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反省應試教育，不只是因為它帶來不快樂，帶來親子隔閡，帶來殘酷競爭並導致社會達爾文主義，而是要回到教育本源。這樣的教育培養的「人才」批次面市對整個社會意味著什麼？應試教育只會培養人文哲學家馬爾庫塞所謂的「單向度的人」，簡單地講，就是那種對社會沒有批判精神，一味認同現實成功的人。或者，如錢理群所稱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應試教育之功勞，是快餐化地培養一批精於數理化的學生，順便刷掉那些多餘的人，所謂「10分幹掉一操場」。

應試教育之弊也是明顯的：無論文理科，都是以整齊劃一的標準來塑造人才。其結果就是，大家都是齊頭齊尾的「標準件」。但人才參差多型才是常態，每個個體都是「獨特的我」。許多人才因此被殘害。應試教育教不出愛因斯坦，也會刷掉「沈從文們」和「魯迅們」。應試教育只求標準答案。可不幸的是，這些都是未來人工智慧擅長的領域。你的孩子能跑得過機器人嗎？

而應試教育的主要缺陷是讓學生忙於應試，缺失了重要的「人生大課」：生活能力培養大課、人格培養大課、角色培養大課和認識自己大課。

應試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即便成功於一時也難以久遠。縱然在個人意義上成功，但在社會範圍上是荒謬的，就像社會學家韋伯所稱「專家沒有靈魂，縱慾者沒有心肝」。

我們大致可歸納出四類教育「產品」：有德有才的是「優等品」，有德無才的是「合格品」，無德無才的是「廢品」，有才無德的是「危險品」（比如化學博士造起了冰毒）。

在人品教育上，中外聖賢的理念大多一致——學會做人比什麼都重要。歸納起來，當今「電腦兒童」「手機少年」缺乏以下「人生大課」，而其核心是要教會孩子如何做人。

第一，生活能力培養大課。

這裡的關鍵詞是「灑掃」「應對」，再加一個「進退」。

朱熹說：「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古代小孩從八歲開始，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普通老百姓的子弟都要學習的內容，除了文化知識，還有待人接物的禮節、灑掃做事的能力、做人做事知進退的尺度。

「灑掃」的倡議，我們現在也並非沒有，只是做家務得給獎勵，社群服務流於走形式。當初，我兒子的假期作業的一部分內容就是要「灑掃」，做社群服務。但結果呢？什麼也沒做，社群人員也明白，隨便籤個字罷了，心想：你添亂還不夠呢。不要奢談什麼公民的意識，先從「灑掃」這樣的小事做起吧。

太湖大學堂的教學講究文武合一、古今合一、中外合一。課時雖滿，但學生不累，每天中午靜定，下午都有體育課，週五全天學習做飯和戶外活動。每個班和宿舍都有各種「桌長」「門長」「地面長」之類的人管理「灑掃」。至於「應對」，各種集體活動包括野外搭帳篷、生篝火、拉練，到一個陌生城市去獨自旅行，都是大學堂強調的人生歷練。

關於「進退」，就是知道做人做事的進退之道。我的朋友給我講了個生動的故事：他兒子在英國某貴族學校上初中（該校坐落在英國鄉村）。一次，兒子與來自巴西的同學鬧矛盾，問老師怎麼辦（這是我們中國孩子通常的做法），老師反問：「你自己認為呢？」過了一週，兒子又來跟老師說：「還是不行。」老師反問：「你真認為必須我出面嗎？」兒子回去憋了一週，終於還是與那位巴西小孩解決了矛盾。我說，這就是所謂的「進退之道」，就是成長吧。

大家知道，復旦學生宿舍投毒案，不過就是同學們因為用水不均鬧矛盾。難道家長、老師沒教過他們「灑掃、應對、進退」之道嗎？似乎沒有。

第二，人格培養大課。

人格培養不見得會導致貧富差別，卻決定了一個人一生的得失。

曾經被熱議的「機場弒母事件」中的留學生汪某，留日五年，從未打過工，學費和生活費都靠母親每月7000元人民幣的收入支付。母親四處舉債，實在拿不出錢，他在機場捅了前來接機的母親9刀。有道是：「養不教，父之過。」但也是母之過，學校之過啊。這樣的學生「產品」在人格上是有缺陷的，怎麼就「面市」了呢？

與應試教育對應的另一個極端是所謂的「快樂教育」。而錢文忠先生認為，教育本身一定要有痛苦的成分！我想，人格教育尤其需要一點痛苦吧。

現在，80後夫妻面臨的一大難題，就是由於職場競爭壓力，把孩子丟給父母。於是，教育就不只是快樂教育了，有些簡直就成了縱容教育——這會導致「熊孩子」批次產生。

錢文忠對快樂（縱容）教育的忠告是，教育中不能一味地向孩子讓步，教育本身一定要有痛苦的成分。如果我們對孩子沒有一些抑制、約束，一味以愛的名義向他們讓步，這樣的教育會釀惡果。

所謂人格教育，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在對待現實的態度或處理社會關係上，表現為對他人和對集體的真誠熱情、友善、忍讓，即所謂格局要大；第二，在理智上，表現為感知敏銳，對待事物有領悟力和邏輯性，善於釐清和解決各種難題；第三，在情緒上，表現為善於控制和支配自己的情緒，善於應對各種突發事件和人際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