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想象和發現中國」的交響曲震耳欲聾，那個自康梁以來數度死而復生的「大國夢想」再次甦醒，沒有人懷疑中國正在通往「大國」的道路上呼嘯前行。然而，經濟的成長是否必然地意味著國民的繁榮？改革的利益會不會以一種隱晦的方式堂而皇之地成為某些階層的囊中之物？

世界上並非沒有這樣的先例。俄羅斯是一面鏡子，拉美、菲律賓和印尼是另一些鏡子。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一直存在這樣的情況：一方面，符合大眾利益的改革經常遇到重重障礙，難以很快地推進；另一方面，只對少數有權有勢的人有利的改革，比如說權貴私有化，倒可能進行得很快，也許幾天幾個月就把原有的公共財產一掃而光。」

在2004年春天的一次研討會上，吳敬璉先生做如是發言。正如很多人士所觀察到的，在今後中國，一個可能發生的景象是——

跨國集團挾資本、技術和理念領先之優勢，四處摘「桃子」，赫然構成一個龐大的利益板塊。

民營資本從高階消費品領域和中心城市且戰且退，同時，利用「地利人和」之優勢，率先進入公共事業領域和壟斷性行業，繼續在體制轉型中獵取凹地效益，此外，資本市場上的遊戲和土地的囤積，則為他們在日後的競爭中擁有可交換的資源優勢。在很多民營業主眼中，與跨國資本的結盟，是最理想的結局。

國有資本繼續在整合中積聚，在彷徨中流失，最終成為「關鍵的少數」。

「紅頂商人」現象不會消失，它仍然會變種存在，這是生態鏈中最灰色的部分，卻也是某些利益交換的「潤滑劑」。當公務階層與財富階層相互利用達成利益默契之後，公共資源和財富存量就會被以合法的程式佔有，新生的財富又被新生的權力交換，而時間又會讓這一切「漂白」。

在未來的利益結盟中，「經濟學家遊說團」只是門客或高階幕僚，當瓷器被搬走的時候，他們會先給出一個理由，然後鼓掌把搬運的聲音掩蓋。

從道德層面來解讀這樣的利益生態，已毫無意義。中國經濟的成長乃至利益的配置，自有它不可改變的規律。而此時此刻，我們試圖在本書中完成的一個工作只是：讓所有的角色迴歸本位，讓所有的邊緣全部劃清，讓所有的使命回到原點，讓所有的「外衣」通通剝去。

米爾頓·弗裡德曼在《經濟學家與經濟政策》一文中坦言：「我們應當承認，我們是那種瞭解自己利益勝過瞭解一切、並追求自身利益的人類。」

前兩天，在電視劇《走向共和》中看到一個鏡頭，民國參議會為未來是實行總統制還是內閣制而爭議不休，孫中山堅持實行對總統更為限權的內閣制。有人問，孫先生是不是對即將就任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不信任。孫正色道，民主制度的前提，就是對任何一個人都不信任。

弗裡德曼和孫先生的聲音言猶在耳。

一位網民在「關天茶舍」的論壇上掛帖寫道：「今天，當我們聽到任何一位經濟學家站出來講話的時候，便應該首先對他的動機打一個問號，然後再仔細地聽他到底要說些什麼。」

199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在發表獲獎感言時說：「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避免為‘權威機構’提供諮詢。實際上，我也從來沒有為任何政府提供諮詢，我的工作和責任就是，把我的建議和批評——不管其價值有多大——公之於眾。」這段話是那麼地讓我們神往，卻又不知該如何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