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在想，許多年後，當我們一一老去，後來者追憶起本次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大變革時，將如何描述這個年代的企業家和知識分子？

他們分別由哪些人構成？他們的基本氣質是什麼？他們以怎樣的方式改變著自己及周遭的社會？尤為讓人好奇的是，他們之間發生著怎樣的互動，他們以怎樣不同的方式來承擔自己的責任，實現自己的理想？

這是一些必須回答的問題，它們已經像一些無聲而沉重的石頭攔擋在我們奔赴燦爛遠方的道路之前。

「商人必須被當作最偉大的職業」

1930年，當傳教士之子亨利·盧斯(1898-1967)創辦《財富》的時候，他便隱約知道自己將成為一個新生階層的辯護士。《財富》雜誌從一開始就充斥著商人們的創富故事，他們改變世界的傳奇以及排浪式的說教格言。他的雜誌被譴責為「偏見的傑作」，而他卻反擊說，「我是一個新教徒、一個共和黨員和一個自由企業家，這意味著我的偏見是有利於上帝、艾森豪威爾和《財富》公司的股東的」。為了進一步弄清楚他所代言的階層「到底有什麼含義」，有一天，他特意去《韋氏大詞典》查詢「資產階級」的名詞解釋，結果，他大吃一驚。在詞典中，盧斯讀到的自己是被這樣描述的：

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的特徵，因此他是一個全神貫注於物質財富的人——a．俗氣的，通常保守的，死板的；b．口語，普通的，粗野的和愚蠢的；c．資本家的。

「怎麼能這樣！我在失望之中，像一個在學者面前受傷的孩子似的衝了出去。」盧斯在一篇演講中這樣憤憤不平地叫嚷道。事實似乎是，在盧斯創辦《財富》的那個年代，商業及商人在公眾心中的印象大抵是如此的醜陋。創作《企業家——美國的新英雄》一書的戴維·西爾弗認為，「直到20世紀40年代，對經濟學史所作的研究表明，沒有哪一個重要經濟學家曾經把企業家的作用看做是能夠形成導致經濟繁榮或衰退的產品和服務的創造者」。

但是，也是從這時候開始，「t型車的車輪碾碎了貴族們脆弱的尊嚴」，企業家以他們令人駭然的斂聚財富的速度和改變生活的能力而成為全社會最受關注的一個強勢階層，他們開始被一層層地塗上「國家英雄」的金身。哲學家a．n．懷特海在哈佛商學院的一次演講中試圖論證：「偉大的社會是企業家對自己的功能評價極高的社會。」而盧斯發表於1954的《商人的品質》一文，更是表達出強烈的使命感，被視為財富階層的一次宣言。

盧斯寫道：「商人必須被當做最偉大的職業……商人的整個事業是變換的，並且是商人隨著商業的變化而變化的。他的地位不斷地被加強，不僅由於直接的資產階級陣營中新冒險者的出現，還由於工業經理的出現。商人應該是受人尊敬的物有所值的社會服務者。」

「商業是一個充滿榮譽的職業，是創造財富和通過商業擴充套件財富的職業信念的最好的途徑。在我們的時代，我們商人尋找許多辦法來界定我們所代表的系統。我們稱它為自由企業或人民資本主義。請允許我建議一個較老的定義。我們必須代表和為之奮鬥的是自由市場——不僅僅是一個對歐洲而言的自由市場，而是一個對全世界而言的自由市場。」

「商人必須對他們所想要的這種社會、這種制度有明確的自信，並且他們必須站出來為維護這些自信而戰。」

很顯然，從來沒有人像盧斯這樣用理直氣壯的「宣言」來為財富階層辯護和定義，只要稍稍替代掉這中間的若干個名詞，我們大概會把它與羅伯斯庇爾在法國大革命或托馬斯·傑弗遜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的文本混為一談。在其後的30多年，盧斯的後來者繼續放大著這樣的使命，商人——日後更多地被稱為企業家，成為這個時代最重要的進步力量和夢想實現家。他們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榮耀，他們對自我的期許也達到了頂點。晚年的亨利·福特曾經開著他的奧斯卡2號「和平船」周遊世界，每到一個國家，他必像一個無所不知的先知一樣指手畫腳，他大聲地評論當地的政治、風俗和葡萄酒的優劣，把雪茄的菸灰彈濺到羨慕仰望的人們身上。在挪威，一位記者在認真聆聽了亨利·福特沉悶而冗長的演講後終於忍無可忍了，他在第二天的報道中不客氣地寫道：「一個人一定必須非常偉大才能說出這些愚蠢的話」。

儘管有這樣的抱怨，可是，仍然沒有人會對亨利·福特們改變世界的能力表示懷疑。「他們是如此重要，以至於他們可以改變這個時代的秩序、制度和文化」，當理查德·泰德羅在《影響歷史的商業七巨頭》中用這樣的語氣為那一代的美國企業家寫下頌詞的時候，大概沒有人會發出不屑的笑聲。

「艾柯卡崇拜」

公眾對企業家期望值的提高，還與他們對政客的失望成正比。在美國，上世紀70年代以後，隨著電視、報紙等現代傳媒的發達，任何政治活動都以空前的透明呈現在公眾眼前，那份斡旋於「政治紗帳」之內的神秘感一夜之間蕩然無存，人們開始厭倦政客們的喋喋不休和出爾反爾，特別是尼克松「水門事件」的曝光，政治家的人格信用降到了最低，呼籲成功的企業家來掌控國家的聲音一度竟成主流。這股「企業家崇拜」的熱浪，到李·艾柯卡身上終於達到了巔峰。

李·艾柯卡，是身高1.8米、體重85公斤，風趣逗樂、不拘小節的大個子。1946年8月，21歲的艾柯卡到福特汽車公司當了一名見習工程師，三年後，改行成了銷售經理的他第一個在汽車行業嘗試分期付款並獲得全美第一的銷售業績。1964年，艾柯卡主持開發出一款名為「野馬」的車型，一時風靡全球成為當時最暢銷的轎車，他因而爬上福特汽車總經理的寶座，並當上了《時代》和《新聞週刊》的封面人物。

1978年，艾柯卡的光芒終於讓老闆亨利·福特二世感到了刺眼，他被一腳踢出了福特公司，理由是他「缺乏禮貌」，太具「侵略性」。這時候，已經瀕臨破產的克萊斯勒汽車公司收留了這位54歲的落魄人。憋了一口氣的艾柯卡果然沒有讓新老闆失望。他很快開發出一款k型車，它雖是小型車，但是破天荒地能坐進6個人，而且體積小、線條美，非常省油。艾柯卡為k型車創意的廣告詞也是那麼令人不可抗拒：「假如你能找到一輛比克萊斯勒更好的汽車，那就買它吧！」

k型車是如此的成功，僅僅用了四年時間，艾柯卡就把克萊斯勒從破產的邊緣拯救起來，一舉成為在美國僅次於通用汽車公司、福特汽車公司的第三大汽車公司。1983年8月15日，艾柯卡把他生平僅見的面額高達8.1348億美元的支票，交到銀行代表手裡。至此，克萊斯勒還清了所有債務。而恰恰是5年前的這一天，亨利·福特二世開除了他。這一年，克萊斯勒公司贏利24億美元——比公司歷年記錄的總和還多。

這實在是一個讓人著迷的創業神話。艾柯卡在眾目睽睽之下被踢出門，而又在鎂光燈下迅速地完成了復仇。他成為了全美人民心目中的偶像。1985年，艾柯卡自傳《實話實說》出版，當年度就創造了驚人的650萬冊的銷量——在此之前，沒有一位美國政治家或企業家的書籍賣到過這個數字的一半。在美國汽車城底特律，在首都華盛頓，人們紛紛在討論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好萊塢的明星里根可以當兩任總統，那麼，擔任過兩大汽車公司總經理的艾柯卡為什麼不可以當總統？的確，那一年參加美國總統選舉的共和黨候選人——當時的副總統布什也坦言：「我要參加下屆總統競選，而艾柯卡就是我的強有力的競爭對手。」

而艾柯卡似乎也對這個念頭動了心，「美國是一個講究實際的民族，讓講究實際的企業家來管理這個國家，是最恰當不過的了」。他甚至還認真地提出了一份日後組閣的名單，其中網羅了一大批當時美國最傑出的企業家，通用汽車公司的總裁、如今被譽為全球第一ceo的傑克·韋爾奇是國防部長的第一人選。在熱心團體的簇擁下，艾柯卡放下公司工作，開始四處演講拉票，「我必須承擔起偉大的使命，是輪到企業家來領導這個國家的時候了」。他大聲疾呼，臺下響起轟天的掌聲。

因為黨派政治的因素——儘管有不少民眾希望他出來競選總統，但是作為美國「兩黨政治」之一的民主黨從來就沒有把他列入候選人的名單，艾柯卡最終沒有去正式參選美國總統。可是，這卻極大地激發出他參與公眾事務的熱情。他常常定期出現在諸如「今日秀」和「larrykinglive」這樣的脫口秀節目中，對各種社會現實進行評論和抨擊，他為80多個商品充當廣告代言，他甚至還在一部名為《邁阿密的罪惡》的電視劇中扮演過一個角色，其中一句臺詞是：「鄧·約翰森，我要把你的心掏出來吃了！」他參加了一個名為「自由女神像百年紀念委員會」的組織，並令人驚奇地籌措到了4200萬美金。

在隨後的幾年裡，艾柯卡的個人價值和知名度一路飆升，但克萊斯勒公司的股票卻在他任期的後半段急落了31%。因寫作《基業常青》而出名的吉姆·柯林斯如此描述這位商業奇才的後期職業生涯：

艾柯卡名利雙收之後，他發現自己越來越難以離開中心舞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推遲自己的退休年限，以至於克萊斯勒的內部人士開始嘲諷他「想一輩子擔任克萊斯勒的老總」。當他最終退休時，仍要求公司繼續為其提供飛機和股權。後來，他甚至同著名的收購藝術家kiekkerkorian聯手發動了針對克萊斯勒的敵意收購，弄得天怨人怒，最後又以失敗告終。在吉姆·柯林斯最近發表的《第五級領導者》一文中，艾柯卡成了「卓有才華但利己主義超級膨脹的第四級領導者」的典範。

「艾柯卡崇拜」的峰迴路轉，生動地呈現出了企業家的職業特徵：它有如此現實的績效標準，任何偏離了這個價值的行為——無論它承擔著多麼崇高的使命或公眾期望，最終都將被證明是可笑的。

附註：

<註釋1>：原罪事件：2002年12月，在「中國企業領袖年會」閉幕式上，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維迎教授提議，政府是不是可以考慮實行一個稅收特免，從現在開始，過去的事既往不咎。2004年1月，河北省政法委釋出一號檔案，其中第7條規定，「對民營企業經營者創業初期的犯罪行為，已超過追訴時效的，不得啟動刑事追訴程式」。由此，關於企業家有沒有原罪(張維迎的行政上司、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厲以寧教授堅持認為，企業家根本沒有原罪)及原罪該不該赦免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三個月後不了了之。

<註釋2>：2003年度「中國百富榜」第91名、重慶力帆集團董事長尹明善多次公開他的疑惑：自己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並無過人的體能，憑什麼擁有那麼巨大的財富？為此，對社會、對員工有一種負罪感，使自己生活得很壓抑。當他深入車間，看到他的員工，不畏寒暑拼命為企業幹活，他常自問：這中間是否存在著不公？這使他常常產生有芒刺在背的感覺，連上街逛書店都覺得有許多眼光在盯著他。

<註釋3>：2003年度《新財富》評出的「大陸內地富豪400強」第8名、河北企業家楊卓舒在《商業領袖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一文中稱：「商業領袖在為人類貢獻物質財富的同時，貢獻著精神財富——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審美取向，這是借有形商品而廣佈於社會的靈魂層面的東西。正因為如此，任何一種商品，包括人對人面對面的服務，都是商品生產者靈魂的凝固物。」

<註釋4>：李海倉事件：2003年1月22日上午，中國工商聯第九屆執委會副主席、2002年度《福布斯》「中國富豪榜」排名第27位、山西海鑫集團董事長李海倉在運城市聞喜縣東鎮遭槍殺身亡。同年，福建輪船公司總經理劉啟閩在辦公室被連捅數刀喪生，浙江億萬富翁周祖豹在家門口遇刺14刀身亡，甘肅長青置業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恩謙在長青大廈遭槍殺，「仇富情結」及「民營企業家的生存環境」一題頓成社會熱點。

<註釋5>：高爾夫停建事件：2004年2月23日，《人民日報》刊出記者調查披露，中國已建176座高爾夫球場，只有1座經國家審批，並對各地的高爾夫熱提出嚴厲批評。此後，深圳、北京、海南等地紛紛急停高爾夫專案。而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則撰文為高爾夫辯護，他認為「高爾夫運動在中國遭遇到了歧視」。他在文章中反問：「有人經常講到不能用公款打高爾夫，難道用公款吃飯就可以嗎？為什麼單要提高爾夫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