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可以找到「同情」的近義詞，比如「惻隱」和「憐憫」，但找不到任何用來形容對某人的好運感同身受的詞。我們可以用「事故」表示意外發生的負面事件，用「風險」表示壞事發生的可能性，但大多數人都想不出能用什麼詞表達相反的含義。或許可以說「機緣」，但大多數人顯然不太熟悉這個詞。大多數人也說不出「厭惡」的反義詞。研究人員還考察了20種其他語言，其中既包括使用範圍最廣泛的語言，也包括冰島語和伊博語等冷門語言，結果發覺情況類似。研究結果表明，負面偏差存在一種極端形式：「壞」有時比「好」強太多，人們甚至根本不去嘗試將「壞」與「好」相比較。

等到鮑邁斯特與羅津對完筆記，兩人意識到他們分別獨立地發現了相同的原理。2001年，兩人經過協調，發表了各自的論文。這兩篇論文現在都躋身引用次數最多的社會科學文獻之列。受此啟發，心理學家和很多其他學科的研究者開展了數百項有關負面偏差的研究，這些研究在新場合發現了負面偏差，分析了負面偏差的影響並考察了應對措施。我們想在本書中介紹相關研究，這些研究深化了我們對負面效應的理解，同時也印證了原始論文中的觀點。

羅津的論文與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同事愛德華·羅伊茲曼（edwardroyzman）共同撰寫，題為《負面偏差、負面主導和感染》（negativitybias,negativitydominance,andcontagion）。他們得出的結論認為：「與正面事件相比，負面事件更突出，更有力，在事件組合中更佔優勢，而且一般來說效力更強。」鮑邁斯特的論文標題則是簡簡單單的《「壞」比「好」更強大》（badisstrongerthangood）。該論文與凱斯西儲大學的同事埃倫·布拉茨拉夫斯基（ellenbratslavsky）、凱瑟琳·福斯（kathleenvohs）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的卡特里恩·芬肯奧爾（catrinfinkenauer）共同撰寫。他們收集了證據，並得出結論認為：「我們發現，在日常事件、重大生活事件（例如創傷）、親密關係結局、社交網路模式、人際交往和學習過程中，壞事件的影響力大於好事件。」

鮑邁斯特以及與他共同撰寫論文的研究人員注意到，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裡，他們自己的職業重心也因「壞」的威力而發生了偏移。在心理學期刊和教科書中，分析問題的篇幅達到探討快樂和幸福的篇幅的兩倍以上。這是為什麼？一種假設是，心理學家是悲觀的遁世者或施虐狂，他們通過研究人類的痛苦和失敗獲得不正當的滿足感。但在鮑邁斯特團隊看來，更好的解釋是心理學這門年輕學科的研究者面臨壓力，需要得出具有統計學意義的結果：「他們需要研究儘可能強的效應，好讓真理從誤差方差的陰影中閃現，並反映在測量結果中。」如果「壞」比「好」強大，早期的心理學家勢必傾向於研究人類生活中存在問題的一面。」

心理學研究者以前一直遵循自己的「安娜·卡列尼娜原理」，該原理得名於托爾斯泰的名言：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區分和衡量不幸者面臨的問題要容易得多，因此，心理學家便從不幸者入手。心理學研究在進入公眾視野時受到進一步扭曲，因為它們經過了記者的過濾。記者愛尋找最能產生直接影響的新聞——當然，這也就意味著壞訊息。所以他們大書特書創傷、精神病和抑鬱所導致的傷害，卻鮮有報道介紹心理復原力和獲得幸福的能力。

創傷後應激障礙已成為常識，但瞭解「創傷後成長」這一概念的人並不多，而創傷後成長其實是一種更為普遍的現象。大多數經受過創傷的人最終都會感覺這種經歷讓他們變得更堅強、更智慧、更成熟、更寬容、更善解人意，或者在其他方面脫胎換骨。頗有影響力的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martinseligman）經常感嘆，人們對創傷後應激障礙關注過多，而對創傷後成長關注過少，這會導致人們錯誤地預計壞事會產生負面效應。至少有80%的人並不會在經歷可怕事件之後出現創傷後應激障礙。儘管一件壞事所產生的威力比好事大，但人們會逐步以許許多多有建設性的方式來應對，當他們再次面對人生挑戰時，往往會變得更有能力。最終，「壞」能讓人更強大。

心理學家和記者過於強調負面效應，以至忽視了有關人類復原力的更廣泛真相。心理學家認識到自己的研究存在偏差之後，便開始糾正這種偏差，他們開始探索如何促進韌性、成長和幸福感，而不是僅僅研究如何減輕不幸。為此，心理學家開始更加密切地關注「壞」的力量。其他學科的研究人員也是一樣。認知科學家發現了一些新方法，可以在治療焦慮和其他障礙的過程中利用它們抵消「壞」的效應，還可以利用「壞」的力量提升學習速度。經濟學家發現「壞」可以提高工人的生產率。研究宗教問題的社會學家看到「壞」的力量能激勵善良行為，還發現了宗教信仰中普遍存在地獄概念的原因。基督教中的原罪說（人類因亞當和夏娃的罪行而註定永遠飽受折磨）可能有些殘酷，古希臘悲劇中的主人公必然因一個致命弱點而遭受厄運似乎也有些不公。但這些說法恰好與人類心理和進化中的一項基本要素相符。

要想生存下去，「生」必須每天獲勝，而「死」只需要獲勝一次。一個小小的錯誤或誤判可能葬送所有成功。負面偏差是適應性的，生物學家用「適應性」這一術語形容一種能夠提高個人或群體生存機率的屬性。在遠古時代狩獵採集者生活的稀樹草原上，能夠生存下來的是那些比喜歡品嚐美味漿果的人更重視避開有毒漿果的人；較之美味的羚羊，他們更關注捕食獵物的獅子。能否感知朋友的善意通常不會關乎生死，但忽視敵人的仇恨可能是致命的。在群體層面，生存取決於研究者所說的鏈條原理（基於一種老套的說法，即一根鏈條的強度取決於其最薄弱的環節）：部落的安全不可能僅靠一個好人來確保，但如果一個粗心的廚師用植物塊莖做飯時沒能割除有毒的部分，部落成員就可能全部中毒；同樣，一個部落只要出現一個叛徒，就可以把所有同部落的人出賣給敵對的部落。

我們仍有可能因一個錯誤而喪命。我們的生活仍有可能因一個敵人而陷入悲慘境地。一次損失可能抹去之前的多次盈利。對威脅倍加關注仍具有進化論意義。但對「壞」的敏銳感知可能產生負向效應，對狩獵採集者有用的能力並不總對我們有利。我們渴望堆積讓人發胖的熱量，這在食物稀缺的稀樹草原上是有用的，但在垃圾食品商販整日引誘你的現代社會就會導致肥胖和疾病。如今，「壞」也有自己的商販，他們能夠像垃圾食品推銷員一樣巧妙地運用媒體。

這就是為什麼現代世界看上去危機四伏。恐怖主義是傳媒時代的產物。在19世紀末之前，隨機殺害幾個無辜平民毫無戰略意義。直到19世紀末，在訊息通過電報和廉價印刷媒體得以迅速傳播之後，恐怖分子才發現一次恐怖活動就能產生巨大能量。隨著廣播的誕生，恐懼資訊的傳播速度加快了。自有線電影片道、網站和社交媒體開始全天候爭奪觀眾以來，恐懼的傳播更是超光速推進。媒體通過大肆宣揚自然、技術、外國和政治對手的威脅，從而觸動人的原始情感。唐納德·特朗普競選活動的收視率極高，因為他總是把最壞的東西當作噱頭，幾乎每一週都警告選民，西方文明即將走上窮途末路。

從早到晚，「壞」的力量一直左右著我們的情緒並主導著我們的決策。「壞」驅動新聞報道，塑造公眾話語，它被記者、政客、市場營銷人員、博主、社交媒體上居心險惡者、網路噴子和任何其他想要吸引網民的人所利用。以歷史標準來看，過去25年極其安定，但人們所目睹的戰爭和流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美國暴力犯罪率大幅下降，但大多數人卻認為暴力犯罪率上升了，因為他們經常在媒體上看到犯罪場面。壞訊息成為家常便飯，讓人們感到無助。他們開始杞人憂天，對世界的狀況感到絕望。

隨著預期壽命的增加，我們開始把閒暇時光花在點選《為什麼你的飲食會殺死你》這樣的標題上。不管你的家庭生活多麼幸福，你都會遭到一大堆標題黨文章的轟炸，比如《伴侶欺騙的七大跡象》《防止孩子遭綁架的五條小貼士》。不管你的生活多麼合乎道德標準，標題黨總有辦法嚇唬你。

就連觀看網上那些可愛動物的影片也不安心，演算法會把你引向那些面向寵物主人的文章，譬如《如果你死了，你的狗會吃你嗎？請看事實》。

如果我們不知如何克服「壞」所產生的不相稱影響，「壞」就會一直扭曲我們的情緒和世界觀。「壞」會讓史上最幸運的人感覺自己遭受了詛咒。幾千年來，普通人的命運一直是在繁重的農活中度過短短一生。1950年，世界上大多數人依靠每天不到一美元的生活費維持生計，也不識字，而今，極端貧困率和青年文盲率已降至10%以下，而且仍在下降中。我們的處境比祖先夢寐以求的生活更富足、更健康、更自由、更安全，卻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們更喜歡關注（並投票選擇）世界將走向地獄的聲音。我們不是抓住機遇開闢新天地，而是為不公正大動肝火，為災難而恐懼——很多時候，我們做出的應對反倒讓情況變得更糟糕。

負面偏差導致我們特別關注外部威脅，從而誇大這些危險，而向內審視時卻容易出現一種不同的偏差。我們通常會放大自己的美德，自我欺騙的能力可能也十分驚人。研究人員曾讓因傷害、搶劫、欺詐等罪行而服刑的囚犯將自己同普通人做對比，這些囚犯認為自己比普通人更講道德、更誠實，也更有同情心和自制力，他們自認為只有遵紀守法這一種品質弱於其他人。在遵守法律方面，這些被定罪的囚犯「謙虛」地為自己打出平均分。

我們都傾向於高估自己的能力，高估掌控自身命運的能力。人們開車上路時有種錯誤的安全感，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的駕駛技能高於平均水平，並期望憑藉自身能力保護自己，儘管許多事故是由不受他們控制的因素所致。同樣，當被問及完成一個專案需要多長時間時，人們通常會低估所需時間，因為他們過於自信，沒有考慮由不受自己控制的因素所致的延遲。這種「樂觀偏差」會引導人們低估生活中一些負面事件所帶來的風險。他們完全知道壞事可能發生，甚至常常對壞事發生的可能性抱有很高的預期，但卻告訴自己，這些事情將發生在別人身上。

這種恐懼與自負的有害組合一次又一次釀成災難。政治學家用它來解釋現代歷史上一些最讓人費解的錯誤。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劇。德國為何急於發動經證明徒勞無功的戰爭？戰前的德國是歐洲經濟和軍事實力最強大的國家，強大到鄰國不敢貿然對它發動攻擊，但德國領導人卻一心關注來自其他國家的一切敵對跡象。1912年，德意志帝國宰相尋思著要在自己的莊園裡栽樹，因為他認為「俄國人無論如何都會在幾年之內打到這裡」。歷史學家雖然想方設法為這種偏執尋找合理的解釋，但按照政治學家多米尼克·約翰遜和多米尼克·蒂爾尼（兩人沒有血緣關係）的說法，最好的解釋來自心理學文獻。

最近，他們參照鮑邁斯特和羅津的研究，解釋了導致德意志帝國領導人投身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2003年促使美國入侵伊拉克的關鍵因素——恐懼。與德國人一樣，美國人高估了敵人的威脅，誤認為薩達姆·侯賽因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此外，美國人跟以為自己能迅速獲勝的德國人一樣，在判斷自身是否有能力用穩定的民主政府取代薩達姆政權時抱有嚴重的樂觀偏差。因此，急於消滅假想敵的美國人制造了一種現實危險，催生了「伊斯蘭國」（is）和其他恐怖組織，併為它們的生存提供了土壤。

這些戰爭是我們所說的「危機的危機」的例證。「危機的危機」是指永無止歇的一連串被高估的威脅，為應對這些威脅而採取的行動又導致所有人的處境惡化。美國是史上最強大的軍事強國，但政客卻想讓我們相信美國遭受來自伊朗和朝鮮的致命威脅。街頭越安全，媒體就越發起勁地搜尋新威脅，比如想象中的非法移民暴力犯罪浪潮（事實上，非法移民犯罪的機率比本國人要低），又如所謂猖狂綁架和殺害兒童的「陌生人危險」（這種風險比被雷電劈死的機率低得多）。在沒什麼大事可報道的日子，總會有「世界末日論」引起大家的恐懼，比如病毒毀滅人類，機器人佔領世界，全球環境崩潰。世界末日預言極其深入人心，在一項針對美國兒童開展的抽樣調查中，這些兒童被問到長大後地球會變成什麼樣，結果三分之一的人擔心地球屆時將不復存在。

準確地說，嚇唬這些兒童的成年人叫「可用性投機家」（availabilityentrepreneur）。他們是一些記者、活動家、學者、律師和政客，他們知道人類傾向於根據頭腦中可呼叫事例的多寡來判斷危險程度，並將此作為投機的資本。過去20年，基地組織、「伊斯蘭國」及其盟友在世界各地殺害的人還不如死在浴缸裡的美國人多，但我們卻一又一次地在螢幕上看到恐怖主義受害者。這就導致了被鐵木爾·庫蘭（timurkuran）和卡斯·桑斯坦（casssunstein）稱為「可用性級聯效應」（availabilitycascade）的自我強化過程：有關危險的新聞報道讓公眾產生恐懼，進而促使媒體進一步報道，導致公眾更加恐懼。這就是為什麼40%的美國人擔心自己或家人會在恐怖襲擊中喪生。與此同時，由於媒體沒有大肆報道在浴缸中洗澡時死亡的人數，所以浴缸並未引起恐懼，數百萬美國人在浴缸裡爬進爬出，從不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我們想要對抗使個人產生無端焦慮、使國家出臺破壞性公共政策的恐懼級聯，我們希望觸發一種不同的級聯效應。我們確信，今天的兒童長大後地球仍會好好地在那兒，我們希望這些兒童及其父母能夠和我們一樣樂觀。人生已不再像托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形容的那樣「汙穢、粗野、短暫」，但心理學家發現，就連最富有、最長壽的人也還是以這種方式看待人生。當研究人員問美國、加拿大和印度的成年人，人生漫長還是短暫、輕鬆還是艱難時，北美人並不比印度人更樂觀，儘管從統計資料來看，北美人的預期壽命更長，收入也更高。只有八分之一的北美人認為人生漫長且輕鬆，多數人認為人生短暫且艱難。但如我們所料，樂觀者比悲觀者快樂得多，也更關心公共事務——他們更有可能投票、進行慈善捐款並在社群從事志願服務。

該如何壯大樂觀者的隊伍呢？當然，我們不指望消除負面效應，但我們希望讓你知道如何不被負面效應主宰。首先，我們將考察負面效應的力量，看看「壞」比「好」強多少，「壞」在大腦中如何運作，「壞」如何扭曲你對人和風險的認知，我們又該如何使這些扭曲最小化。在本書的中間部分，我們將探討如何用「壞」的力量實現積極目的，如何應對負面效應在商業領域和網路世界造成的特殊挑戰。之後，我們要看看人類可以調動哪些內在力量和有意識的策略，以抵禦現代社會中「壞」的猛烈炮火。

在動物之中，唯有人類有能力控制或者至少認識負面偏差。其他物種天生厭惡危險，並擁有學會（通常學得相當快）討厭某些東西的機制，只有人類才具有克服厭惡感的特異能力。我們經常會喜歡上曾經害怕的活動，比如觀看恐怖電影或乘坐過山車。我們畏避第一口咖啡、大蒜或辣椒，但之後便慢慢學會欣賞這種滋味。我們天生畏懼從高處下落，嬰兒學會說話之前就表現出這種恐懼，但有些人卻迷上了跳傘或高空彈跳。

我們可以採用更為客觀的視角，看到在人生中，在世界上，喜樂遠多於哀傷，並運用這種智慧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儘管「壞」的威力強大，我們仍能向陽而生。不過，我們必須知道該如何應對。首先，我們來運用最基本的策略——瞭解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