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夏天的最後一個週末，也就是9月中旬，我的愛人大衛和我去了一個朋友那共度週末。那裡距離曼哈頓開車只需兩個小時。

當母親知道我要去拜訪這位朋友時表現得很興奮，因為那棟房子原來屬於作家約翰·奧哈拉，現在則歸屬於他女兒威利。奧哈拉是母親最喜歡的作家之一。那棟房子建在看起來搖搖晃晃的懸崖上面，從上面可以俯瞰沙灘和大海。房子裡有可以躺著看書的走廊，真是完美極了。當然，屋裡的書架上擺滿了奧哈拉的作品。在這個週末，我決定不看自己帶過去的書，而改看奧哈拉的作品。

首先，我有必要介紹一下奧哈拉本人。我從家中他的作品中得知，奧哈拉是波茨維爾人，出生於1905年。他的父親是一位著名的愛爾蘭醫生，因此送奧哈拉去耶魯大學讀書對他家來說不是難事。奧哈拉的父親在他上大學期間去世，他的母親無力支付學費，所以他不得不從耶魯輟學。這段輟學的經歷讓奧哈拉更重視金錢、等級、社會排斥等話題，而這些都成為1928年初他顯露寫作才華時的創作題材。在我祖父母還健在的時候，他的作品曾刊登在《紐約客》上。1934年二十九歲的奧哈拉創作了讓他一舉成名的《相約薩馬拉》。母親說，本來是別人向她推薦的奧哈拉的書，不久她就成了奧哈拉的鐵桿書迷，常常期待他的新作問世。

在我返回家時，父親正因為肘部的化膿性黏液囊炎住院是母親強迫他看的急診，當時囊腫已經長到差不多一顆葡萄那麼大了。我在電話裡向母親詢問父親的病情。母親說他除了討厭醫院外，沒有什麼大問題。

「我終於把《相約薩馬拉》看完了。」我說，「我原本以為那本書是寫伊拉克的。」

故事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賓夕法尼亞州一個並不存在的小鎮——吉布斯維爾。既不是在薩馬拉，也不在中東任何一個城市。主角是一位年輕的已婚汽車經銷商，名叫朱利安，他認為自己出身高貴，交友廣泛。一天，在衝動之下，他把威士忌酒潑在了一個他無來由地討厭的男人的臉上，而這個男人比他更富有，更有權勢。三天內，他又做了兩件意外之事其中包括與黑道大哥的女人曖昧。這時朱利安發現自己失去了所擁有的一切。

「我無法相信你到現在才去看這本書。這本書解釋了伊拉克發生的一切，儘管它的故事情節根本與伊拉克沒有關係。書中告誡人們不要莽撞行事、自恃過高，也不要由於傲慢和固執不肯認錯。提醒我們要反思，人假如始終受一種教育方式的影響，就認為自己可以任性而為了。」當母親知悉美國政府以基地組織以及「9·11」事件為藉口，悍然出兵伊拉克時，她整個人都嚇呆住了。父親有時會反對母親的自由觀點，不過對待伊拉克問題，父親和母親基本持相同意見。他們還會分享閱讀體會，分析美國的對外政策。

我們在《相約薩馬拉》這個話題上越聊越上癮，後來不約而同地聊到了書中的第一段引文。其實，那隻不過是毛姆寫的一個短篇寓言。毛姆也是一位給我和母親帶來很大閱讀樂趣的作家。

毛姆這個寓言是一則傳統的伊拉克傳說，以死神的口吻講述一個故事。

有一位巴格達商人讓他的傭人去集市採購些食品。沒多久傭人就回來了。他面色蒼白，渾身打戰，說：「主人，剛才我在集市時，有個女人推了我一把。我轉過身發現推我的女人是死神。她看了我一眼又做出一個威脅的手勢。請您把馬借給我，我要馬上離開這裡才能不被死神找到。我將去薩馬拉，那樣死神就找不到我了。」商人於是把馬借給了傭人。傭人上馬後打馬揚鞭飛奔離去。後來，商人來到集市，看見我站在人群中，因此向我走來，問道：「今天早上你看見我的傭人時為何對他做出威脅的手勢？」「那並非威脅。」我說，「那只是個表達驚訝的手勢。我有點驚訝在巴格達看見他，因為我本來跟他今晚在薩馬拉有約。」

命運在我們的生命中扮演過這樣那樣的角色，尚未扮演的角色也還有很多，我們也有更多的時間、更多的理由來談論這個話題，特別是在未來的人生中。但在9月和母親的那次通話中，母親和我不久就轉移了話題。當電話即將結束通話的時候，母親提到一件她想要讓我知道的事情。

「我不過是想和你說，你妹妹堅持讓我換另一位醫生，再給我多做一些檢查。」新醫生準備再做一次掃描，想了解母親的肝炎始終沒有好轉的原因。

「這個主意不錯，媽媽。」

接著話題又轉移到我身上。「你想休息片刻嗎？」她問。

「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呢。」我有些不情願地說，「我都不清楚如何才能把事情做完。」那時我在一家出版社任總編輯，正準備去德國參加十月的法蘭克福書展。

「你只要做好自己能力所及的事情就好，其他的做不到也沒什麼大不了的。」雖然母親一直這樣開導我，但她自己卻永遠也做不到這一點。

「媽媽，要是你能做到這一點，我就必定能做到，我們來打個賭吧。不管怎樣，後面這幾天你依然會很辛苦，而且你身體還不好。」

母親每天都會去醫院看望父親，陪他幾個小時。她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她要抽點時間出來和幾位倫敦來的朋友敘敘舊，還計劃跟他們一起開幾個小時的車去看望一位只剩下三個月到兩年生命的朋友，他得了腦瘤。到了週末，她還得去看另一位新醫生。

我知道，在母親確診之前，我們全家都陷入了一種極度的忙碌狀態。聚餐、參加宴會、拜訪朋友、義賣、開會、做計劃、接人、買票、做瑜伽、工作、去健身……我們都害怕閒著，因為一無事可做就會覺得哪裡不對勁。形形色色狂熱的活動幾乎成了我們生活中的必需品。只有父親閒了下來，即便那是發生在他住院進行針劑治療之後。一切都會好的，任何事都可以重來，從一開始就避免不好的事發生，只要我們繼續忙碌就行。

一週後，我正在法蘭克福參加書展。在我即將參加一場全部是出版界人士參加的晚宴時，母親打來了電話。她告訴我，醫生差不多已經確診她得了癌症。肝炎的症狀不是由病毒引起的，而是因為她的膽管長了腫瘤。要是癌細胞只在那裡有還算是個好訊息，不過癌細胞已經從胰臟擴散至膽管的可能性很大。假如像猜測的那樣，情況可就有點糟糕了。她的肝臟上也有癌細胞。「不用擔心，沒多大事。」母親說，「你不用提前回國來看我。」

我不記得自己說了什麼，母親又回答了什麼。但她迅速轉移了話題，開始談論我的工作。不久前我對她說我開始對自己的工作感覺厭倦，我抱怨有太多的會議要開，太多的e-mail和檔案要處理，跟所有那些抱怨自己工作的白領一樣母親勸我辭職：「提前兩週和公司打好招呼就行了。先離開工作崗位，然後再去想你以後做些什麼。如果你獲得幸運之神的青睞，有辭職的本錢，就要把握住機會。大多數人都沒有那麼幸運。」這並不是母親由於得癌症才有的新想法，她一貫這樣主張。雖然她熱衷於將日常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甚至精確到分鐘，但也明白偶爾服從衝動的重要性，只要那個衝動導致的是一個正確的結果。

接完電話後，我不確定自己是否還能主持晚宴。餐廳距離我住的酒店約一英里遠，我想走路去那裡，順便釐清思緒，可是我心裡亂糟糟的。我有一位好朋友與我一起主持晚宴。我只告訴了他母親得了癌症的事情。我頭昏腦漲，差不多要暈過去了。我問自己：面前這個喝著啤酒、吃著炸肉排、不斷髮出大笑聲的人是誰？我命令自己別多想母親的事，別去想她是不是感到害怕、悲傷或憤怒。我記得她方才在電話裡和我說她是個鬥士，她會和癌症鬥爭到底。我記得我說我知道她肯定會這樣做的。我想我應該沒在電話裡說我愛她，這三個字聽起來有點太煽情了，似乎要生離死別似的。

我在晚宴結束後回到酒店，環顧著房間，然後看向窗外美因河在城市璀璨的燈光下差不多消失了。外面下著雨，路面被打溼了，閃閃發亮，模糊了河流、人行道和車道的界線。蓬鬆潔白的羽絨被被酒店服務員疊得整整齊齊的，床邊放著一摞書和酒店的雜誌。這個夜晚，我看不進去一個字。我喝多了，醉得厲害，我的內心迷茫，我失去了方向。那一刻，我明白我的生活將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永遠也無法回到從前的樣子。我讀不進去書，因此就做了些在酒店裡該做的事情。我開啟電視，不斷地換頻道：從酒店自己的宣傳頻道換到購物頻道，再換到歐洲體育頻道和各種德文頻道，最終畫面停在熟悉的cnn的克里斯汀·阿曼普和拉里·金臉上。

過後我和母親談到那個晚上的時候，最讓她意想不到的是我竟然選擇了看電視，而不是書。母親這一生，只要感到悲傷、困惑和茫然無措，她就沒辦法靜下心看電視，但常會在書中找到給她以安慰之處。書能使她精神集中，使她平靜，帶領她走出困惑，面對現實，而電視會干擾她的思緒。

奧登有一首創作於1938年12月的詩，叫《美術館》，就寫於反猶太的「水晶之夜」事件之後。詩中描述了畫家彼得·勃魯蓋爾的一幅畫作。畫面上伊卡羅斯從空中墜落，其他人不是在忙著幹別的事就是視而不見。書展接下來的幾天，不管在談論書籍、進行會談還是吃法蘭克福蘇打餅時，我都總想到這首詩。詩的開頭這樣寫道：

描寫苦難，他們總是不會錯。

這些古典大師，他們多麼瞭解苦難在人間的地位；

瞭解苦難發生的時刻，別人總是或在進食，或在開窗，或在默然走過。

那時候，我認為這詩裡面的「別人」指的正是我。母親在經受痛苦，我卻在接著過我的日子。

我鼓足勇氣跟哥哥、妹妹，以及他們的愛人、父親（這時他已經康復出院了），還有大衛談了談。我們彼此互相鼓勵說這僅僅是個警示的提醒，不必惶恐。電話不停地打，另外一個人又會轉述每一次的對話，之後又會打另一個電話，迴圈往復，無休無止。我們把大量的時間花費在上網瀏覽相關資訊上，想要了解這種癌症的可怕之處。很多事都還不確定，誰也不敢亂下結論。

「媽媽，你確定不用我現在回家嗎？」在法蘭克福書展期間，每次和母親通話時，我都這樣問她。

「別犯傻了。」她說，「認真享受你的旅行。」在一次通話中，她終於詳細地向我複述了她是怎麼得知自己得了癌症的，也談及了第一位腫瘤醫生。在這位醫生問及母親是不是曾出國工作時，母親和妹妹馬上就對他產生了厭惡感。母親問我：「你覺得醫生會問一個男病人此種問題嗎？」她還極力誇讚妹妹的表現。妹妹對所有問題的回答都很有條理，所有該問的問題也都提了出來。因為她在蘇聯工作過幾年，清楚在必要的時候該怎樣做出反擊。

「因此，這一次得到的教訓是……」母親停下話頭。我等著她說下去，無法想象這個教訓是什麼。「教訓就是，救援組織需要告訴大家，假如要前往類似阿富汗這樣的地方，不要把旅途期間或後來得的一切疾病都歸咎於這次旅行。這不過是巧合罷了。我們必須要讓人們瞭解這一點。」母親說。

這即不幸中得到的教訓？一條人道主義救援人員去偏遠國外工作的須知？

「你還得幫我個忙。」母親又加上一句，「從書展上幫我選幾本好書帶回來。也許你父親要看。」

我想帶回去的書實在太多了，多到很難選擇哪些該隨身攜帶，哪些該郵寄回去。但我腦中一直浮現的問題卻是：要是我們早點讓母親去看其他的醫生，結果是否會不一樣？或者說，母親的「薩馬拉之約」是命中註定的，什麼事情都無法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