。那個小男孩或者波斯尼亞那家人，以及約翰和朱迪，他們才是真正的勇者。」

「好吧，那你在阿富汗的一家小旅館和二十三個聖戰士合住一個房間，又怎麼算？」

「那二十三個聖戰士更勇敢。」母親笑著說，「我認為他們很害怕我。」

天慢慢黑下來了，氣溫也下降了。這次化療的時間很長。我們兩個人同時抬頭看生理鹽水是不是夠用。生理鹽水和化療藥像是兩條小溪，交匯融合後一起進入母親的身體。護士告訴我們，假如生理鹽水滴完了，而化療藥物還有，那麼化療藥物單獨流入身體也許會造成燒灼感。這樣的事未曾發生過，但卻讓陪護的人非常感謝能夠有事可做。我盯著塑膠輸液管，不斷察看生理鹽水還剩下多少，覺得自己也像為母親做了點事。好比幼兒園裡的聰明老師會交給每個孩子一個小任務一樣，讓這個小朋友去擦黑板，讓那個去喂兔子。因此，我猜測護士故意把一些小事安排家屬去做，讓我們認為自己還能起點作用。看好藥水，不時檢查。鹽水就快滴完時，化療藥物也基本用光了。

「我認為那些勇於站在不同立場，提出不同主張的人，是另一類真正勇敢的人。肉體的勇敢只是一方面，而有時，太好勝逞強反而是愚蠢的行為，特別是為了救一個莽撞的人，反而讓其他人陷入險境。不管哪一回，凡是我去難民營行動，我會反覆和當地的同事確認，躲開不必要的冒險，也一定不會讓他們做任何難以應付的事。這一點很重要。」母親接著說。

沒多久，化療藥品和鹽水都打完了，護士過來拔掉母親手上的針頭。一般母親會馬上站起來，收拾好自己的東西離開但那天她卻沒這麼做，她依然坐在椅子上。

「你沒事吧，媽媽？」我問。她顯得有點兒憔悴。

「我覺得有點傷心。雖然我相信有永恆的生命，但是我在有生之年還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我不知道能說些什麼，只好說：「我明白。」

「不過，我有種強烈的預感，不久我會收到很好的訊息。」

母親近來和她的哈佛老朋友聯絡越發頻繁，正是那個朋友送了她《每日的力量》，那是他送給母親的第一份禮物。後面幾個月，母親和他說起阿富汗的事情，還表達了她對教育的熱忱，使他深受感動。他也和母親一樣深愛書籍，或者比母親更甚。有一天，他提了一個建議：假如他捐些錢去建造阿富汗圖書館的話，母親是否可以多休息一下，不必讓自己那麼操勞？

當然，她是這麼向他保證的。

在讀書會討論過《面紗》之後，過了幾天，母親打電話給我。通常都是我給她打電話，不過這回她迫不及待地要跟我分享一個特大的好訊息。

「你一定不肯相信。」那個早晨她在電話裡對我說，「你一定不肯相信……你肯定會嚇得無法言語，那個不願意我對圖書館的事太操勞的朋友……」

「對，我想起來了，怎麼了？」我問。

「他剛才和我說，他準備捐100萬美元援建阿富汗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