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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清末吳沃堯著，是一部著名的暴露封建專制制度末期政治和社會黑暗的小說。
這種暴露性的小說，在清朝末年義和團起義失敗之後，盛行一時，第一部是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接著就是這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兩部代表作開啟了道路，後來類似的作品，便風起雲湧地出現。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裡面，把這種小說叫做「譴責小說」。他指出：清王朝自嘉慶（一七九六——一八二〇）以來，雖然先後鎮壓了白蓮教、太平天國、捻軍和回民的起義，但在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當中，卻一次一次地遭到可恥的失敗，暴露出這個腐朽的王朝完全沒有能力保衛自己的國家。於是，「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敵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於‘富強’尤致意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八篇）
魯迅先生把譴責小說的盛行，看作是當時人民對清朝政府絕望後的鞭撻，這是非常正確的。清王朝對於資產階級改良派所領導的戊戌變法運動，進行了血腥的鎮壓，這就表明它決心頑固到底，對於溫和的改良的要求也不能容忍。緊接著兩年之後，清王朝又狡猾地利用了農民群眾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義和團起義，藉以排斥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影響，而當帝國主義侵略聯軍打進來的時候，又無恥地出賣了起義的農民，在農民的血泊當中，實行所謂「寧贈友邦，不與家奴」，這就表明清王朝乃是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工具，為虎作倀的禍首。這樣一來，中國人民面前便有了兩份有力的反面教材，教導著一個革命的真理：清朝政府是「不足與圖治」的，對付之道，只有「掊擊」，乾脆推翻它，消滅它。譴責小說便是作為「批判的武器」，出現在那樣一個迫切要求著「武器的批判」的時候。
譴責小說裡面，清王朝的整個統治機構及其統治下的整個上層社會，呈現出一片黑暗腐朽、骯髒醜惡的面貌。對於革命者和愛國者，對於一切想望未來相信未來的人們，他們可以藉助於這種暴露，更清楚地認識敵人，增加對敵人的仇視、鄙視和蔑視，堅定勝利的信心。
可是，譴責小說也有嚴重的缺點。魯迅先生從創作方法的角度尖銳地批判道：「雖命意在於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故別謂之譴責小說。」他批判《官場現形記》道：「然臆說頗多，難雲實錄，……況所蒐羅，又僅‘話柄’，聯綴此等，以成類書；官場伎倆，本小異大同，匯為長編，即千篇一律。」又批判《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道：「惜描寫失之張皇，時或傷於溢惡，言違真實，則感人之力頓微，終不過連篇‘話柄’，僅足供閒散者談笑之資而已。」
魯迅先生所指摘的兩點，一是不近情理、違反真實的過份誇張的描寫；一是大量堆積、不加剪裁的千篇一律的題材，這些都是創作方法上的缺點，是同作家們政治思想的錯誤相聯絡的。
譴責小說的作者們的政治思想，一般都屬於改良主義的範疇。改良主義的本質是反動的。中國的改良主義尤其帶有濃厚的封建性和買辦性。戊戌變法運動以前，在當時的條件下，改良派的變法運動還有進步意義。義和團起義之後，條件變化了，中國革命向前發展了，改良派日益喪失了進步意義，反動的本質日益暴露出來。他們對封建制度有所不滿，但依戀仍深，對帝國主義有一些「敵愾之心」，但幻想亦多。他們最害怕的還是人民群眾，對於資產階級革命派所進行的推翻清朝統治、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鬥爭，始終反對。這樣，他們就自陷於矛盾之中：在他們看來，現實生活是充滿了黑暗和醜惡的，但他們不知道，那醜惡和黑暗的根源正是他們戀戀不能捨去的東西；而惟一能夠從根剷除一切黑暗和醜惡的，是來自人民的革命力量，但他們對人民力量，卻比對於任何黑暗和醜惡更為害怕。他們的作品應該是針對封建制度的「批判的武器」，可是他們反對在現實生活中使用「武器的批判」。這樣，他們當然不可能把「批判的武器」使用得好，不可能把那些黑暗和醜惡的本質深刻地揭露出來，為了加強效果，他們只好求助於大量醜惡故事的羅列，求助於不近情理的誇張了。
所以，譴責小說對於革命的、愛國的、對未來抱有希望的讀者，固然可以有積極的作用，如前所述；可是，對於別一樣的讀者，作用就很不相同。作者揭露了那樣多的黑暗和醜惡，而對之莫可奈何，這就當然也可以引向妥協，正是所謂「僅足供閒散者談笑之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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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寫的是從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前後到一九〇四年前後這二十多年。中法戰爭後資產階級改良派開始登上歷史政治舞臺。中日戰爭後改良派發動變法運動失敗。一九〇五年中國革命同盟會成立。所以，本書所寫的二十多年，恰好是一個段落，改良派在這段時間裡，積極地進行了改良的活動；同盟會成立以後，歷史已是屬於革命派的了。但本書實際寫作時間，是在這二十多年的最末尾。那時，改良的希望早已破滅，新的革命高潮正在迅速到來，封建專制制度已經是命在旦夕，無藥可醫。作者在那樣的時候，回顧總結二十多年的歷史，心情是悲涼的。他聲稱：「不知此茫茫大地，何處方可容身，一陣的心如死灰，便生了個謝絕人世的念頭。」（第一回）他把一切黑暗和醜惡的現象，統稱為「怪現狀」，表明他已經很難理解這個世界。結末讚語道：「悲歡離合廿年事，隆替興亡一夢中。」更是無可奈何，只好視同空虛的一夢。
但實際上，二十年的歷史當然不會是一場夢，而「怪現狀」也無非是垂死的階級和社會制度所產生的必然的現象。我們從大量堆積的「怪現狀」當中，仍然可以相當清楚地看出二十多年曆史的面影。
這二十多年曆史的開端，已在太平天國革命失敗之後。書中沒有寫到太平天國革命，可是，第四十回吳繼之、文述農和「九死一生」三人填詞題《金陵圖》，不約而同地都寫得淒涼哀怨，說什麼：「幾代笙歌，十年鼙鼓，不堪回首嘆雕零。」說什麼：「最銷魂紅羊劫盡，但餘一座孤城。」三人詞中，充滿了「臺傾」「館寂」「鬼嘯」「磷青」「荊棘」「銅駝」等類的字樣。這些雖然表現了統治階級對太平天國革命的仇恨和誣衊，但也反映出偉大的農民起義對於統治階級的打擊的沉重。儘管所謂「同治中興」大吹大擂，但統治階級的人們只要一回顧這個曾經是太平天國革命首都的城市的歷史，便不自禁其戰慄和哀傷，哪裡有真正的「中興」的自信？
而況，太平天國革命儘管被鎮壓下去了，農民起義的浪潮仍然不斷地在衝擊著封建統治的基礎，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活動更是給予封建統治以嚴重的打擊。第八十回至八十一回寫成都一個江湖術士的騙局，竟然震動了全省的官僚，弄得「到處風聲鶴唳」；第五十八回至五十九回寫廣州傳來一個萬壽宮地下有人埋炸藥的謠言，把全城文武官員嚇得神經錯亂，都可見統治者虛弱和恐懼到了怎樣的程度。
一部分地主階級向資產階級轉化，對於封建統治，起著離心作用和瓦解作用。本書的一個特色，是鮮明地把「做官」和「經商」對立起來，寫「官場」不是人乾的，而「商場」儘管也有「怪現狀」，還是比「官場」乾淨。已入「官場」而堅決要出來的吳繼之，未入「官場」而堅決不願進去的「九死一生」，都有一條似乎很值得驕傲的道路可走；這道路不是《儒林外史》所指出的做隱士，也不是《紅樓夢》所指出的做和尚，而是去「經商」。這種商人，不是封建社會中一向為貴族官僚士大夫所鄙視、自己也很自卑的「市儈」，而是公然以「經商」的身份自豪，傲視做官，傲視科舉，傲視一切假名士和濫文人，正在通過商業資本的途徑向資產階級轉化的地主。這種社會力量，正是改良主義的基礎，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文學作品當中，還是第一次出現。
封建皇朝自己早已腐朽，受著農民起義和資產階級革命的衝擊，又有資產階級化的地主對它起著離心和瓦解的作用，促使它更加腐朽，更加動搖。這樣的政權，當然不可能有效地抵禦帝國主義的侵略。第十四回寫南洋海軍整個系統內上下成風、朋比為奸、無孔不入的貪汙，把戰鬥力腐蝕乾淨了。中法戰爭時，馭遠號兵輪的管帶，遠遠看見海上一隻船，疑心是法國的兵船，逃走都怕來不及，自己開放水門將船沉下，大家乘了舢板逃命，而事後捏報「倉卒遇敵，致被擊沉」云云。中法戰爭當中，清朝的南洋海軍就是這樣覆沒的。可是十年之後中日戰爭當中，清軍在朝鮮平壤的失敗，情形就更為可恥。第八十三回寫葉軍門在平壤被圍，公然親筆寫信給日軍方面，請求日軍「退開一路，讓我兵士走出，保全性命，情願將平壤奉送」，這樣地通敵乞憐、放棄守土之後，又「捏報了敗仗情形，分電京津各處。此時到處沸沸揚揚，都傳說平壤打了敗仗，那裡知道其中是這麼一件事」呢！
貪汙的毒菌，不僅腐蝕了國防力量，而且侵入了統治機構的每一毛孔。商品經濟的發展，刺激了統治者對金錢的無饜的追求。皇朝命在垂危，大小官員在朝不保夕的感覺中，除了抓緊每一個機會最大量地攫取金錢財貨而外，什麼也不關心。上自「老佛爺」（慈禧太后）、王爺、中堂、尚書、侍郎、總督、巡撫；下至未入流的佐雜小官，宮裡的大小太監，官僚的幕客、家丁、差役、馬弁、姨太太、小姐、丫鬟、僕婦，全都撕下了各種假面具，赤裸裸地當強盜、騙子、小偷，當烏龜王八、孌童娼婦，只要能夠弄到錢，只要能夠取得更高的地位去弄更多的錢。而這種追求金錢的大瘋狂，歸根到底，就是對人民的敲骨吸髓的榨取，就是國家主權、土地、資源的大拍賣。此外，還有各種各樣的社會寄生蟲：善棍、賭棍、買辦、訟師、江湖劣醫、人口販子、外國「冒險家」，……都是直接間接依附侵略者統治者的，相互勾結，相互競爭，一起來吮吸人民的血汗。「九死一生」說：「我出來應世的二十年中，回頭想來，所遇見的只有三種東西：第一種是蛇蟲鼠蟻；第二種是豺狼虎豹；第三種是魑魅魍魎。」（第二回）指的就是這些現象。
魯迅先生引了「九死一生」的這句話，接著就說：「則通本所述，不離此類人物之言行可知也。」我們從魯迅先生的話，可以得到這樣的啟示：作者的眼裡，只看到這些「怪現狀」，只看到這些蛇鼠、豺虎、魑魅之流為害人民，汙濁社會，摧殘國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社會腐朽沒落的垂死麵貌，但是看不見人民的力量。當時的人民，並非不聲不響、帖帖服服地聽憑那些東西吸血，而是正以熊熊的怒火在燒除它們。那些東西的無恥和瘋狂，不是表現它們的強大，正是表現它們的垂死的掙扎。事實上，它們已臨到被澄清和掃蕩的時候。而作者竟看不見這一點，這就使作品沉溺於「怪現狀」的演述之中，而缺乏擊中要害的批判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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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所描寫的範圍，較之《官場現形記》稍廣，但還是以官場的怪現狀為中心線索，其次則涉及於商場和「洋場」。商場和「洋場」的勢力，有時竟能左右官場，書中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例如第七十五回開始出現的北京一個錢鋪掌櫃惲洞仙，就是一個相當有神秘性的握有潛勢力的人物，週中堂賣官鬻爵都由他經手，實際上週中堂往往受著他的支配，這就反映出當時中國社會「資本」逐漸控制「政治」的現象的萌芽。而作者並沒有意識到這種演變的本質意義，所以還只是對於小異大同、千篇一律的官場伎倆，給以正面和反面的總結。書中曾有正面的總結是，「九死一生」對母親說：「這個官竟然不是人做的。頭一件先要學會了卑汙苟賤，才可以求得著差使。又要把良心擱過一邊，放出那殺人不見血的手段，才弄得著錢。」（第五十一回）反面的總結是，卜士仁告誡他的侄孫卜通道：「至於官，是拿錢捐來的，錢多官就大點，錢少官就小點；你要做大官小官，只要問你的錢有多少。至於說是做官的規矩，那不過是叩頭、請安、站班，卻都要歷練出來的，任你在家學得怎麼純熟，初出去的時候，總有點躡手躡腳的；等歷練得多了，自然純熟了。這是外面的話。至於骨子裡頭，第一個秘訣是要巴結：只要人家巴結不到的，你巴結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你不要說做這些事難為情，你須知他也有上司，他巴結起上司來，也是和你巴結他一般的，沒甚難為情。……你千萬記著‘不怕難為情’五個字的秘訣，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難為情’三個字，那是非但不能做官，連官場的氣味也聞不得一聞的了。」（第九十九回）全書所記「怪現狀」，粗略計算，約一百八十九件，看了這兩段總結，的確可以得其精要了。
書中有一個描寫得比較多的、大致與全書相終始的反面人物，可以說是譴責小說塑造完整典型的某種嘗試，這就是那個十足衣冠禽獸的苟才。
這個苟才，在南京當候補道，為人愛擺架子，耍排場，善於應酬。家庭生活是一塌糊塗。對於應酬場中好似交情不壞的朋友，能利用時儘量利用，不能利用時一反手便是陰謀陷害。他鑽營得來的一個差使，被彈劾撤掉了，向欽差行了幾萬兩銀子的賄賂，仍然保全了功名。為了鑽謀再得差使，他便幹下了一件卑鄙絕倫的事：打聽得總督最得寵的五姨太太剛剛死去，於是兩夫妻硬逼著自家一個寡媳，把她送給總督去補五姨太太的缺。
他們這個兒媳，才十五歲，嫁到他們家才幾個月。新婚三朝之後，便受到苟才夫妻的百般凌虐。不久丈夫死了，更是過著地獄似的生活。一天中午，一對狗夫妻突然在兒媳面前雙雙跪下，苟才甚至行了見皇帝和元日祭祖時才行的大禮，哀求她「屈節順從」，去做總督的姨太太。兒媳痛哭堅拒，苟才的妻妹又出來勸誘，一對狗夫妻又一再催逼，逼得兒媳無路可走，最後，走到丈夫神主面前——
一口氣便哭了兩個時辰。哭得傷心過度了，忽然暈厥過去。……救了過來。一醒了，便一咕嚕爬起來坐著，叫聲：「姨媽！我此刻不傷心了。甚麼三貞九烈，都是哄人的說話；甚麼斷鼻割耳，都是古人的呆氣！唱一齣戲出來，也要聽戲的人懂得，那唱戲的才有精神，有意思；戲臺下坐了一班又瞎又聾的，他還盡著在臺上拚命的唱，不是個呆子麼！叫他們預備香蠟，我要脫孝了。幾時叫我進去，叫他們快快回我。」苟才此時還在房外等候訊息，聽了這話，連忙走近門口垂手道：「憲太太再將息兩天，等把哭的嗓子養好了，就好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