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一詞的第一次氾濫，應該是在明清兩朝，當時安徽商人和山西商人以販賣官鹽和開辦錢莊一時崛起，其多與官家勾結，獲權於衙而牟利於市，巍然成徽商和晉商兩派。這兩種商人為了旁比官人，便每每以儒人自居，且好以儒學傳家，深信「《論語》中有算盤，算盤中有《論語》」。而其本質，卻如餘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曾經論及的：「一撥精神貧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問題上不大能掌握得住的掌櫃。他們的出發點和終結點都在農村，他們那在前後左右找到的參照物只有舊式家庭的深宅大院，因此，他們的人生規範中不得不融化進大量中國式的封建色彩。當他們成功發跡而執掌一大門戶時，封建家長制的權威是他們可追摹的唯一範本。」

儒商的第二次氾濫，便是在並不遙遠的20多年前。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之後，隨著市場經濟大潮的湧動，一大批習慣於在書齋裡過平靜生活的知識分子開始了焦灼不安的譟動，他們成批地躍入商海成就了各自的一番事業。也是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始終沒有放棄對這群人的「知識分子幻想」，而他們自己也似乎始終以此自居，企圖用「知識分子的價值觀改造中國企業家群體」。

2000年前後，隨著it產業和知識經濟在全球的方興未艾，一個「知本家」的新概念更是橫空出世，再度把企業家與知識分子緊密地糅合在一起。有人為「知本家」下過這樣一個定義：知本家是「以知識為本的人」，這裡的「知識」既指資本，也指根本、基本，知本家既包括企業家，也包括思想家。(《光明日報》1999年11月5日文章)進而更有人指出，「知本家」這個概念的意義在於「一方面把‘知識經濟’的核心概括出來了，另一方面把知識分子從舞臺邊緣推向了中心」。

這些似是而非的論斷，這種貌似呼應的社會期望，終於讓中國企業家與知識分子共同陷入了角色紊亂的窘境。

在我看來，「儒商」一詞實在很值得商榷，或儒或商，其實根本無法互為表裡。

如果儒是代表知識分子(「那些眼睛盯著真理的人」)，商是代表企業家，那麼，在可以考據的歷史中，從來就沒有出現過一個成功的、值得借鑑的「儒商」。那些從徽商和晉商的大院裡走出來的所謂儒商，即便用傳統儒家的標準來衡量，也很難從他們身上「提取」出多少兼濟天下、俯仰無愧計程車大夫人文氣質。

而在一個現代商業文明社會中，「儒商」一詞則再次把知識分子與企業家的角色混淆起來。正如我們在前一章節曾經論述過的，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根本無法通過企業家的角色來完成，反之，企業家如果不拋棄「知識分子幻覺」，則永遠不可能實現職業化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