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和我都對小說的開頭情有獨鍾。比如，「男孩子們一大早就來看絞刑了」，這是我最喜歡的開頭之一，出自肯·弗萊特的《聖殿春秋》。如此開篇，怎麼可能不吸引人繼續看下去？還有約翰·歐文的《為歐文·米尼祈禱》的第一句：「我註定要記得一個男孩，並不是因為他聲音獨特、是公鴨嗓，也並非因為他是我所認識的人中個子最矮的，更不是因為他造成了我媽媽的死亡且是罪魁禍首，而是因為他使我信奉了上帝。歐文·米尼讓我成了一名基督徒。」還有福斯特的《霍華德莊園》，以「故事不妨從海倫和她姐姐的幾封通訊說起」這一句做開頭，「故事不妨」這幾個字在不經意間將人帶入閒聊般的故事情境的同時，也給讀者極大的暗示：下面的故事一定萬分精彩。

有些小說家喜歡在作品的開頭就交代故事的主線；有些在開頭就埋下了伏筆；還有一些則只用寥寥幾句交代故事背景或者勾畫一個人物，讓讀者感受風暴來臨前的寧靜。不少作者試圖用「她對面臨的人生鉅變茫然無知」這樣的語句來製造懸念，而這正是最不必要的，因為人們永遠無法預料自己的人生將以何種方式發生改變——這正是「難以預料」的真正含義。

所有人都無法預料下一秒將發生何事，無一例外。

2007年初，母親和父親去佛羅里達州的維洛海灘度假，他們在那裡待了好幾周。這個舒適的地方是母親於晚年時發現的，她很喜歡那裡。有個喜劇演員曾這樣評論佛羅里達州：「那是個適合老年人度過餘生的地方。」我對母親轉述了這句話，現在真後悔那時說了那樣的話。

家裡人為了能抽出時間去達維洛海灘，每個人都忙得不可開交，且不亦樂乎。哥哥道格是製作人，剛剛製作完成了電影新版《靈犬萊西》。妹妹妮娜工作的機構是全球結核病藥物研發聯盟（tballiance），為對抗結核病在全世界的蔓延而不懈努力。我呢，則為大衛·哈伯斯塔姆要出版的一本關於朝鮮戰爭方面的新書忙碌著，同時還在忙著推廣我與朋友合寫的一本有關郵件的書。父親忙著他的音樂會藝術經紀工作，他為指揮家、歌手和音樂家做代理人。大家陷於焦慮、拌嘴和一些無關痛癢的病痛中（比如牙疼、頭疼、失眠等），還要記住家人的生日，安排生日派對，討論旅行計劃以及行程安排等諸多雜事。我們家總會接二連三地收到別人各種各樣的拜託幫忙的請求。比如，出席募捐大會，致開幕辭，回想一下音樂會上某個穿紅裙子的女士的名字，類似的請求真是數也數不清。我們家人之間給其他家庭成員的建議幾乎氾濫成災，且通常都以命令的口吻表達：你必須瞭解……你必須閱讀……你必須看……不過，這些建議大部分都是母親提出來的。

若把我們家比作一家航空公司，母親是中心總排程，其他家庭成員則是停機坪上等待起飛的飛機。我們不能直接飛往目的地，必須要經過母親的排程。她負責管理我們，決定哪個人能先飛，哪個人可以著陸。父親也處於母親的排程之下儘管相對於子女來說，母親對他的控制並不那麼嚴格。

我們必須謹慎地依母親的排程計劃行事，這讓我們分外困擾。就像一班晚點的航班也會導致機場秩序大亂，排程備用機，登機滯後，乘客只能在候機大廳裡休息等待通知一樣，母親認為計劃外的一點兒變化都能讓我們的生活一片混亂。因此，哥哥、妹妹和我，只要出現跟母親商量過的計劃有變的情況，哪怕是極微小的變動，我們也會感到不安。

那年2月，我打電話給在佛羅里達州的母親，告訴她我決定乘坐當天下午從紐約起飛的航班，而不是之前說好的早晨的航班，她得知訊息後只說：「哦。」我聽出了她聲音裡隱含的不悅，這很顯而易見。她接著說：「我原本計劃著，要是你早上到，我們就去鄰居家吃午餐，他們晚上就要走了。要是你乘坐下午的飛機，就見不到他們了。雖然我們下午在他們走之前還可以請他們喝杯咖啡，但我們就沒時間去租車公司給你租車了，只好由我開車去奧蘭多接你妹妹了。不過，沒關係。我相信我們會想出辦法把這些事情解決的。」

母親除了安排家人的生活，她還應她曾任職或擔任理事的大型機構的請求，幫助他們安排幾百人的生活，如教會、流浪婦女兒童委員會（她任理事長）、國際救援委員會（她曾經負責聯絡董事會成員，也主持英國分會的創辦事務）等。在我還年輕的時候，她擔任過哈佛大學的入學主任，後來做了紐約一所大學的諮詢顧問，然後又做過一所高中的校長。她與各種各樣的人保持聯絡，包括成百上千的學生、同事、兒時的玩伴，乘坐飛機和公交車時認識的鄰座，還有她在世界各地旅行時遇到的難民們。母親像個陀螺，不停地在介紹人、做計劃、參加活動、提供建議和幫助……偶爾她會發牢騷說太累了，但顯而易見，她是累並快樂著的。

母親在阿富汗境內建立了一個圖書館的基金會，這花費了她最多時間。1995年，她第一次去阿富汗，對那裡的收容所情況進行報道，她發現自己馬上就愛上了那裡。她前後九次往返阿富汗，全面瞭解當地收容所面臨的困難，處理婦女委員會或者國際救援委員會的事務。返回美國後，她呼籲政府建立法規以幫助阿富汗的難民，特別在救助婦女和兒童方面。母親為了難民的事務不僅走遍了首都喀布林，甚至整個阿富汗都留下了她的腳印。她還曾在斯霍特一個破破爛爛的旅館住了一宿，與她一起在那裡過夜的還有二十三位聖戰士，而她是唯一的女性。母親走遍了東南亞以及西非的大多數國家。

這一年，母親在佛羅里達州度假時總會跟約翰·迪科森保持聯絡。約翰非常瞭解阿富汗的情況，當時他正盡全力幫助南茜·哈奇·杜普利，一位八十歲的女性，她特別精通阿富汗事務，長年住在喀布林與白沙瓦。母親同約翰在巴基斯坦與阿富汗多次與她見面，他們想在美國成立一個幫助杜普利籌款的基金會，在喀布林大學建立一個阿富汗國家圖書館（當時阿富汗境內尚無此類文化機構），在阿富汗境內各個村子建立移動圖書館，讓那些沒讀過用母語寫的書，甚至連書都沒摸過的人有機會閱讀以達里語和普什圖語寫的書。杜普利的丈夫1988年去世，夫婦倆近三十年來從各方募集到38000冊圖書與檔案，記錄著阿富汗史上意義重大的事件，這麼多的書以前從未有過。建立圖書館的一大難題——書齊備了，現在只剩資金和其他相關方面的支援了。

2007年春天，母親得到了一個加入前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國際救援組織的機會。事情看起來進展順利：她有更多的時間待在白沙瓦和喀布林，與杜普利一起籌備圖書館。那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之一，母親在那裡曾遭遇槍擊（雖然她一直強調自己並不是目標，對方不過在向輪胎射擊），她還遭遇過武裝組織頭目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後來被兩個人體炸彈炸死）。塔利班組織控制了當地多數地區，不到年底已有二百多名美國人和盟軍戰士喪生在此地。在其他家庭，有人要去阿富汗是難以想象的，而在我們家，卻不過是一件尋常事。我甚至記不清母親都去過哪些地方，因為她去過的國家太多了。

也因此，我們不曾想過這次旅行和之前有什麼不同，母親在回來後生病，我們甚至也沒有太在意。基本她每次從一個戰火紛飛的國家回來之後，都會出現咳嗽、乏力、頭痛、發燒等症狀，如從利比亞、蘇丹、東帝汶、加沙、寮國、象牙海岸等地回來。在她打起精神來接著忙碌一段時間後，這些病症也基本消失了。

母親回國後大病一場的情況比較少見。一次她從波斯尼亞回來後咳了很長時間都沒好，時間久到我們都司空見慣了，直到有一天她突然不咳了，我們才意識到，原來母親已咳嗽兩年了。母親身上也經常出現腫塊、色斑、皮疹等皮膚病，不過，這些病從未進一步發展過。每次從國外回來後她身體不適一陣就會好，或者是病成常態，病到所有人甚至她本人都忘記自己健康時候的樣子了。

我們經常建議母親去看醫生，她也聽從建議去看了，不僅去看家庭醫生，還去看各種熱帶病或者其他病種的專家門診。有次她檢查出患了乳腺癌，確實把全家人嚇壞了，幸虧發現及時，動了手術，也治好了。除了切除過一個膽囊，以及害怕乳腺癌復發，她從未患過其他嚴重的疾病。我們一直認為母親不會患上某種無法醫治的疾病，她只是需要停下來歇息一下。

然而母親太忙了，她沒有時間休息。

我們都認為，如果母親聽從醫生的建議把抗生素吃完，也許她就不會在外出時感染上疾病。或者是由於節儉，或者是由於固執，又或者是由於不相信藥物的效果，她經常在吃到一半藥量時就不吃了，把剩下的藥留待以後再吃。這件事真是讓我們很無奈。哪怕嚇唬她這麼吃藥會產生抗體，也改變不了她的想法。

一直到2007年夏天，母親還是病怏怏的。給她看過病的每個大夫、專家都確診她得了肝炎。她臉色開始發黃，眼白是橘黃色又帶著血絲。她身體日漸消瘦，也沒有食慾。她剛從阿富汗回來，她必定是在那感染了肝炎，這是顯而易見的。開始時醫生無法確診她感染的是哪種肝炎，不像是a型b型、c型，也不像是d型。他們猜也許是特別少見的e型肝炎。雖然無法確定母親到底得了什麼病，但好像大家對情況並不擔憂。就像我們對阿富汗複雜的政治和宗教狀況感到茫然，又如何能辨認出人們在那遭遇的每一種奇怪的病菌和疾病呢？

不是給母親看病的醫生們太粗心，他們認真地排除了她患其他疾病的可能，且對排除的那部分疾病相當確信。他們為母親提供了一些無關痛癢的建議：多休息、戒酒（她習慣在晚餐時喝一杯葡萄酒，在有紀念活動時喝點香檳，但戒酒對她來說並非難事）。

當夏天結束的時候，母親的病情更惡化了。她很疲倦。她被肝炎折磨得苦不堪言。她沒有抱怨，只偶爾對親近之人提及自己的病情。有時，她會對父親或其他家庭成員說：「我不知道他們為何找不到我的病因。」或「我休息了一次又一次，可仍然感覺疲憊不堪。」雖然如此，她還是強迫自己去做她想要做的事。

她真的休息過嗎？這不好說。對她來說，「懶散的」一天就是聚精會神地回覆e-mail，或者「擊打」書桌（她一直覺得自己打字的行為，就像在與一個不斷吐紙的怪獸戰鬥，彷彿不打敗它，它就會把一切完全破壞似的）。她只有讀書的時候才會真正安靜下來。

看著母親拖著病弱的身體，疲憊地應付生活中種種需要她幫助的需求，家裡其他人開始不安起來。我們不能因為她不去休息，老是病怏怏的，就跟她發脾氣，因此只好相互間爭吵——我們拿種種藉口來發洩情緒，遲到、早到、忘記其他人的生日、挖苦，甚至買錯了冰激凌的口味，都被我們當作藉口。我們不希望母親聽到我們的爭吵，但偶爾難免讓她聽見。她總會想出辦法解決問題、消除矛盾，讓我們對自己吵架的行為感到無比慚愧。

那個夏天是忙碌的，母親和我無法像其他日子——不論在哪裡都能一天又一天整天看書的日子——一樣悠閒地看書。因此我們只好找一些精短的書來看。這回我看了伊恩·麥克尤恩的《在切瑟爾海灘上》，這本書即使閱讀速度很慢的人一個下午也能看完。母親的讀書單裡也有這本書，她詢問我的讀書感受。

我們這幾年都看過幾本伊恩·麥克尤恩的小說。其早年間的作品情節透露出種種殘酷的描寫，如謀殺和戀屍癖。母親解釋說因為在戰爭地區待過太長時間，所以她才對這種黑暗題材的書感興趣。這些書對於她瞭解這個世界的真實一面有所幫助。通過和小說中故事的比較，我就會覺得目前的生活還可以，這是我喜歡黑暗題材書籍的主要原因。近兩年伊恩·麥克尤恩的作品不那麼走極端了，甚至還有些令人心情愉快的內容。《在切瑟爾海灘上》是他的最新作品。

在某種程度上，與七十三歲的母親談論《在切瑟爾海灘上》令我感到很難為情。因為書中描寫了一對新婚夫婦的初次性體驗，他們是1962年結婚的。作者對夫婦倆的種種尷尬做了詳細的描述。當然我沒跟母親提及這部分內容，只重點說了一下這本書精彩而又悲愴的結局，討論了兩人最後的命運。《在切瑟爾海灘上》令我深受感動，導致之後的一段時間我都提不起興趣去看其他的新書。

在告訴了母親那對夫婦的結局後，我說：「我常想事情或許會有不同的結果。」我知道她常會先看結局，所以大膽地講了出來，根本不擔心她因為事先知道了結局而掃興。

母親回答：「我想應該不會，可能因為主角們覺得事情應該有不一樣的結局，所以你才會這麼想。」

我們又聊了一會兒這本書。我仍然對書中有關性愛描寫的方面避而不談——不是因為母親觀念古板，而是我下意識裡不敢在父母面前談論這類話題，這是為人子女者都害怕談論的話題吧？我記得很清楚，在我十三歲那年，與父母一起看彼得·謝弗的話劇《五指練習曲》時，當劇中的男女主角脫光衣服準備上床時，我真希望馬上變成椅子上雕刻著的紋飾。

7月的一天，我們的話題從麥克尤恩的書轉到了家人的行程計劃上，比如哪個人應該在什麼時間處於何處。之後，母親轉換了話題，這是她的老毛病了。她會突然提起肝炎一直也治不好，身體無法康復，胃口不好，人也不舒服。不過她確信自己很快會好起來的，胃口大開，像從前一樣健康，這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同時，她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有家人的，也有朋友的，還有那個阿富汗的圖書館。這一切都需要她的支援，她也很高興能為這些事提供幫助，她希望她的病能快點好起來。

那年8月，全家人（包括哥哥和嫂子，妹妹和她的愛人，我和我的愛人，以及我們三個家庭的孩子），還有幾個朋友同去緬因州旅行，慶祝父親的八十歲生日。早餐聚會、遊船、參觀洛克菲勒公園這些活動，幾乎都是母親張羅的。

父親身體還很硬朗。他長著一頭濃密的頭髮，身體健康，雖然算不上一個運動健將型的男人，爬樓梯還有點喘。他愛好園藝，也喜歡長距離散步和在室外活動。他很隨和，與豪華餐廳相比，他更喜歡有個性、歷史悠久、舒適宜人的老字號餐廳。他對巴洛克音樂和動作片情有獨鍾，喜歡街邊的小飯館，喜歡看與英國統治相關的書。他對母親最熱衷的話題——學校和房地產——毫無興趣。父親在談論他感興趣的話題時，經常妙語如珠，但如果某人胡說八道，他則不會饒了他。在霧濛濛的寒冷天氣裡父親會極為興奮。他還喜歡在海濱進行有龍蝦和烤蛤蜊的野餐，我們也同樣喜歡。緬因州完全符合這些條件，所以是慶祝父親生日的最佳地點。

但是，在海濱晚餐、乘遊船出海、手握一杯美酒欣賞落日美景的時候，所有的成年人，尤其是父親，都注意到母親在強撐出笑臉。即使她暗自決定在週末結束前不讓任何人發現這一點。

母親的病態和疲倦越來越明顯。即便她的皮膚顏色不是那麼蠟黃，但整個人卻更加消瘦，兩頰凹陷進去，皺紋也加深了。這讓她的招牌式笑容看起來不那麼燦爛了。但是，當孩子們圍到她身邊的時候，她馬上又顯得容光煥發了。在那次旅行的一天晚上，母親告訴我，再也沒有什麼時候比那一時刻更幸福了。麥克尤恩的《在切瑟爾海灘上》裡一個主角曾說過，他們夫婦之間存在的最嚴重的問題就是，他們不是缺乏耐心就是缺乏愛。而我們兩者皆具備。

在緬因州的最後一個早晨，我去樓下找母親。她正在陽臺上給孩子們講故事，四個孫子孫女圍在她身邊。我急忙用手機拍了幾張照片。我發現母親的長孫尼科不在，這也很正常他怎麼會在呢？他都十六歲了，自然不願意再聽祖母講故事了。

我跑到尼科的房間叫他，他放下耳機和手中正在看的書，和我一起來到陽臺。

尼科加入了進來，這樣我就可以拍一張母親和全部孫子孫女們的合影了。我不知道自己當時為何要那麼做，因為以前我是不拍照的。也許是直覺，它告訴我，有些超出了控制範圍的事即將發生，即便有愛、耐心，任何人也都阻止不了，那是我能把握這機會的最後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