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天石

說老實話，我沒有想到，陶涵先生會寫出這樣一本頗見功力的蔣介石傳記，更沒有想到，這本書會在大陸出版。

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陶涵先生原在美國國務院中國科工作，退休之後，成為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的研究員。他應哈佛大學出版社之邀，正在撰寫蔣經國傳記。為此，他不遠萬里，到北京來訪問我。我們一起交談過。我還陪他去訪問過蔣經國當年的親信賈亦斌先生，還曾聯絡奉化的朋友，為他在溪口開過一個座談會，調查蔣經國少年和青年時期的狀況。當時我曾想，蔣經國留學蘇俄的那一段很重要，陶涵先生大概不懂俄文，怎麼辦？沒想到，有一次在臺北見面，他卻已經和中研院近史所的俞敏玲女士相處得很熟，談話中，口口聲聲「敏玲」、「敏玲」。俞女士留學莫斯科多年，那時，正在幫助陶涵先生收集蔣經國留蘇時期的資料。那一次在臺北，我還了解到陶涵先生正在廣泛訪問蔣經國當年的故舊和同僚。我對陶涵先生的研究精神和方法都很贊成。後來，蔣經國傳出版了，在西方學術界評價頗好。哈佛大學出版社要他繼續寫蔣介石傳。我得知這一訊息後，既為他高興，又頗為他擔心。蔣經國去世未久，故舊、同僚存世者頗多，廣泛訪問可以搶救記憶，掌握一些難見於文獻記載的口述資料，為著作增色。但是，蔣介石的故舊、同僚卻大都已經逝去，留存的文獻資料則浩如煙海，難以盡讀，陶涵先生閱讀中文的能力不是很過硬，他為了參考和引用的準確，利用中文文獻時常須請中國專家先行翻譯成英文。寫蔣介石傳，要讀的資料實在太多。行嗎？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陶涵先生的《蔣介石傳》又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西方學術界仍然評價很高，並且很快在臺灣出了中文版。

一部歷史著作能成功，一定要有自己獨具的特色。或以史實，或以觀點，或以文字。陶涵先生為寫作《蔣介石傳》，盡其所能收集、閱讀、研究了相關文獻資料，也訪問了蔣氏故舊、同僚和部屬中的健在者。美國胡佛檔案館的蔣介石日記開放後，他又迅速前去閱覽。蔣介石日記，用文言、毛筆，以行書書寫，沒有標點，年齡大一點兒的中國學者讀起來順暢，年輕一點兒的中國學者讀起來就會碰到一些疙瘩；對於外國學者說來，困難會更大，然而，陶涵先生仍然勇敢地走進了胡佛檔案館的閱覽室。據斯坦福大學的朋友告訴我，陶涵先生為了理解準確，曾邀請中國研究生幫助，慎重選擇，慎重翻譯，因此，本書利用了大量蔣介石的日記資料，可以說，他是利用蔣介石日記為蔣介石寫傳的第一人。

陶涵先生是美國人，長期在美國外交部門工作，熟悉美國政情，他利用這一優勢，查閱了美國的國家檔案和儲存在美國的若干中美政軍要人，如宋子文、馬歇爾、史迪威、魏德邁等人的文獻，也研讀了許多西方學者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的著作，因此，本書為我們開啟了一扇大門，可以幫助我們深入，而不是膚淺地瞭解蔣介石在美國的史料及其相關研究狀況。中美關係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外交關係之一。抗戰開始以後，中美關係日益密切。政要、軍要之間交往頻繁，美國政府深深地捲入了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和外交的各個層面。可以說，不瞭解中美關係史，就不可能全面地瞭解中國近代和現代的歷史。1949年國民黨遷臺，這以後，臺灣領導人和美國政府之間的關係更加密不可分，可以說，不研究那一時期臺灣領導人和美國政府的往來，就無法闡釋臺灣1949年以來的歷史。陶涵先生的書，以蔣介石為線索，揭示了那一時期中美包括臺美之間的複雜關係，就這一方面史料、史實的開拓、挖掘來說，其深入程度，大大超過了前此的任何一本同類著作。我以為，這是陶涵先生此書的最大成就，也是其貢獻所在。

蔣介石這個人，地位重要，經歷複雜，歷來爭議不斷，尊之者抬上九天，貶之者踩入九地。即以毛澤東言，抗戰初期，毛澤東曾稱蔣為國民黨中孫中山之後的第二位「偉大領袖」，但是時間不長，抗戰剛一結束，毛澤東即斥之為「人民公敵」。古語云：蓋棺論定。蔣介石的棺蓋雖然早已蓋上，但離論定尚遠，爭論還可能持續若干年，而且，在歷史的發展尚未告一段落，歷史的本質尚未充分顯露之前，有些問題還可能無法作出結論，自然更難取得共識。中國俗話說：擺事實，講道理。日常生活中的議論、辯論應該如此，歷史研究更應如此。所謂擺事實，說的是必須從嚴格的、經過檢驗的可靠史實出發；所謂講道理，說的是在敘述史實的基礎上，提出思想，提出觀點，作出結論。在這一過程中，前者是基礎，是歷史著作的根本任務。史實講清楚了，而且講得可信、可靠，當代、後代以至千秋萬代的讀者從中自會得出自己的結論。中國古代的優秀史著大都符合這一特點。時移境遷，人們的認識會變化，觀念會變化，但是，這些著作所儲存的可靠史實仍然魅力常在，成為各個時期不同情況下各類歷史學家或歷史愛好者研究的出發點。我覺得，陶涵先生出生、成長於太平洋彼岸，對中國歷史和國情可能會有某種隔膜，在閱讀中文文獻時可能會有誤讀，某些敘述、判斷不一定正確，有些問題，文獻闕如，難免依靠猜測，例如，1949年之後蔣介石和周恩來之間的關係，等等；但是，從總體上，本書是按照擺事實，講道理的正確原則寫作的。你可以不同意他的這一個，或者那一個觀點，但是，他所敘述的史實你卻必須面對。

中國古代大詩人白居易在描寫音樂時寫道：「嘈嘈切切錯雜彈。」科學的發展與此類似，它不怕辯論，也不怕眾聲嘈雜。在辯論中，在不同觀點的切磋、攻難中，真相會顯示，真理會昭明。近年來，關於中國近現代史，以至關於中國歷史的許多問題都在討論，新見迭出，這是大好現象，是學術活躍、思想解放的表現，也是「百家爭鳴」的表現。陶涵先生這本書，從一個外國人的視角提出了他對蔣介石其人和對近現代中國歷史的看法。他認為蔣介石是個「高度矛盾」的人物，講了他的功，他性格中的優點，也講了他的過，他的毛病和缺點，這一總體把握是合適的，兩分法的解剖也是可取的。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陶涵先生的經歷、教養、思維方式都和中國人不完全相同，他以異邦人的身份，能夠既沉潛於中國歷史之中，又超脫於中國歷史之上，擺脫中國原有黨派、政治團體之間的恩怨情仇和利益需要，不以宣傳，而以還原歷史真相為目的，力爭以科學態度比較全面地、客觀地闡述蔣介石豐富、複雜的一生，這對於人們瞭解蔣介石、研究蔣介石，為其作出比較準確的歷史定位，自然是有意義的，對於進一步深入地研究近現代中國的歷史也是有意義的。既往研究蔣介石的西方學者大都將之視為「失去大陸的人」，以貶斥為主，陶涵先生本書與之不同，說了不少蔣介石的好話，有些方面的評價甚至很高。自然，本書的觀點可能有些讀者同意，有些讀者反對，我在臺灣學界的兩位老朋友，一位寫書評說好，一位則寫書評大罵。這不要緊，只要著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讀者持開放心態，各種意見其實都可以促進我們思索，作為我們在通向揭示本相、昭明真理途程中的參照和思維資料。

陶涵先生的文字很好。他以自己的語言敘述傳主的生平和思想，一般不大段引用原文，因此，行文乾淨、流暢。我覺得，陶涵先生本書，嚴格遵守學術規範，既有歷史學家的嚴謹、求實精神，又有文學家對形象的敏感。本書在敘述歷史發展過程時，在確保真實性的前提下，注重環境描寫、人物的肖像描寫、心理刻畫，以至細節烘托。有時候，我甚至覺得，作者的敘述能力高於其思辨能力，這就使本書的若干部分寫得相當生動、可讀，給予我們寫作人物傳記以啟示。

陶涵先生本書的英文版出版後，很快就寄了一本給我，我在研究工作中，曾經參考過這本書。其間，我在加拿大，在中國重慶，都曾有過和陶涵先生見面的機會。陶涵先生希望他的書能在大陸出版。大概是2010年的夏天，我正在胡佛研究所訪問，陶涵先生再次寫信，重提他的願望，並且用特快專遞給我寄來了兩部臺灣翻譯並出版的中文版來。今年5月，中信出版社的王強先生通知我，本書決定出版。我既為陶涵先生的著作有和大陸讀者見面的機會高興，也為中國的學術、出版環境的進步高興，因此，在王強先生要求我為本書寫篇導讀時，我便愉快地答應了。但是，一動筆，卻感到「導讀」太嚴肅，太正規，擔負的任務過重，還是不如寫篇序言，輕鬆、自如一點兒吧！

是為序。

2012年6月2日

寫於北京東廠衚衕之書滿為患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