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四月，蔣介石以八十九歲之齡（官方公佈為虛歲）逝世時，我在美國國務院中國科任職，負責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事務。當時，我正在中國大陸旅行，由於負責中國臺灣事務的是另一個單位，我對這位國民黨高齡領導人的過世，並沒太加註意。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我還是派駐臺北的年輕外交官，曾有兩三次在酒會中和他握過手。他看來身材不高，又很脆弱；我很驚訝他握手時力道很輕。
蔣氏過世之時，我對他的觀點和許多中國事務專家的看法一樣。一般公認他是個殘暴的獨裁者，掌握權柄近五十年；同時也是一個失敗的軍事領袖，在命運大逆轉之下，把中國大陸丟失給了毛澤東。就我所知，他除了被認為自身清廉誠實之外，毫無可取之處；更甚的是，他還隱忍了其支援者普遍的貪瀆之風。他似乎成了沒有真正原則或理想的人，一生也沒有太大成就。影響到我觀點的書籍，有伊羅生（haroldissacs)的《中國革命的悲劇》(thetragedyofthechineserevolution)、佩克（grahampeck）的《兩種時代》(twokindsoftime)、馬爾羅（andremalraux)的小說《人的命運》(man'sfate)，以及杜希曼（barbaratuchman)的《風中塵埃》（sandagainstthewind）。
將近二十年之後我撰寫蔣氏的兒子、繼承人蔣經國的傳記時，發現這位老人並不是西方人經常描繪的那種膚淺人物，當然，也不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臺灣隨處可見的歌功頌德的文章中所描述的偶像。不過，我在他兒子的傳記中仍按一般的看法來描述這位父親。哈佛大學出版社繼《蔣經國傳：臺灣現代化的推手》一書出版之後，又要求我為蔣氏本人寫本傳記，對這項必然耗時甚久、頗具挑戰性的工作，我忖思良久。雖然我對蔣氏的看法大半屬於負面，但身為溫和的自由派和外交政策的務實派，我想我能夠開明地處理好這個主題。
我又受到若干學者的鼓勵，他們證實了我的印象；近年來，在中國、俄羅斯、日本和美國等地，都出現了大量的新檔案材料，但西方還沒有人善加利用寫出一部豐富而完整的蔣介石傳記來。中國學者則利用這些素材，就蔣在大陸和臺灣長久任期中的特定事件和國內外動態關係，已寫成數百篇有見解且中肯的研究成果。而蔣家後人也開始陸續公開蔣氏長跨五十六年的原始日記。
通過新的訪談，加上我以前撰寫《蔣經國傳》時所作的準備，結果我引用的訪談過的相關人士有幾百人——許多人也認識蔣介石。只不過這些人士上了年歲，交談的機會恐將不再，因此集結這些材料來源，似乎是很美妙、很值得的一項計劃。此外，就像他兒子的傳記，我也將這本新書視為一個獨特的工具，述說中國痛苦、動盪不安的歷程，從一個在二十世紀初受滿族統治的腐朽舊王朝，到百年之後成為一個和平、安定、快速繁榮強盛的國家。
在我為本書旅行、研究和訪談的過程，我發現蔣是個高度矛盾的人物。他是個現代的新儒家，支援女權，也能接受他太太外甥女兼親信公開穿著男裝的女同志行徑。他是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極端痛恨過去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凌與羞辱，可是他卻一點也不介意自己除了兩個非婚生孫子之外，所有的孫子女全是歐亞混血兒。他沒有太多領袖魅力，大體上也不為同儕所喜歡，但有時他的堅決、勇氣和清廉往往也使他頗受愛戴。他是個很自我約束的人，但卻具備氣勢凌人的個性，表面看來沉著、不苟言笑，脾氣極壞，卻又笑容可掬，偶爾傷感啜泣。從日記分析，他是位虔誠的基督徒。可是，一旦面臨對國家存亡、統一或他本身統治地位的威脅，他會不惜訴諸殘暴手段。在日記中，他有時候會陷入偏執的怒吼，但是碰到危機又往往能夠冷靜分析事理，反映出他了解當前問題的動態和可能性。在大陸，某段時期他軍功顯赫、戰績彪炳，但一切都止於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的大潰敗。無論是有意或無心，他也替臺灣活力充沛的民主發展作好準備。
蔣的日記讓我們對重大的歷史事件有了新的瞭解：他意外躥升為國民黨領袖，他早年的左傾思想，他在一九二七年的血腥清共，軍閥一再興兵作亂，他一面建軍一面對日姑息歷五年之久，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中遭到劫持，國共聯合陣線的過程與破裂，他和周恩來長久的特殊關係。我們也重新認識到他在淞滬保衛戰及其後的軍事策略，他和斯大林相互使勁把對方捲進對日戰爭，他和史迪威將軍的長期鬥爭，以及在珍珠港事變後他對盟國嚴正的軍事承諾——然而盟國的不斷失信以及他仔細盤算卻又不智的回應，都讓這份堅貞大打折扣。
戰後的大事則包括：馬歇爾使華調停失敗，蔣錯誤決定在東北孤注一擲，他早在一九四六年就計劃退守臺灣。最後，蔣氏日記和其他新材料也對他撤守臺灣後，提供早先更多不為人知的事實：他對臺灣本省潛在的反對勢力進行殘暴、無情的威嚇和彈壓，國民黨內不滿他領導的種種風波，他對朝鮮戰爭、越戰的悲觀看法，他私底下早早就認識到自己有生之年無法「光復大陸」，可又一再公開宣佈即將「反攻」。他利用這些警告從華盛頓得到特別待遇，同樣成功的，還有將兩次瀕臨核戰邊緣的金門危機扭轉成自己的優勢，以及拒絕艾森豪威爾一項可能導致美中大戰的危險提議。
後來還有許多重大事件相繼出現，但是蔣氏在他生前最後的重大危機中倒回應得很務實——其中之一就是隱藏他對尼克松的痛恨之情。尼克松和毛澤東的修好，他顯然先從周恩來那裡得知的。現代史上主要的世界領導人能像蔣一樣長年居於最高位、積極參與締造歷史的世界大事，此一紀錄恐怕也非後人能及。基於這個理由，不論你怎麼看待蔣一生動盪歲月的功過，他的故事大有可觀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