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這兩種不同答案中，對於精神文明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在王國維看來，精神文明的核心是對精神價值的尊敬，承認精神有物質不可比擬的神聖價值和不可用物質尺度來衡量的獨立價值，一個民族精神文明的成就體現為它在哲學、宗教、文學、藝術上所達到的高度。而其他人所說的精神文明，基本上是指儒家的那一套道德學說，其成就體現為社會的穩定。

你們一定已經想到，我是贊成王國維的答案的。在我看來，中國人缺少對精神價值的尊敬，從而也缺少對守護和創造了精神價值的人的尊敬，這是明顯的事實。我暫時先提一下這方面最直觀的一個表現。在歐洲國家，任何一個城鎮的居民最引以為豪的事情是，曾經有某某著名的哲學家、藝術家、學者在那裡生活過，或者居住過一些日子，他們必會精心儲存其故居，掛上牌子註明某某何時在此居住。我在海德堡看到，這個僅幾萬人口的小城，這樣精心儲存的故居就有數十處。在巴黎先賢祠正廳裡只安放了兩座精美的墓，分別葬著伏爾泰和盧梭。如果不算建祠時葬在這裡的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一些政治家和軍人，進入先賢祠的必是大哲學家、大文學家、大科學家，總統之類是沒有資格的。想一想即使在首都北京儲存了幾處文化名人故居，想一想什麼人有資格進入八寶山的主體部分，我們就可知道其間的差別了。

五、從頭腦方面看中國人缺少精神性

說我們不重視精神本身的價值，這是一個婉轉的說法。換一個直截了當的說法，我要說中國人、中國文化缺少精神性，或者說精神性相當弱。所謂精神性，包括理性和超越性兩個層次。理性屬於頭腦，超越性屬於靈魂。所以，精神性之強弱，可以從頭腦和靈魂兩個層次來看。

精神性的一個層次是理性。通俗地說，有理性即有自己的頭腦。所謂有自己的頭腦，就是在知識的問題上認真，一種道理是否真理，一種認識是否真知，一定要追問其根據。從總體上看，西方人在知識的根據問題上非常認真，而我們則比較馬虎。

熟悉西方哲學史的人一定知道，西方哲學家們極關注知識的可靠性問題，尤其是近代以來，這方面的討論成了西方哲學的主題。如果要對人類知識的根據追根究底，就會發現其可靠性面臨著兩大難題：第一，如果說與物件符合的認識才是真知，可是物件本身又永遠不能在我們意識中出現，一旦出現就成了我們的認識，那麼，我們如何可能將二者比較而判斷其是否符合？第二，我們承認經驗是知識的唯一來源，同時我們又相信在人類的知識中有一種必然的普遍的知識，它們不可能來自有限的經驗，那麼，它們從何而來？康德以來的許多西方哲學家之所以孜孜於要解決這兩個難題，就是想把人類的知識建立在一個完全可靠的基礎上，否則就放心不下。相反，中國的哲學家對這類問題不甚關心，在中國哲學史上，從總體上懷疑知識之可靠性的只有莊子，但基本上沒有後繼者。知識論是中國傳統哲學最薄弱的環節之一，即使討論也偏於知行關係問題。宋明時期算是最重視知識論的，可是所討論的知識也偏於道德認識，即所謂「德行之知」。程朱的格物致知的「知」，陸王的盡心窮理的「理」，皆如此，分歧只在悟道的途徑。

在哲學之外的情況也是這樣。在西方，具有純粹的思想興趣、學術興趣、科學研究興趣的人比較多，他們在從事研究時只以真知為目的而不問效用，正是在他們中產生了大思想家、大學者、大科學家。中國則少這樣的人。以效用為目的的研究是很難深入下去的，一旦覺得夠用，就會停下來。同時，唯有層層深入地追問根據，才能使理論思維趨於嚴密，而由於中國人不喜追根究底，滿足於模稜兩可，大而化之，所以理論思維不發達。此外，本來意義上的熱愛真理也源於在知識問題上的認真，因為認真，所以對於自己所求得的真知必須堅持，不肯向任何外來的壓力（政府，教會，學術權威，輿論，時尚）屈服。中國曾經有過許多為某種社會理想獻身的革命烈士，但不容易出像蘇格拉底這樣為一個人生真理犧牲的哲學烈士，或像布魯諾這樣為一個宇宙真理犧牲的科學烈士。

六、從靈魂方面看中國人缺少精神性

精神性的另一個層次是超越性。通俗地說，有超越性即有自己的靈魂。所謂有自己的靈魂，就是在人生的問題上認真，人為何活著，怎樣的活法好，一定要追問其根據，自己來為自己的生命尋求一種意義，自己來確定在世間安身立命的原則和方式，決不肯把只有一次的生命糊塗地度過。而一個人如果對人生的根據追根究底，就不可避免地會面臨諸如死亡與不朽、世俗與神聖之類根本性的問題，會要求以某種方式超越有限的肉體生命而達於更高的精神存在。從總體上看，我們在生命的根據問題上也遠不如西方人認真。

有人說，人生哲學是中國哲學的最大成就，中國哲學在這個方面非常豐富和深刻，為世界之最。從比重看，人生哲學的確是中國哲學的主體部分，而在西方哲學中則好像沒有這麼重要的地位。若論人生思考的豐富和深刻，我仍覺得中國不及西方。我想著重指出一點：中西人生思考的核心問題是不同的。西方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麼活？或者說，活著有什麼根據，什麼意義？這是一個人面對宇宙大全時向自己提出的問題，它要追問的是生命的終極根據和意義。所以，西方的人生哲學本質上是靈魂哲學，是宗教。中國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問題是：怎麼活？或者說，怎樣處世做人，應當用什麼態度與別人相處？這是一個人面對他人時向自己提出的問題，它要尋求的是妥善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所以，中國的人生哲學本質上是道德哲學，是倫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呢？我推測，很可能是因為對死抱著不同的態度。對於西方人來說，死是一個頭等重要的人生問題，因為在他們看來，死使人生一切價值面臨毀滅的威脅，不解決這個問題，人生其餘問題便無從討論起。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把哲學看作預習死的一種活動。自古希臘開始，西方哲學具有悠久的形而上學傳統，即致力於尋求和建構某種絕對的精神性的宇宙本體，潛在的動機就是為了使個人靈魂達於某種意義上的不死。至於在基督教那裡，所謂上帝無非是靈魂不死的保證罷了。中國人卻往往回避死的問題，認為既然死不可逃避，就不必討論，討論了也沒有用處。在這個問題上，哲學家的態度和老百姓一樣樸素，所以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莊子「以死生為一條」，抱的也是迴避的態度。從死不可避免來說，對死的思考的確沒有用處，但不等於沒有意義，相反具有深刻的精神意義。事實上，對死的思考不但不關閉，反而敞開了人生思考，把它從人生內部事務的安排引向超越的精神追求，促使人為生命尋找一種高於生命本身的根據和意義。相反，排除了死，人生思考就只能侷限於人生內部事務的安排了。中國之缺少形而上學和宗教，原因在此。儒家哲學中的宇宙論遠不具備形而上學的品格，僅是其道德學說的延伸，然後又回過頭來用做其道德學說的論證。所謂「天人合一」，無非是說支配著宇宙和人倫的是同一種道德秩序罷了。

由於同樣的原因，我們中國人缺少真正的宗教感情。當一個人的靈魂在茫茫宇宙中發現自己孤獨無助、沒有根據之時，便會在絕望中向更高的存在呼喚，渴望世界有一種精神本質並且與之建立牢固的聯絡。這就是本來意義的宗教感情，在聖奧古斯丁、帕斯卡爾、克爾凱郭爾、托爾斯泰身上可以看見其典型的表現。我們對這樣的感情是陌生的。我們也很少有真正意義上的靈魂生活，很少為純粹精神性的問題而不安和痛苦，很少執著於乃至獻身於某種超越性的信念。因此，我們中很難產生精神聖徒，我們的理想人格是能夠恰當處理人際關係的君子。也因此，我們缺少各種各樣的人生試驗者和精神探險家，我們在精神上容易安於現狀，我們的人生模式容易趨於雷同。

總起來說，我們缺少頭腦的認真和靈魂的認真，或者說，缺少廣義的科學精神和廣義的宗教精神。

七、其他弱點可追溯到精神性的缺少

我們在其他方面的缺點往往可以在精神性之缺乏中找到根源，或至少找到根源之一。

例如，為什麼我們不把個人自由本身看作價值和目的，而僅僅看作手段呢？道理很簡單，如果一個人不覺得有必要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問題，思想自由對他就確實不重要；如果他不覺得有必要讓自己的靈魂來給自己的人生做主，信仰自由對他就確實不重要。關於這一點，梁漱溟說得很傳神：中國人「對於西方人的要求自由，總懷兩種態度：一種是淡漠的很，不懂得要這個作什麼，一種是吃驚得很，以為這豈不亂天下！」另一面呢，「西方人來看中國人這般的不想要權利，這般的不把自由當回事，也大詫怪的」。因為他們一定會覺得，一個人如果在對世界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態度上都不能自己做主，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哈耶克確實告訴我們：自由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人人生而不同，每個人的獨特性是每個人的生命的獨特意義之所在；而強制之所以可惡，正是因為它把人看成了沒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靈魂的東西。奇怪的是，在當前的「哈耶克熱」中，人們對他的這種價值立場很少關注，往往把他的理論歸結成了經濟自由主義。

又例如，梁啟超曾經提出一種很有代表性的意見，認為中國人在精神的層面上最缺少的是公德，即對社會的責任心。在我看來，其原因也可追溯到中國人缺少真正的靈魂生活和廣義的宗教精神，因此而沒有敬畏之心，沒有絕對命令意義上的自律。我們不但不信神，而且不信神聖，即某種決不可侵犯的東西，一旦侵犯，人就不再是人，人的生命就喪失了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意義。靈魂的嚴肅和豐富是一切美德之源，一個對自己生命的意義麻木不仁的人是不可能對他人有真正的同情之感、對社會有真正的責任心的。

我想再對中國知識分子問題說幾句話。我常常聽說，中國知識分子的弱點是缺乏社會承擔和獨立品格。據我看，表面上的社會承擔並不缺，真正缺的是獨立品格，而之所以沒有獨立品格，正是因為表面上的社會承擔太多了，內在的精神關切太少了。我並不反對知識分子有社會責任心，但這種責任心若沒有精神關切為底蘊，就只能是一種功利心。我們不妨把中國知識分子與俄國知識分子做一個比較。俄國知識分子在社會承擔方面絕不亞於我們，他們中的許多人為此而被流放、服苦役，但是，他們同時又極關注靈魂問題，這使得他們能夠真正作為思想家來面對社會問題。只要想一想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舍斯托夫等人，你們就會同意我的說法。一個人自己的靈魂不曾有過深刻的經歷，則任何外部的經歷都不可能使他深刻起來。譬如說，中國知識分子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難也許不亞於俄國知識分子在沙皇專制下或斯大林專制下所遭受的，可是，直到今天，我們沒有寫出一部以「文革」為題材的優秀作品，哪怕能夠勉強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這恐怕不是偶然的。

八、原因和出路

最後我想提出一個問題。應該說，人性在其基本方面是共通的。人是理性的動物，在此意義上，人人都有一個頭腦，都有理性的認識能力。人是形而上學的動物，在此意義上，人人都有一個靈魂，都不但要活而且要活得有意義。這本來都屬於共同的人性。事實上，無論西方還是中國，都有人對於知識的根據問題和人生的根據問題持認真態度，而特別認真的也都是少數。那麼，為什麼在西方，人性中這些因素會進入民族性之核心，併成為一種文化傳統，而在中國卻不能呢？我承認，對這個問題，我尚未找到一個滿意的答案。我相信，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必是複雜的。不管怎樣，作為綜合的結果，中國文化已經形成了其實用品格。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形成之後，這種文化便具有了一種淘汰機制，其發生作用的方式是：對實用性予以鼓勵，納入主流和傳統之中，對精神性則加以排斥，使之只能成為主流和傳統之外的孤立現象。

王國維的遭遇便是一個典型例證。在他的個性中，有兩點鮮明的特質。一是靈魂的認真，早已思考人生的意義問題併產生了困惑。二是頭腦的認真，凡事不肯苟且馬虎，必欲尋得可靠的根據。這兩點特質結合起來，為靈魂的問題尋求理性的答案的傾向，表明他原本就是一個具備哲學素質的人。因此，他與德國哲學一拍即合就完全不是偶然的了。可是，他對哲學的這種具有強烈精神性的關注和研究在當時幾乎無人理睬，與嚴復的實用性的譯介之家喻戶曉適成鮮明對照。他後來徹底鑽進故紙堆，從此閉口不談西方哲學乃至一切哲學，我認為應該從這裡來找原因。在他的沉默和迴避中，我們應能感覺到一種難言的沉痛和悲哀。可以說，淘汰機制的作用迫使他從較強的精神性退回到了較弱的精神性上來。

這裡有一個惡性迴圈：精神性越被淘汰，實用品格就越牢固；實用品格越牢固，精神性就越被淘汰。出路何在？依我看，唯有不要怕被淘汰！本來，怕被淘汰就是一種實用的計算。如果你真的有純粹精神性追求的渴望，你就應該堅持。我希望中國有更多立志從事純哲學、純文學、純藝術、純學術的人，即以精神價值為目的本身的人。由於我們缺乏這方面的整體素質和傳統資源，肯定在很長時間裡不能取得偉大成就，出不了海德格爾、卡夫卡、畢加索，這沒有關係。而且，如果你是為了成為海德格爾、卡夫卡、畢加索才去從事這些，你就太不把精神價值當作目的而是當作手段了，你的確最好趁早去做那些有實用價值的事。我相信，堅持純粹精神性追求的人多了，也許在幾代人之後，我們民族的精神素質會有所改觀，也許那時候我們中會產生出世界級的大哲學家和大詩人了。

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