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陳勝的豪言壯語穿越兩千多年的歷史塵埃，至今仍被人傳頌。我要從階層激勵的角度重新解讀這句話，它說的是一種不服輸、不認命的態度。可以說，這種不服輸、不認命的態度造就了社會流動，打破了社會僵化。當然，陳勝、吳廣起義是在極端時代採取的極端方式。

那麼，什麼叫社會流動？什麼叫社會固化呢？

社會流動是指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從一種社會地位或社會階層向另一種社會地位或社會階層的變化。這種變化可以是向上流動，也可以是向下流動。

在一個完全封閉的社會里，每個人一生下來，或者到一定年齡就會被分配到某種身份或地位。這種身份或地位將永遠不會改變。

而開放社會的特點是對自致性身份、地位的依賴程度大大超過封閉社會，而封閉社會更依賴先賦性身份、地位。

社會學家還將社會流動分為代際流動與代內流動。代際社會流動就是比較子女的社會地位與父母的社會地位，看兩者之間有什麼變化。如果窮人的孩子還是窮人，富人的孩子依舊是富人，那就說明這個社會固化了。而代內社會流動是指一個人在其一生中的社會地位變化，例如，某個人從店員晉級為店長，甚至自己當老闆。

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程度的提高，一個社會會逐漸走向開放，人們的社會流動是向上的居多，也就是階層高階化，從小白領到中產、從小老闆到大老闆。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發展就印證了這一過程。

經過近40年急行軍式的發展之後，社會階層出現固化傾向。這既是合理的，也是不合理的。合理的是通常社會經歷高速發展進入調整期後都會出現固化，不合理的是其中的「拼爹」、教育不公、機會不均等現象妨礙了社會公平。

那麼，為什麼近來人們對社會固化特別敏感？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

一是貧富的代際傳遞。官員子弟從政的機會比普通人的孩子高2.3倍（陸學藝，2000年）；上海80後的教育程度和有房率，與其父輩的教育程度和有房率呈高度正相關（復旦大學80後調查，2017年）。

二是發財投機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同一條起跑線」的優勢一去不復返了，創富軍到處攻城掠地、插小紅旗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這使得階層進一步走向僵化，各群體都想著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面對外省人和農民工，一線城市的市民也想要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

大家都知道，這叫「公車變心板效應」：沒上車前，下面的人都喊「快上啊！快上啊」，等一些人上去了之後，反而開始喊「別擠啦！沒地兒啦」。

階層固化並非什麼新鮮事兒。只是西方用了300多年，而我們只用了30多年就走到了今天這一步。客觀來說，不要看有多少富人，要看有多少人離開了土地。比如農民，以前他們是不可能改變自己的身份、地位的，現在他們可能了。因此，我們在看到社會固化的同時，也要看到社會正在進步。

每個時代都有走向社會固化的傾向，同時也都有變革的傾向，關鍵是看力量的對比。

「批次造富」的時代過去了，階層定型了，我們該怎麼辦？這就要有變革，變革是群力、眾包；也要有新的機遇，科技浪潮不斷推陳出新，資訊化、全球化也不斷製造新的機會。我們寄希望於這些新機會能為新興中產打造上升空間，而不要淪為一個陳勝、吳廣式的死迴圈。

自致性身份、地位指的是憑藉個人的才華和奮鬥獲取社會地位。相反，先賦性身份、地位則是通過世襲或「拼爹」而獲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