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是盡力追蹤伯林文中的引語。大凡那些引自英語原文，或直接從外文翻譯過來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於他化用或意譯的材料，我則保留未動。其實，化用和意譯是伯林的一個演講策略，我們不妨將其稱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時會帶引號，但不是原來引語的直接重複。它們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達的，或就是他已經表達的。他不必特意宣告引語出自他的翻譯或他本人發表過的那些文字。這種「不完全引用」的現象在我們這個時代之前是很常見的，但在當代學術氛圍裡大概已不受歡迎了。伯林在世時我所負責編輯出版的伯林散文集裡，我一般只關注他的直接引用，對那些直接引語和明顯是意譯的引語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書，如果堅持只給那些確鑿無疑的直接引語標註上引號以便掩飾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實它們本來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飾效果），未免顯得做作和節外生枝。我特別提及這一點，以免誤導讀者。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錄前標出不完全引用的出處，以使讀者獲得一個背景性的瞭解。

這次講座曾於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節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於1975年在澳大利亞、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歲的那一年）在英國bbc第三臺重播。過後，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關伯林的節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生前堅持拒絕出版這個講稿，不只因為他在晚年還想完成一本浪漫主義的專著，或許還因為他覺得不經任何修改和擴充就出版一些即興演講是一種虛榮的行為。他很清楚自己說過的一些話很可能太籠統、太含混、太粗糙——作為演講大概還可以接受，一旦成書便經不起推敲。確實，在致bbc電臺第三套節目的負責人紐拜的一封感謝信中，他描述自己「傾瀉出巨大的語言洪流：六個多小時的狂熱的、不時短路的、焦灼的、氣喘吁吁的——在我聽來，有時是歇斯底里的——講話」。

有人認為即便是現在也不應該出版講稿——雖然其優點不可否認，但它仍然有損伯林作品的流傳。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的觀點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學者的支援，特別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納，一位特別苛刻的批評家的支援。幾年前他讀到我編輯的這部講稿，就竭力主張依照原樣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時出版這類演講稿是個錯誤（我對此持矛盾態度）。我認為在作者已經很功成名就，講座也很激動人心的情況下，出版他的演講稿不僅可行而且符合讀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確表示同意死後出版講稿。在談到這個問題時，他並未暗示說要做個嚴格的限定。他認為作者死後出版與生前出版的規則是不一樣的。他肯定也知道——雖然他從未承認過——他的梅隆講座展現了即興演說藝術的絕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記載下來，永久留傳。現在是時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爭議的關於哈曼的書中的話來說，該是被「有鑑別能力的讀者接受或反駁」的時候了。

我應該在此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當然，值得感謝的人遠遠超過我現在所提及的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頁中提到的書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摯的謝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書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贊助者，他們提供了沃爾夫森學院獎學金的贊助；致予布洛克勳爵，他幫助我獲得了寶貴的資助；致予沃爾夫森學院，提供給我住宿和工作的環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書，他已經成為我二十五年來耐心的朋友和支援者；致予羅傑·郝舍爾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納，他們閱讀了講稿並提出了一些寶貴的修改意見，還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幫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對編輯此書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建議；致予出版者們，尤其是查託和溫達斯出版社的威爾·薩金和羅伊納·斯凱爾頓——華萊士，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頓，他們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繆爾·格滕普蘭，他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援和有效的建議；致予我的家庭（雖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們），他們得忍受我心無旁騖的職業怪癖。最後的致謝也許有些多餘，但我依然要說：感謝以賽亞·伯林信託我來編輯他的講稿，對於一個編輯來說，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謝他允許我在做此事時擁有完全的自主權。

亨利·哈代於牛津大學沃爾夫森學院

1998年5月

fifteensermonspreachedattherollschapel，2nded.，‘towhichisaddedapreface’（london，1729），preface，p.xxix.

‘twoconceptsofliberty’（1958），p.197，intheproperstudyofmankind：ananthologyofessays（london，1997；newyork，1998）.

伯林還考慮過其他標題，包括「普羅米修斯：十八世紀浪漫主義興起的研究」（這個題目具有嘲諷之意，很快就被放棄了）、「浪漫主義的興起」、「浪漫主義的影響」、「浪漫主義的反叛」、「浪漫主義的起義」、「浪漫主義的革命」。

這段伯林引文佶屈聱牙的風格與他的行雲流水的演講風格大相徑庭，顯然，他對於一些說法頗為躊躇，他需要進行比較以便篩選出更好的描述，因此他頻繁地使用插入語、同義詞、並列片語（句）、補充說明片語（句），致使句子結構顯得臃腫，意義累贅。譯者在這裡試圖保留引文原文的風格。——譯註

伯林演講所具有的那種高度個性的色彩和攝人魂魄的力量是其聲望的核心部分，他的演講錄音特別值得一聽。華盛頓的國家美術館以及倫敦的不列顛圖書館裡國家聲響資料檔案部收藏了這個系列講座的所有現場錄音。（需要預約）

按照今天的學術規範衡量，這種不完全引用與無意識的襲用之間是很難區別的。西奧多·貝斯特曼在其翻譯伏爾泰的《哲學詞典》（harmondsworth，1971，p.14）的介紹中說：「現代人對於引文出處的那種忠誠在十八世紀的時候聞所未聞。伏爾泰的一些表明為直接引用的引文有時與原文並不一致。此種情況在維柯那裡還要嚴重。正如《新科學》的譯者托馬斯·戈達德·伯金和馬克斯·哈羅德·菲什在他們的一個修訂版（newyork，1968）序言中寫道：「維柯根據記憶引用；他的資料來源模糊不清；他的記憶常常不可靠，他所聲稱的一些出自第一手資料的引文往往得自間接的渠道；他還時常混淆了作者……」不過，儘管如此，正如譯者在他們的1948年的譯本前言中所說的那樣，「維柯這些細枝末節方面的錯誤……並沒有傷及他論點的要義」。伯林的情況相似。他的引文也不精確，往往是已被他改進過了的。我經常跟他討論這個問題。他很樂意藉機把自己嘲諷一通，一旦錯用的事實得到確認，他總是堅持修正過來。雖然他對引文作過改進，不過並沒有偏離引文作者的本意，甚至還使原文的意義更加清晰明確。當然了，若把伯金他們對於維柯的評價用到伯林身上，不免誇張了些。維柯是伯林謂之的智識英雄之一，他們之間在這方面頗有相似之處。伯金和菲什說過，維柯最著名的編輯——福斯托·尼科利尼是以一種「苛刻的愛」來處理維柯的缺點的，顯然這種編輯態度足資楷模。

1966年9月20日的信。

引自伯林1994年為《北方的巫師》德文版特別所作的前言，參見isaiahberlin，dermagusinnorden（berlin，1995），p.14.〔該前言的英文原文已被收入伯林的《啟蒙的三個批評者》（londonandprinceton，2000）一書中〕

此處頁碼對應的是原書頁碼，見本書邊碼。——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