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的確是一件歷史上非常非常重大的事件，也是我個人遇到的最大的社會事件。很多人去世了，還有很多人從春節一直到現在都在一線工作。我們都知道這個工作具有很大的危險性。我個人從1月23日到現在，25天沒有出過門了，有各種各樣的情緒波動，但不是太大。
第一是有情緒波動，會有一些抑鬱。面對這麼大的災難性事件，會抑鬱可能跟我的特質也有關係，我本身就是有那麼一點點抑鬱的。我的一些同學在一線工作，有的是呼吸科的醫生，有的是以前在武漢市精神病院的老同事，他們感染了這個病。但是好在他們都康復了，重新回到一線。
因為我是學醫的，所以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我的很多同學和認識的同事都在一線工作，我卻在家裡這麼舒服地待著，其實是有強烈的內疚感的，覺得沒有在一線跟他們一樣去為別人做一些事情。
第二是恐懼。因為病毒這個東西看不見、摸不著，人真的不知道怎麼回事就可能會被感染。我平常就有一點點強迫洗手，我每天洗手的次數肯定高於平均值，所以有了這個事情之後，我洗手的次數明顯增多了，我的手都洗得有點粗糙。但是我相信這個事情過了之後，我洗手這個問題可能會好一點。
預想一下強迫洗手的問題可能會在很少的一部分人身上發生，有些人可能會持續抑鬱，尤其是家裡有親人去世，或者他自己得了肺炎，經過那種生死關的人，恐懼可能也會彌散一段時間。
第三就是內疚感，很深的內疚感。其他的幾種情緒都沒有問題，像抑鬱、恐懼都不是太大的問題，我讓它們待在某個地方，不管它們，它們對我沒有什麼影響，我該幹嗎幹嗎。對於內疚感，我處理的方式之一就是做一點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有創造力的、讓自己過心理難關的方法，比我想出來的可能還好。
他們不需要我給他們出主意。我只能分享，而不是給大家提供更多的辦法，給大家出主意。
第一個解決情緒問題的方法就是增加我們的思考。弗洛伊德說過，我們有兩個腦袋，一個腦袋是情緒的腦袋，還有一個腦袋就是智慧的腦袋。在有情緒問題的時候，我們就需要加強一下智慧的腦袋。
第二個辦法是尋找一些確定性，在這樣的一個危急關頭，不確定性是最讓人不舒服的。為什麼大家剛開始得知封閉訊息的時候那麼憤怒，就是因為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實際上這為以後面對這樣的災難也提供了一個經驗，就是我們不需要封閉訊息，不管這個訊息多麼糟糕，讓大家知道總比讓大家猜要好得多。
我們可以找到一些確定性的東西，比如大地是穩的，這個聽起來好像是廢話，但對經歷過地震的人來說，他們原來認為大地是比較可靠的，地震後會陷入非常深的恐懼中。而我們這次不確定的就是空氣或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當我碰到一個陌生人的時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病毒攜帶者。我們遵守政府的號召，在家裡待著不出門，家裡的水、電是充足的，不會出現斷水、停電。我還提前準備了很多食物，吃一個月問題不是太大，這中間也得到親友的幫助，送了一些東西過來，讓我能夠更加安心地在家裡待著。這都是非常確定的東西，我們找到確定的東西越多，內心就越安穩。
第三個辦法就是分散注意力。有一個心理學家說過一句話，「所謂的心理學問題都是注意力的問題」，除了注意力，沒有其他的東西。我在這段時間裡分散注意力的辦法就是做家務，想一日三餐都有什麼好吃的，還在校對一本翻譯書，然後是看電影。我把一部災難片又看了一遍，還有《卡薩布蘭卡》《我們的父輩》等，我又進入另外一種傷感裡了。我覺得還有一個分散我的注意力的點，就是家裡有一個6歲的小男孩跟我們生活在一起。他非常活潑，我看到他之後真的覺得他的存在是一劑抗病毒的良藥。
讓自己的注意力不要過度關注在災難上面。災難當然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我們會抑鬱，會為去世的人感到哀傷。但是仔細體會一下，從人之常情、對生命的詮釋來說，這些災難可能也會讓我們興奮。幾百年一遇，或者因為一些別的什麼也不好說得太透的心理作用，讓我們在面對交流的時候會興奮。有些人的興奮就是通過過度關注一些災難資訊表現出來的，或者在災難發生的時候做得太多，這都有可能產生一個後遺症，在災難過去之後，這些興奮會轉變成抑鬱。我知道自己有可能進入這種圈套，所以，我不太讓自己過多地關注災難或者過多地做一些事情，比如發朋友圈之類的。
有一句話叫讓現實流進自己的心。現實可能很不愉快、很不舒服，但它的的確確在周圍發生，不舒服的現實流經我們的腦袋、身體，包括情緒激動。我最近被大量佔用時間的事情是心理援助。大年初三，我們在平臺裡推出了90位諮詢師，並提出了100萬元預算。其中30萬元直接捐給災區用作研究，70萬元用作我們的支出，我覺得諮詢師如果長期免費做這件事情不合適，所以這70萬元也有給諮詢師支付費用的一部分，雖然只是少量的錢。我們諮詢師有充足的準備，熱情也蠻高的。
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感受到這次是非同尋常的一次災難，但是這個災難並沒有讓大家放棄。比如，我經常安撫大家的情緒，安撫人心，而且就目前的情況來講，全國的心理學人，特別是心理諮詢圈，都在全力以赴地做這樣的事情。
自己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第一個動機是想助人，有人可能在這種狀態中崩潰了，所以需要有人幫助，而且是專業的幫助。第二個動機是想緩解我自己在疫情期間沒有做什麼事情的內疚感。再有就是剛才說的，在面對疫情的時候，我們可能有一些潛意識層面不能覺察的興奮，這個興奮可能會表現為「我預測你在疫情期間肯定會有心理創傷，所以我長期幫助你，不是你需要我幫助，而是我需要乾點活兒來幫助你」，這可能會加重對方的創傷。
在「9·11」事件之後，那些被心理醫生幫助的人的創傷癒合速度要慢於一些自然克服的人。所以，對於幫助這件事，我覺得我們可能需要稍微節制一下，先遵守一個原則：不求助，不幫忙。你如果找到我，我該幹嗎幹嗎；你如果沒有找到我，我勸你來找我，說「你如果要找我們專業人員面對一下自己的一些創傷，你就會怎麼著」，我不做這種暗示。
我還是非常相信自然的痊癒力量的。面對這麼大的疫情，有一些病理性的反應本身是正常的。等過了這段時間，那些反應就會消失，這個事情對我們的生活、工作不會有太多的影響。但是，如果在這中間諮詢師做得太多的話，就可能會影響老天在中間乾的事情，影響大自然讓我們康復的力量。
我們作為人類的一分子，已經在這個世界上活了很多年。我們經歷過很多災難，肯定不僅僅是病毒，還有海嘯、地震、戰爭什麼的，我相信人類的每個個體的基因層面或者集體權益層面有非常強大的力量，對抗災難所導致的心理創傷，並且永遠在那裡。
很多基層醫師去地震災區也見過很多血腥的場面，還需要共情那些失去親人的人，他們非常崩潰。我記得2008年的時候我沒去汶川，但有一些諮詢師從那兒打電話給我，說他們實在受不了了，在電話裡面大哭，這對我也會有一點小小的創傷的印記。但總的來說，我沒有聽說這樣的替代性創傷導致了非常糟糕的結果，後來那些人都離開那個環境，過一段正常的日子之後就康復了。
另外，還有一種情況是創傷過於巨大，比如一個本來健康的人可能處在一個非常糟糕的狀態中，這樣的人，我相信在疫情過後他會自己去看心理醫生的。即使是沒有這次疫情，有的人也應該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解決他的一些症狀，尤其是幫助他解決一些人格層面壓抑的問題。
有的人一輩子帶著症狀生活，也沒什麼太大的麻煩，該幹嗎幹嗎。我最在意的是一個人建立有滋養的親密關係的能力，賺錢的能力，滿足自己的虛榮心的能力，滿足自己自戀的需要的能力。這些人在沒有疫情的情況下沒有什麼症狀，不具有馬上去尋求心理諮詢師幫助的迫切性，但是在疫情的刺激之下，他們人格層面的那些東西被啟用，他們就開始意識到這個疫情可能對自己是個提醒，需要在疫情結束之後找一個人關注一下自己的內心世界。
有幾位醫生去世這個事情可能也啟用了很多人的死亡焦慮，看見其他人去世，自己雖然相對安全，但是焦慮還是持續存在的。
有些人的死亡焦慮是通過「找死」來緩解的。這裡「找死」兩個字沒有罵人的味道，就是主動去求死亡，這樣就可以讓他覺得死亡是比較可控的。有的人會體現為越恐行為。越是恐怖的事情越要去做，實際上是用這種方式來讓自己覺得自己不是膽小鬼。不是我怕病毒，而是病毒怕我。所以，我不要任何防護，去人群非常密集的公共場所也沒什麼關係，這個自戀已經構成變異性了。
我看到的另外一段用武漢話錄的影片：一個女生看見一箇中年男人拿著漁具要出門，那個女生就說：「爸爸，你幹嗎去？」這個男的就用武漢話說：「我釣魚去，在家裡太悶了。」他女兒就很生氣：「這種情況你還出去釣魚，太危險了！」這個男的就說：「我就想去。」他把門推開就走了。過了兩秒鐘，這個男的又折回來了，他女兒就問：「你怎麼回來了？」這個男的說：「剛才出去旅遊了一下，舒服多了。」這個影片我覺得蠻健康，也是我在這次疫情中看到的最搞笑的段子。
現在政府採取了非常強有力的措施，疫情在慢慢地受到控制，整個形勢在朝好的方向發展。我相信疫情會過去，希望它儘快過去。
曾奇峰於2月17日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