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九回

此後苟才果然扶搖直上，甚至署理了幾天藩臺。不料他那個靠山兩江總督調任直隸，新任兩江總督也覺得苟才這樣的行為過於有傷統治階級的體面，用了「行止齷齪，無恥之尤」的八個字考語，把他參掉了。苟才還「氣的直跳起來」。

苟才又跑到天津，去找原任兩江現任直隸總督，替他設法開復了功名，又用了鉅額賄賂走了華中堂的門路，然後帶著中堂、總督的兩封介紹信到安徽鑽營活動。他在安徽非常得意，當了兩年銀元局的總辦，蒐括貪汙所得的錢之多，竟至於使他不再想升官，只要能夠把這個差使多當幾年，便心滿意足。可是第三年來了一個清理九省財賦的欽差，將苟才撤差查辦，結果是苟才化了六十萬兩銀子，仍然將功名保住。「化的六十萬雖多，幸得他還不在乎此。每每自己寬慰道：‘我只當代他白當了三個月差使罷了。’」（第九十五回）

以後苟才還在安徽蒐括了幾年，「宦囊盈滿」到了「不在乎差使」的程度，才跑到上海做寓公，求名醫醫治他的怔忡之症。他的第二個兒子苟龍光，同他的第六個姨太太有曖昧關係，又嫌父親不能痛快地給錢給他用，便串通了一個江湖劣醫，在用藥上耍花樣，斷送了老苟才的命。

這個苟才的行止齷齪，無恥之尤，不必說了。值得注意的是，安徽當時是個「窮省份」（第九十四回安徽華巡撫語），一個銀元局總辦，平均每月貪汙所得就是二十萬兩銀子，這個駭人聽聞的數字，表明人民所受的剝削重到什麼程度。清末由兩江總督調任直隸總督的，大抵是皇朝最為倚重的「國家柱石」，而苟才就是送兒媳給「國家柱石」做姨太太因而得到他的提拔和支援的。苟才遇到兩次欽差查辦，都以鉅額賄賂，得以平安無事，而欽差大臣正是封建統治最高權力皇帝的代表人。由此可見，這個衣冠禽獸並不是什麼特殊的怪物，而正是當時整個封建統治制度所培養所庇護的。

苟才的禽獸似的行為，表明了瀕臨死亡的封建統治階級的道德敗壞，精神墮落，家庭崩解。苟龍光的行為，完全是步趨苟才的榜樣，可謂「乃父之肖子」。苟才的兒媳行前的一番話：看戲的既是又聾又瞎，做戲的又做給誰看？說明了破壞封建道德的，首先就是封建統治階級自己。這個不幸的少婦的遭遇，是對於垂死的封建制度迫害婦女、蹂躪人權的無邊的罪惡的控訴。

除了苟才而外，本書還比較集中地寫了另一個反面人物——「九死一生」的伯父子仁，純用「側筆」，鉤畫出一個同苟才相差無幾的形象，特別突出他對家庭骨肉的涼薄無情，對孤侄寡娣的侵吞詐騙。實際上，這不過就是金錢的勢力撕下了家族關係上面溫情脈脈的紗幕之後，社會上大量存在的現象。

本書所寫大量的反面人物的對面，還有一個作者當作正面人物來寫的集團：以吳繼之為中心，圍繞在他周圍的，首先就是他的忠實追隨者和得力助手「九死一生」，他的主要幹部文述農、管德泉、金子安，以「賢良方正」姿態出現的蔡侶笙，以「賢妻」姿態出現的吳繼之夫人和蔡侶笙夫人，以「良母」姿態出現的吳繼之的母親和「九死一生」的母親，還有被寫成德才學識兼備的、最理想的青年女子的形象的「九死一生」的堂姊，等等。這個正面人物的集團，藝術結構上是貫串全書的線索，思想意義上則是一切「怪現狀」的批判者。可是，在日益失去進步意義的改良主義政治思想的指導之下，並不能夠創造出真正鮮明有力的正面形象來。

吳繼之出身於「本省數一數二的富戶」（第二十回尤雲岫語），中進士後，在南京以知縣候補，「官運」很不錯，據說是由於江寧藩臺同他是世交，主動照顧他的。但藩臺母親做壽，他還是專派「九死一生」去上海辦壽禮，挖空心思迎合老太太。這位藩臺「官運」也很不壞，很快就調升為安徽巡撫。而吳繼之一面做官，一面就將「宦囊所入」和家中所收田租，整合資本，經營商業；脫離官場以後，完全轉入商場。上海設總店，北京、天津、漢口、九江、蕪湖、鎮江、南京、蘇州、杭州、廣州等處遍設分店，各處管事都用吳家本族的人，大規模地收購各地土產，販到天津、牛莊、廣州等地去發賣，看起來多半是把原料賣到外國去。最後生意垮臺，成為地主階級向資產階級轉化的道路上一個失敗者。

這個亦官亦商、由官而商的吳繼之，在官場中照樣地貪汙，理論是：「你說誰是見了錢不要的？……歷來相沿如此，我何犯著把他叫穿了，叫後來接手的人埋怨我？只要不另外再想出新法子來舞弊，就算是個好人了。」（第十四回）他認為世界的本質是醜惡的，全靠騙局來維持；對付之道，在於知其騙而不揭破之，實際上大家一起為惡，同時又大家互相欺騙；人生的意義就是「在世界上混」，做人的要義就是「不要討人嫌」。（第八十六回）這種腐臭的市儈哲學，教人同流合汙，推波助瀾，照樣幹壞事，還自以為有資格笑罵別人。

吳繼之的市儈哲學，是以他為中心的那個集團中許多人的指導思想。「九死一生」的堂姊告誡「九死一生」道：「據我看繼之待你，那給你館地、招呼你一層，不過是朋友交情上應有之義；倒是他那隨時隨事教誨你，無論文字的紕繆，處世的機宜，知無不言，這一層倒是不可求的殊恩，不可不報的。」（第四十二回）「九死一生」果然恪遵這個教訓，忠誠地為吳繼之服務，做他的幕客，做他的經理，做他的私人秘書，做他的偵探，甚至扮作他的家人，跟他進考場，代他閱卷。書中寫這些服務，都寫得揚揚得意，似乎是十分光彩的事情。

「九死一生」在吳繼之一手教導和培養之下成長起來，終於成了怎樣的一個人呢？把第八十五回所寫的他初次到妓女林慧卿家，同林慧卿油腔滑調地開玩笑那個片段，同第一百零八回所寫的他到宜昌去奔伯父的喪，伯母一班人懷疑他來爭遺產，他橫眉斜眼地對付她們那個片段，合起來一看，我們就看到一副「才子＋流氓」的形象。

吳繼之和「九死一生」，是本書當作正面人物來寫的最主要的兩個，至於其他幾個，更不必說了。

作者寫不出真正的正面人物，因此，對於當時中國所遭遇到的各種問題，也就不可能提出正確的答案。怎樣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呢？書中正面人物之一王伯述說，只要上下齊心協力，認真辦事，節省虛糜，認真建設國防就行。（第二十二回）多麼微弱的聲音！第六十七回寫一個帝國主義分子，第八十一回寫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駐重慶的領事，還把他們寫成支援中國人民反抗官吏的壓迫，為中國人民請命的樣子，可見幻想還是多麼大！怎樣推翻封建主義的統治呢？「九死一生」對於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很讚美，認為吳繼之之所以能身在官場而獨不卑汙苟賤，就因為他家裡收的田租多，永遠得不到差使也有的是錢用，用不著卑汙苟賤地去弄錢。（第五十一回）王伯述認為，改造政治要從改造讀書人著手，改造讀書人的方案只是請政府設立各種講求「實學」的專門學校，以及宣傳推廣種種講「新學」的書，有「實學」知「新學」的讀書人將來出來做官，政治就會好起來。這裡面，連對於封建專制制度的某些溫和的修正都沒有提到。

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是當時中國兩個最基本的問題，書中都提不出任何正確的解決方案。婦女問題，家庭制度問題等等，作者都自以為提出瞭解決的方案，並且儼然自命是進步的方案；而實際上，什麼也沒有解決，其中有不少方案根本就是有利於反動方面的。這種情況，作者當然也不會完全意識不到，所以到底還是沒有出路，只好以「交代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窮谷之中，絕無人煙之地，與木石居，與鹿豕游去了」（第一回）了之。

可是，交代並未明白，翻身就走也走不掉，我們隨後發現作者並不是在什麼「深山窮谷之中，絕無人煙之地」，而仍然是在「十里洋場」的上海，還寫了許多小說。《上海遊驂錄》寫於本書之後不過幾年，在那裡，作者就是以資產階級革命派為攻擊的物件。作者在那部小說的跋文裡說道：

今日之社會，岌岌可危，固非急圖恢復我固有之道德，不足以維持之；非徒言輸入文明，即可以改良革新者也。意見所及，因以小說一體暢言之。

那是辛亥革命的前夕，改良主義者看到了封建制度的「岌岌可危」，覺得它的「怪現狀」已經是無關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挽救它的危亡；於是拋下譴責之筆，拋下「輸入之文明」，而要用「固有之道德」來撻伐那些不「道德」的革命黨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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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作者吳沃堯，字小允，又字繭人，後來改字□人。他是廣東南海縣人，因為住在佛山鎮，所以別號我佛山人。三十幾歲時到上海，常為報紙撰寫小品文字。戊戌政變後，梁啟超在日本創刊《新小說》，他才應約開始寫長篇小說，先後發表《痛史》、《九命奇冤》、《電術奇談》和這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他去過日本，為時不久。他曾任漢口《楚報》的主筆，該報是英國人辦的，一九〇四年反對美帝國主義的「華工禁約」問題發生，他聞訊憤然辭職，參加了這個愛國運動。他在上海，為《繡像小說》寫《瞎騙奇聞》。李寶嘉寫《活地獄》未成而死，他為之續寫。一九〇六年和周桂笙等創辦《月月小說》，自任主筆，發表《劫餘灰》、《發財秘訣》、《上海遊驂錄》。一九〇七年，主持廣志小學，因為全力辦學校，這一時期作品不多。一九〇七年，作《近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又名《最近社會齷齪史》），發表於《時務報》。一九一〇年九月，以痰喘病卒於上海，年四十五歲（一八六六——一九一〇）。他一生所作小說，據統計，達三十種以上。

本書是張友鶴同志根據廣智書局「第一次排印本」校點整理的。這個本子和通行本略有歧異之處。它也有顯然的錯誤，如第二回「另外叫個什麼死裡逃生呢」，「死裡逃生」應作「九死一生」。第十八回「他的這位叔父」，「他」應作「我」。第四十八回「覷覦」應作「覬覦」。這些以及類似這些的地方，都已據語義文理改正。

書中有些關於當時社會制度、官場術語以及個別不為今天一般讀者所知的典章、文物和語言，整理者分別在各回之末加了一些註釋。

舒蕪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