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來訪者面臨非常大的現實問題時,對於自己內心的情感衝突,他沒有辦法調動自我功能,或者說調動自己的智力資源來處理這些問題。在這個階段,精神分析的那一套面子、澄清、解釋,都沒有什麼用。我們可以把這個階段命名為智力或者是自我功能的休克期,患者需要的是更多的共情。
我們經常碰到這樣的情況,在來訪者因為現實的一些衝突性的事情來諮詢的時候,諮詢師有可能在共情不足的情況下,有那麼一點點強制地讓來訪者做相關的反省。我個人認為這不是一個好的時機,我們需要等待。就像美國詩人朗費羅的一句詩說的那樣:「要學會勞作,學會等待。」如果換到精神分析治療裡面,就變成了我們需要學會分析,也需要學會共情。
因為精神分析師是不會代替來訪者面對他的現實衝突的。我們管的是什麼呢?我們管的是在現實衝突的情況下,人的內在怎麼運作。所以我們關心的是現實之外的事情,是內心的事情。作為心理諮詢師,明確這個界限非常重要。因為來訪者仍是就功能方面的問題來諮詢,總是會不知不覺地邀請諮詢師進入他的現實生活,以幫助他處理那些他沒有辦法處理的事情。如果諮詢師在來訪者的這種投射下付諸行動的話,可能真的會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情況就是在跟他的關係中過多地討論他在生活中該怎麼做,這顯然是一個陷阱。因為那些他不知道該如何去做的事情,其實是包含衝突的。他選擇任何一個做法,都有可能捲入他內心的衝突中。
我舉個例子,比如一位女性問諮詢師,我到底該不該離婚?不管是建議她離還是建議她不離,都會成為她內心衝突的一部分,所以這不是諮詢師應該做的事情。這種情況非常多見。
另外一種情況也有,但相對來說少一點,就是諮詢師的建助行動,不是僅僅在諮詢中跟來訪者過多地討論現實問題,而是變成了來訪者現實的一部分。比如,來訪者在生活中因為缺乏愛,諮詢師就跟她發展現實的關係,給予她愛。這一方面是一個重大的專業上的失誤,另一方面也是一個倫理上的錯誤,這是被我們這個行業的倫理規則所嚴令禁止的。
來訪者在心理諮詢室裡尋求心理諮詢師的幫助,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情況,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她不是把自己封閉起來,一個人獨自在那裡抑鬱,並且想著要自殺,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外界,尋求他人的支援。
前文已經說過,心理諮詢師的邊界就是不代替你處理現實的事情,只是看看在這樣的現實壓力之下,你的人格是什麼樣的反應;你的人格如果能夠做出一些相應的調整,就能夠做出更恰當的反應,或者是對你自己更有利的反應。
當然,諮詢師對來訪者有足夠的共情之後,兩個人的關係就會變得更近一點,信任會增加一些。我覺得在某一個諮詢師覺得恰當的時候,可以跟來訪者這樣說:你如果要我幫你處理一些你離婚時的法律糾紛,也許律師或者保鏢比我更有用。這個想法是可以通過某種巧妙的方式說出來的。用假設的方式說,我覺得比直接建議她要更好一點,因為這樣可以為她以後的個人成長打下一個基礎。簡單地說,如果我們跟來訪者討論可能性,讓她有一種被提醒的感覺,比直接建議她這樣做要好得多。
現代社會就是一個分工非常明確的社會,有問題找專家。我們是什麼方面的專家?我們是關於一個人內心的活動的專家,而不是跟這個人討論如何處理她的現實衝突的專家。但是從本質來說,當我們讓一個人有了更和諧和強大的內心的時候,她處理現實的能力自然就會加強。
為了幫助大家理解,我隨便說一個人,比如武則天這種人遇到問題,相對於她處理的其他更加複雜的公平和政治問題來說,她所遇到的問題基本是小事一樁。所以,我們在外界遇到的現實問題是大還是小,都是相對的。相對於什麼?相對於我們的人格來說。當我們的人格足夠強悍的時候,當我們的人格比較少地向內攻擊的時候,我們面對一般人認為哪怕是很大的問題,都可能會應對自如。但是如果我們的人格本身就弱小,有很多的自我攻擊,在微風之下都搖搖欲墜的時候,那麼遇到狂風大雨,就可能會破碎一地。
所以,我們對來訪者或者任何來訪者所做的事情,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解決的思路就是當我們強大的時候,外界那些東西有可能變得不算什麼。
這讓我想到很多年之前,我給德國資深精神分析師托馬斯·弗蘭克斯做翻譯,有一次他說了這樣一句話,我當時聽著還是有點吃驚的,後來就覺得這句話說得真的非常有道理。他說有錢人實際上得了憂鬱症之後,最好的辦法不一定是去看心理醫生,他可以購買一些讓自己高興的物品。有的人可能是購買衣服,有的人可能是購買房子,還有的人可能是購買飛機。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我們在情緒有點低落的時候,如果能夠滿足一下購買慾,情緒會好轉。
還有一個辦法,他可以用錢去旅行,到自己沒有去過的地方,或者是到自己童年時就幻想要去的地方,以這種精神的方式來滿足自己,也可以使他的抑鬱得到好轉。當然,這裡說的抑鬱不是那種真的需要醫療手段來干預的頑固性抑鬱。我說的就是一般的神經症級別的抑鬱,相當一部分抑鬱實際上是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來治療的。在他沒有抑鬱的時候,他的自我功能充分地發揮作用之後,他能夠有足夠的金錢為未來抑鬱的自己提供幫助。
相反的情況就叫人唏噓不已了。有很多人在沒有抑鬱的時候,沒有通過自我功能的發展來獲得足夠的金錢。在潛意識層面他們會說,得了抑鬱之後才有可能尋求幫助的機會。所以這是一個陷阱,這個陷阱有一個巨大的時空的跨越。我現在做的事情實際上是為了使以後的我也受到懲罰,或者是使以後的我在面臨糟糕產品的時候,沒有購買幫助的可能性。我們會發現針對自己的套路實際上已經很深了。
一致性的反應,往往是共情的基礎,但互補性的反應也是共情,只不過共情的是另外一面,互補性的反應,可能更多是共情到來訪者的超我,一致性的反應可能更多是共情到來訪者的自我,所以,來訪者的超我、自我、本我幾個方面都是需要我們共情的。本我怎麼共情呢?本我是通過我們不斷地詮釋和不斷地瞭解來訪者的夢境等,體現我們對本我的共情。我們有個諮詢師是榮格派的,經常來國內進行教學。他說過共情就像膠水一樣,是把人和人粘連在一起,讓人們互相接近和靠近,所以共情就有這種作用,尤其是對神經症性或者有較高功能的邊緣人格,來訪者共情就會讓我們形成一致感、一致性。
如果來訪者的目標不是健康這些具體的方面,而是一些人生哲學的問題,比如該不該結婚、該採取什麼樣的婚姻觀、該採取什麼樣的性愛觀、該採取什麼樣的育兒哲學,這些是諮詢師和來訪者要共同面對的,或者是諮詢師曾經面對的,或者有些問題諮詢師還沒面對過。
比如來訪者老了,將面對死亡,諮詢師可能很年輕,還沒面對過這種問題。換句話說,來訪者所面臨的問題,是他要從本來已經有七八十分的人格健康水平再往上提高几分,這種情況對於諮詢師來說壓力就蠻大的,這就考驗諮詢師人性哲學方面的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