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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開會商議提名巡迴法院法官魯斯·巴德·金斯伯格去最高法院就職。這時，該委員會有兩名新成員：來自加利福尼亞的參議員黛安娜·范斯坦（diannefeinstein）以及來自伊利諾伊的參議員卡若琳·莫斯利·布勞恩（carolmoseleybraun）。在范斯坦開始投票之前，其他發言的成員已經吹噓過他們商議最高法院被提名人的悠久歷史。但是，范斯坦表示：「對於我和參議員莫斯利·布勞恩而言，這是我們的第一次。而作為第一次，選擇與自己類似的人就並非巧合了。」范斯坦向被提名人提到。事實上，這確實不是巧合。

比爾·克林頓就任總統的1992年，又被稱為「女性之年」，因為女性在全國不同層級就職的數量開創了歷史新高。最高法院在「女性之年」發揮了出乎意料的作用。1991年喬治·布什提名克拉倫斯·托馬斯為大法官，俄克拉荷馬州的法學教授安妮塔·希爾（anitahill）指控克拉倫斯在工作期間對她性騷擾。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召開了一場針對此事的聽證會，被廣為播報。之後，托馬斯以52∶48確認通過。對托馬斯的確認在相信希爾的人群中引發了強烈抗議，他們認為一個完全由男性構成的司法委員會對希爾以及性騷擾問題進行錯誤處理。1992年11月之後的政界與幾周前相比可謂風雲突變。

在克林頓（一名對於其政治遺產有著敏銳觀察力的前憲法學教授）任職僅3個月後，最高院大法官席位就出現了空缺，克林頓註定會創造歷史。他認識到了提名第二位女性成為最高院大法官的意義。黛安娜·范斯坦和卡若琳·莫斯利·布勞恩入選參議院，環境已經發生改變，很少有女性會比克林頓提名的魯斯·巴德·金斯伯格更加「正當其時」。那是一個奇妙時刻。

全力以赴

由於想要提名一位才華橫溢、教育背景上佳、經驗豐富而又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候選人，克林頓考慮良久。這並非完全是他的過錯。他的第一選擇是迷人又充滿魅力的紐約州州長馬里奧·科莫（mariocuomo）。他認為科莫像之前另一位由州長轉任為大法官的厄爾·沃倫一樣，可以說服由共和黨主導的法官團成員作出更加稱他心意的判決，而非僅僅是另一張自由派投票。以優柔寡斷著稱的科莫讓總統等待了數月。在白宮，似乎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理想人選。一些人夢想提名傑出的憲法學者，例如，哈佛的拉里·特賴布（larrytribe）。另一些人認為任命沒有法學學位的人是明智做法（這可以，但未有先例）。克林頓非常中意他的內務部部長，聰明善辯的布魯斯·巴位元（brucebabbitt）。重要的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共和黨成員奧林·哈奇（orrinhatch）希望提名他的朋友——泰德·肯尼迪（tedkennedy）的前參謀長，後來成為第一巡迴法院法官的斯蒂芬·佈雷耶。

由於克林頓在猶疑，金斯伯格的提名變得困難。甚至她辭世已久的母親西莉亞·阿姆斯特·巴德（celiaamsterbader）也發揮了作用。巴德的侄女貝斯·尼·阿姆斯特（bethnéeamster）嫁給了紐約參議員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danielpatrickmoynihan）一位名叫斯蒂芬·赫斯（stephenhess）的好朋友。他和莫伊尼漢曾一起供職於尼克松時期的白宮政府，而後赫斯就職於華盛頓強大的中立智庫布魯克林學會。貝斯的丈夫出面採取行動，聯絡了參議員莫伊尼漢。莫伊尼漢後來成了貝斯最佳的擁護者。雖然他倆從未見過面，但睿智的哈佛前教授莫伊尼漢通過金斯伯格的著作和觀點了解到這位傑出的哥倫比亞前教授。在某種程度上，對莫伊尼漢而言，金斯伯格就如同一位結交已久的老友。莫伊尼漢在一次採訪中提到，正是金斯伯格關於司法尊重立法機關的觀點吸引了他。當然，金斯伯格出生於布魯克林這一點並無大礙。

春光緩緩流逝，對被提名人的選擇有舉足輕重作用的白宮顧問伯納德·努斯鮑姆（bernardnussbaum）突然接到了他在紐約大學法學院一位朋友的電話，詢問努斯鮑姆和他的妻子是否願意參加在弗吉尼亞郊區附近豪華的小華盛頓酒店舉行的六人晚宴。另外一對夫妻是他的朋友，馬丁和魯斯·金斯伯格。「我當然知道他們想要幹什麼，」努斯鮑姆說，但那個夜晚很美妙，「我真正看到她靠近。所有的一切都產生了影響。對我個人而言，印象深刻。」

莫伊尼漢與總統一起乘坐空軍一號從華盛頓飛往紐約，他利用這個機會為他的候選人進行遊說。但金斯伯格是一位書生氣的上訴法庭法官，正是克林頓表示不中意的「腳註人」型別，而非一個能說服其他法官支援其意見的政治家型別。同時，金斯伯格那時已經60歲了，而白宮成員期望的是能與年輕的克拉倫斯·托馬斯抗衡的更年輕人選。

隨後反對提名金斯伯格的意見浮出水面，而且是來自意想不到的陣營：左派。金斯伯格的整套方法論是建立在男女在法律上的相似性和平等性之上的。自從1970年她的女權主義思想覺醒以來，其他對幫助女性的策略提出疑問的人物就開始出現。例如，一些人提出，即使女性與男性存在區別——儘管或甚至因為這些區別，但她們仍有權享受賦予其權利的政策措施。

上述反對也在意料之中：所謂「革命」早從巴士底獄時代起就開始消耗它的青春。植根於學院和大學的女權主義被懷疑為不切實際的理論。事實上，就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魯斯為了舒適的終身法官職位而離開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之時，兩項基於區別理論的新興運動就獲得了真正的關注——每一項都是對魯斯終生事業的挑戰。

上述兩種運動都以金斯伯格的組織原則為目標：男性和女性本質上都希望實現人類繁榮的共同目的，因此應當被許以相同的選擇權。凱瑟琳·麥金農的工作成果對於法庭認定性騷擾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她主張男性以對女性特有的方式主導女性。金斯伯格平等理論的核心在於否認男性和女性在憲法下應被推定存在區別，這通常被稱為「反傳統原則」。麥金農不贊同這一觀點。她認為，甚至男性之間都存在區別，我們不應該要求女性克服千年以來受壓迫的傳統，為了主張社會福利而與男性看齊。這樣使女性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的政策和實踐（如不支援產假）自然是非法的。自80年代晚期，她開始正面攻擊金斯伯格幾十年以來實行簡單平等理論的成就。她提出，金斯伯格的大部分成果剝奪了女性享有的為數不多的有利條件，如寡婦的選擇權。她竟然還代表過男性原告！麥金農主張，女性是不同的。問題不應該是金斯伯格提出的「與同等男性相比，她們是否得到了區別對待」。而應該是：考慮到生理狀況、歷史和社會權利，她們是否受到了男性從來不會遭受的惡劣對待？

女性是不同的，哈佛心理學家卡羅爾·吉里根（carolgilligan）同意對金斯伯格理論第二項的質疑。女性甚至連思考方式都不一樣。當遇到一個道德問題，例如，是否應當墮胎時，女性考慮的是她們的行為對社交圈的影響，而非僅僅是對自身的影響。吉里根得出結論稱，不能說女性比男性更優或更劣，但她們確實發出了不同的聲音。儘管吉里根並非律師，沒有像麥金農那樣直接對金斯伯格提出挑戰，但她的觀點暗示——女性在做決定時，會與處在相似處境的男性作出極為不同的決定。如果不同的聲音仍是有價值的，吉里根的主張像麥金農一樣，比金斯伯格僅僅主張不要預先將女性固化為不同型別的觀點更具野心。儘管金斯伯格「平等女權主義」的畢生事業在當時如此激進，但還未持續十年，就受到了號召在不有損於女性的前提下承認女性區別的挑戰。「區別女權主義」，正如該新觀點的名字一樣，比金斯伯格的理論更為強勢，但也更為危險。無論區別是源於更易受到傷害還是基於不同的道德觀，從區別到歧視往往只有一線之隔。

儘管這些新思想顯現時金斯伯格還就任法官，但她在政治上並沒有完全保持沉默。她一反常態地公開表達了對麥金農的不喜。70年代晚期，當她在哥倫比亞法學院聽了麥金農關於色情文學的演講後，一向尊重自由言論傳統的金斯伯格對她的一位朋友說道：「這個女人論調很壞。」1988年，她甚至直接對麥金農進行了攻擊：「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女性權利專案，確實不如在一個男性不定義女性地位的純理論化世界裡闡述觀點那樣大膽。」但是，她的訴訟也曾意在「動搖女性的隔離領域」。比起麥金農更具野心地主張對被歷史和文化弱化的女性提供保護的觀點，更令金斯伯格討厭的是麥金農對自己和其他先行者努力的不尊重。麥金農加入該專案之後，金斯伯格就提到兩個字：「傲慢」。

金斯伯格對不同的聲音持更為審慎的態度。面對類似的主張時，她在1991年5月承認：「一些結論，沒有可靠依據就認為男女思維方式明顯不同……我持剋制或迴避態度。」巧合的是，在1991年，不同的聲音傳到了更不具有學術傾向的大法官桑德拉·戴·奧康納的耳朵裡。一位不靈光的法學教授建議，奧康納的判決可以被當作「不同聲音判決」的範例，而奧康納明顯被這種觀點惹怒了。在1991年於紐約大學舉行的麥迪遜系列演講中，奧康納花了大部分時間將這些意見譴責為危險的時代倒退，認為此類建議又回到了曾認為女性過於纖弱而無法從事法律職業及民主投票等複雜活動的時代：「諷刺的是，再次提出女性是否僅因為生為女性就存在區別的這個問題，讓人想起了我們曾努力拋諸身後的古老成見。但是，不畏歷史的迴響，越來越多的作者指出女性以不同於男性的方式從事法律職業。一位作者甚至得出結論，我的意見從一種獨特的女性視角出發，從而與我的同事們不同。」奧康納演講的幾個月之後，上訴法院法官魯斯·巴德·金斯伯格收到了最高院辦公室傳真來的奧康納評論的副本。接下來的一年，金斯伯格法官同樣選擇了麥迪遜演講這一工具來表達她對女權主義的信條，即關於墮胎案（羅伊案）判決的異議。金斯伯格重申並強調了她在1984年首次闡述該案件時的批判。她顯然非常關注因墮胎問題而產生的政治摩擦，特別是與她在70年代精心籌劃的相對平穩的平等革命首秀相比。她主張：「一個更不具有概括性的羅伊案（該案僅剔除了極端的得克薩斯法律，而沒有走得更遠）可能已經減少爭議而不是加劇爭議。」她認為墮胎不同於學校隔離，因為女性同時扮演著妻子、女兒和姐妹的角色。當人們的身份交織在一起時，政治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一旦女性發現了她們遭受不平等待遇的非正義性，她們可以在「家」（從字面意義上講）教育她們的「壓迫者」，也許之後男性將停止試圖以犯罪的墮胎法律來壓制他們的妻子、姐妹和女兒。相反，她提到，少數群體被絕望地與多數群體隔離，因此只能通過法院尋求進一步的改變，別無他法。

現在看來，最妥帖的觀點反倒是金斯伯格的強烈反對並非正確。女性不同於那些少數群體根據權利的內容而被深度區分的情況，她們在「壓迫者」家庭中的分工使她們不僅有機會教育「壓迫者」，還使她們有機會平等地推動這項運動。在女性的想法裡，宗教可能會發揮強大的作用。在最高法院對羅伊案下判時，對墮胎權的強烈反對就已經如火如荼地展開。而最高法院無論做什麼，都不會延緩對具體墮胎權或女性普遍權利的牴觸。

但無論對錯，金斯伯格都在最不正確的時機作出了評論。當她在麥迪遜這個公開論壇表達她對羅伊案判決的譴責時，拜倫·懷特大法官宣佈辭職，於是克林頓總統有了一個空缺需要填補。金斯伯格的名字出現在了最初的大多數長名單中。但白宮調查者瞭解到，「某些女性團體」領導人並不認同金斯伯格成為候選人，全國墮胎權利行動聯盟中具有影響力的凱特·米歇爾曼（katemichelman）就是其中之一。並非由於激進的學術派女權理論者是國家政治圈的重要參與者，而是最高法院大法官席位的競爭非常激烈，以致任何的反對或問題都構成對提名極大的威脅。很快金斯伯格不再成為揣度的物件，其他名字成了焦點。

對金斯伯格冷卻數週之後，斯坦福法學教授芭芭拉·巴布科克（barbarababcock）在早上7點鐘接到了馬丁·金斯伯格的電話。「那些東海岸人，」巴布科克說道，「他們起床了，雖然在我們這裡還太早，但只要認為電話內容非常重要，他們無論如何也要打電話的。」巴布科克是少數傑出的女性主義法學教授之一，她甚至有資格向白宮保證魯斯是女性運動的傳奇人物。「他完全肯定我會為魯斯挺身而出，」巴布科克回憶到，「而且事實上，他是正確的。」巴布科克聯絡到她以前的學生——白宮副顧問謝麗爾·米爾斯（cherylmills）為金斯伯格進言。馬丁的跟隨者寄來了太多的信件，以致白宮沒有一個人能把它們全部讀完。斯坦福和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寫信了。得克薩斯州女州長，民主黨人安·理查茲（annrichards）寫信了。（她因在1992年民主黨全國大會上引人注目的表現而成為新晉名人。）罕見地，非裔美籍共和黨人的堅實擁護者、吉拉德·福特的交通部長威廉·科勒曼（williamcoleman）也寫信了。但克林頓仍渴望科莫，並且更傾向斯蒂芬·佈雷耶。

然後，舉止優雅、具有貴族氣質的法官佈雷耶［或是他的英國妻子喬安娜·弗裡達·哈雷·佈雷耶（joannafredaharebreyer）閣下，或者嚴格來講是他們倆］被發現沒有給他們的家務人員支付社會保險稅，同樣的問題也使得克林頓內閣的兩名成員的任命失敗。儘管白宮的一些人認為佈雷耶是解決1993年「保姆稅」問題的最佳候選人，但事實上克林頓不希望再發生任何突發事件（金斯伯格在她漫長的工作生涯中有過許多的工作人員，而她的稅法律師丈夫總能打理得井井有條）。

所以，金斯伯格的名字又重新進入了人們的視野。許多評論家將此歸功於總法律顧問珍妮特·雷諾（janetreno）（人們認為克林頓會向她諮詢），認為她向總統提起過金斯伯格。努斯鮑姆認為金斯伯格基於她在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歷史性地位，會是一個好的選擇。在一定程度上，一些訊息源歸功於馬丁·金斯伯格發掘了一段引言——克林頓瞭解到金斯伯格那不為人所喜的哈佛院長歐文·格里斯沃爾德將她稱為女性運動中的瑟古德·馬歇爾。克林頓向伯尼·努斯鮑姆承認，「她聽上去確實不錯」，但總統曾聽說她很「酷」。「嗯，」努斯鮑姆說道，「我和您提過我在三週之前跟她共進過晚餐吧？她丈夫給我打了電話。我知道他們想幹什麼，但我還是跟她共進了晚餐，事實上她是個很隨和的人。」

努斯鮑姆說，所以他給金斯伯格打電話讓她來白宮。「啊，不，」這位法官說道，「我們剛從佛蒙特州回來，而且我穿的是便裝。」畢竟那是星期天。「不用擔心，」努斯鮑姆向她保證道，「總統將在打完高爾夫後回來。我向你保證你不用擔心。」他去水門接她。他說，她身著非常得體的上衣和褲子，距離去白宮時會選擇的理想著裝只差一線。

他們到達白宮裡長走廊盡頭的總統房間時，總統出現了，無可挑剔地穿著一套海軍藍西服和襯衫，打著領帶。原來那個星期天，比爾·克林頓選擇了去教堂而非去打高爾夫。「伯尼，你之前怎麼告訴我來著？」她問道。「不要擔心，」他向這位華盛頓巡迴法院以完美穿著著稱的女士回答，「一切都會很順利。」

一個半小時之後，總統打電話告訴努斯鮑姆他們已經結束談話了，他可以將金斯伯格送回水門。

努斯鮑姆回到白宮時，克林頓說他已經作出了選擇。這兩位前法學教授大部分時間聊了聊她的孩子和其他個人情況，沒什麼嚴肅內容。「我打完籃球后就打電話給她。」克林頓漫不經心地說，而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努斯鮑姆也就不好再說什麼催促克林頓儘快決定。但他知道金斯伯格肯定坐立難安，所以努斯鮑姆自己給金斯伯格打了個電話。他不能告訴她已經被選中，只說了能夠說的。「魯斯，」他說，「我不知道你正常就寢的時間是什麼時候，但今晚不要睡得太早。」

然後，他說他聽到電話那頭傳來哭泣的聲音。

比賽開始

第二天，高大的總統先生與身高未及他肩膀的法官金斯伯格出現在了玫瑰花園，宣佈提名人的時刻到了。金斯伯格穿著一件漂亮的藍色大衣，一貫的馬尾辮上繫著一條藍色大緞帶。她感謝了很多人。她感謝了女權運動及促使其湧現的種族運動。最後，她懷念了她的母親，說希望可以達到母親本可以達到的高度。如果她母親生活在一個女人也可以和男人一樣有所作為、女兒也可以和兒子一樣得到珍視的時代，那該有多好。

一旦被提名，「金斯伯格不通過確認的機率為零」，克林頓的顧問喬爾·克萊因（joelklein）稱，他的工作是帶金斯伯格通過整個流程。在華盛頓巡迴法院，金斯伯格已經累積了一個相當中立的記錄，她對刑事犯罪很嚴厲，有時也會支援商業。共和黨人已經對該任命表示了祝賀和讚賞。而且與往常一樣，金斯伯格在介紹時的冷靜和絲毫無誤的舉止廣受讚譽。但是，魯斯·巴德·金斯伯格很緊張。「她以如同投票結果會是51∶49的情況來準備聽證。」克萊因回憶。她不分晝夜地給他打電話。他們如果問這個問題怎麼辦？他們如果問那個問題怎麼辦？

自從最高院候選人羅伯特·伯克（robertbork）在1987年向參議院闡述了他的法律哲學卻以失敗告終後，所有在最高院確認過程中的參與者都認識到規則就是保持沉默，或者至少是給出你能夠接受的最簡短回答。伯克法官的經歷導致了一個動詞「borking」的產生，意思就是為了否決一個被提名人，就讓他闡述他奇怪的、邊緣化的信仰。在那之後，白宮指導他們的被提名人運用類似第五修正案的原則進行辯護：我禮貌地拒絕回答，因為該問題以後可能出現在我的案件中。「沒有人因保持沉默而失敗。」克萊因回憶。喬伊·科勒爾嘗試過，但金斯伯格讓她此時的看護者感到不快。7月14日，白宮法律顧問羅恩·克萊因（ronklein）向克林頓的顧問大衛·吉根（davidgergen）寫信提到，他預計在聽證中可能會出現問題。克萊因說，問到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時，「她有為一些相當極端的自由派觀點進行辯護的本能」。「她也樂意為自由聯盟的機構性質以及它在美國社會的重要性進行辯護。」她永遠會回答問題，並且對問題吹毛求疵。克萊因繼續提到，儘管如此，不要告訴她我們希望她怎麼做。她不認為她的利益和我們的利益是一致的。

而結果是，在聽證會上她所表達的司法觀點相當謹慎。儘管她的順從出人意料，但其實確認聽證會事實上仍提到了許多關於她的資訊。如全國女法官協會在之後在給她的t恤上寫的，有一點迅速變得清晰：「我是魯斯，而非桑德拉。」（前述協會也給了奧康納相同的t恤，上面寫著「我是桑德拉，而非魯斯」。）最高院第二位女性大法官比她的律政姐妹看上去更接近自由派。在重大事項上的觀點也一樣。

在1987年的民權法案案件，約翰遜訴聖塔克拉拉案（johnsonv.santaclara）中，奧康納把布倫南大法官惹怒了。因為她堅持採取《民權法案》計劃的那位僱主，必須承認之前可能違反了《民權法案》（布倫南獲得了多數投票，奧康納提供了協同意見，但仍然惹怒了布倫南）。金斯伯格被問及如何看待實施平權行動，她說同意布倫南的觀點：「有時候對一個社會而言，更好的做法也許不是把人們推上牆頭，然後強迫他們說，是，我是一個歧視者。」「在一場激烈論戰中，更好的做法也許是追求自願行動，以及常常考慮到存在相反利益的可能……」金斯伯格表示願意推動私人機構，如僱主承擔起改善工作環境的責任。

她同樣認為，自卡西案以來，在新的墮胎判決中對女性的嚴格限制與早先案件中賦予女性的墮胎權利不一致：「所以，我必須說的是，這些……判決存在張力關係，而我希望這些關係儘早得到解決。」在此後沒有如此敏感的麥迪遜演講中，金斯伯格表達了對卡西案施加繁多限制的多數意見的看法：當大法官們接受明顯違反羅伊判決的賓夕法尼亞法法律條款時，「那些大法官們未能仔細考慮女性處於困境當中，她們對克服這些限制束手無策」。

雖然金斯伯格在一些特定案件上不同意奧康納的觀點，但她還是認可，通常而言，奧康納是運用憲法解釋重大問題的典範。只要對憲法有一個首要認識，奧康納就會採取一種中性的社會學分析方法來判定主張新權利的案件。雖然不渴望推翻先例，但她願意考慮在某個特定領域的權利的社會概念是否已經發生改變。她認為法院有一定義務尊重人們主宰自我生活的願望。早在霍根訴密西西州比一案中，當她投出了決定性的第五票以否決護理專案必須純粹由女性參與時，此種開明的思想就已經在她的身上顯現。無論起草人在內戰後的1867年起草第十四修正案時對性別歧視持何種看法，奧康納在1981年認為，人們希望對基於性別的武斷劃分施加一些限制。此種開明想法將她與斯卡利亞大法官區別開來。斯卡利亞在大多數時候會讓時間停留在憲法被制定的時候。

1989年，斯卡利亞大法官試圖將他嚴格解釋的規則悄無聲息地納入多數判決意見中。他建議，傳統的實踐不能因新近提出的權利主張而被廢除。毋庸贅言，斯卡利亞的時間穿梭會廢除前60年的大多數法律理論。但奧康納和肯尼迪都反對他的這種觀點，從而使得對他「腳註妙計」的支援減少到了少數兩票。聽證會上，金斯伯格採用了奧康納關於憲法解釋的立場，即允許法院擁有一定公允的裁量權，帶領憲法脫離「假髮時代」。向最高法院前進，第二位女性大法官同意了第一名女性大法官的觀點：憲法需要搭載前進的列車駛向當前世界。

但是，她們對於當前世界的願景非常不同——當然並不是因為她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事實上她們的生活如此相似，以至於在某種程度上，混淆桑德拉和魯斯是可以理解的，更何況她們的年齡只相差3歲。到了1993年，她們都富有而且享有很大的話語權。魯斯居住在豪華的水門公寓，而桑德拉居住在切維·切斯（chevychase）。子女都已成人，且丈夫都收入頗豐。她們經常在華盛頓國家劇院或華盛頓國家劇院律師協會的晚宴相遇。不在法官席上時她們經常四處旅行，在風光秀麗的地方，如佛羅里達和薩爾斯堡演講和教學。

在確認提名的過程中，事實表明金斯伯格已經打算常常瞭解她優渥生活之外的世界。她說道：「我和我的書記官經常做的事情是，每隔兩年，如果他們願意，參觀地方監獄和距離最近的洛頓監獄（lortonpenitentiary）。我們參觀了曾是聯邦物業的聖·伊麗莎白之家，現在用於關押在刑事上被認定為精神失常的人。我這樣做是為了讓自己和書記官瞭解這些場所。大多數書記官會繼續在大型律所裡從事公司業務，而不會了解影響大多數人的法律。這是我將繼續堅持做下去的事項之一。」

儘管白宮成功控制了金斯伯格在聽證會上讚美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傾向，但金斯伯格的右派反對者還是敏感地意識到，這位偶爾會在上訴法庭投出保守票、舉止溫和的女權主義者可能會對他們不利。他們因無法對她進行任何牽制而感到不快。在與保守黨團的領導者，霍華德·菲利普斯（howardphillips）進行熱烈討論後，參議員奧林·哈奇（orrinhatch）清楚地表達了國會共和黨的立場。這時正是克林頓總統執政早期。共和黨已經輸了1992年的大選，因此不會糾纏對於金斯伯格的提名：「所以不要試圖以政治化的方式或非要選擇一位反對墮胎的人而改變最高法院。」哈奇告訴菲利普斯，「我們有一個持這種想法的總統，而他選擇了一個與他意見相同的人。他有這樣做的權利，而這才是重點。」

投票結果是96∶3。

辦公室如家

對於最高法院而言，這位新晉大法官在許多方面都是新鮮的，而不僅是她的新晉身份。之前的大法官為了與其他所有大法官同在第一層辦公，總是屈就，寧可選擇條件差一些的辦公室。但金斯伯格沒有如此。她願意以與其他同事距離較遠的代價，來換取在第二層一個更棒的自己獨立的辦公室。她打破了最高法院既有的裝修風格，換上了透明的窗簾、淺色簡樸的地毯，掛上了從國家美術館借來的和她自己收藏的現代畫，以及在那之下襬上了20世紀中期標誌性的現代艾里爾·沙裡寧鬱金香餐桌。她的辦公室如同她的家一樣現代奢華。

辦公室裡聚集著家人。「對金斯伯格大法官而言，書記官都是家人。」她的第一任最高法院書記官曼格·斯蘭格（margoschlanger）表示。畢竟，她是以挑選家人的標準來挑選他們的。第一，如同家人一樣，他們必須同她相似，不是指外表相似，而是在他們班級名列前茅。曼格·斯蘭格來自以不對學生進行排名而著稱的耶魯，但她在班上成績優異而且贏得了表彰出色文案工作的文森獎（vinsonprize），並擔任了法律期刊的編輯。這都能說明她的能力。雅麗·大衛·施策爾（yaliedavidschizer）同樣在班上成績優異，也擔任了法律期刊的編輯。肖恩·多納休（seandonahue）在芝加哥大學以最高榮譽畢業；大衛·波斯特（davidpost）是喬治城大學的優等生。如魯斯一樣，亞歷山大·夏皮羅（alexandrashapiro）在哥倫比亞大學是班上的第一名。能進入最高院書記官團隊的人一般都具有很強的文字功底。魯斯尋找的是更為本質的特徵。她希望「有些關係」的人來。在書記官中眾所周知的是，就如芝加哥本地政客的名言所說，金斯伯格不會想要「沒人推薦的無名小卒」。

《耶魯法學雜誌》的編輯斯蘭格——她的父親邁克·斯蘭格（michaelschlanger）與馬丁·金斯伯格一起在長島長大。他們兩家參加了同一個高爾夫俱樂部。而且在他們長大後很長一段時間，每年曼格的父親都會與同為紐約州律師的馬丁·金斯伯格一同出去打幾次高爾夫球。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魯斯所在59級班上為數不多的女學生的後代都成了書記官——無論是金斯伯格任職於巡迴法院期間的大衛·戈德伯格（davidgoldberg），還是她任職於最高法院期間的大衛·施策爾。1991年，所有的書記官都知道肖恩·多納休（seandonahue）應聘金斯伯格1992年巡迴法院書記官的職位具有優勢。他是詹姆斯·金斯伯格在芝加哥法學院的同學（在金斯伯格去最高法院之前，她在巡迴法院的書記官也大都會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書記官；如戈德伯格是蘇特的書記官，而多納休是史蒂文斯的書記官）。她的策略是選擇與她頗有淵源，並且更重要的人作為書記官，而非僅僅是參考寫手。所有的候選人都是精英，她只是在搭建值得信任的關係圈。

也許在早期，她最喜歡的書記官是大衛·波斯特，他是她最初在地方法院的書記官，而後又到了她的最高法院辦公室。波斯特獨特的魅力在於他如同斯蒂芬·維森菲爾德一樣，打破了性別角色的傳統模式。他第一個孩子還很小的時候，就承擔起了主要的養育責任，讓妻子得以工作。「那是我做出的最好的職業選擇。」波斯特提到，因為這使得他第一次擔任金斯伯格書記官時就得心應手。第二次擔任金斯伯格的書記官時，他已經在照顧第二個孩子，在他整個書記官生涯中，一直如是。「她是你能夢想到的最好的老闆。」他說，「她根本不介意你是早來晚來或是乾脆不來，只要你把工作完成了。」

在許多方面，與魯斯·巴德·金斯伯格的交往是一種緊密相連的關係。1993年4月，她注意到維森菲爾德的孩子傑森（jason）正在申請法學院。魯斯建議他將傑森送到她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女兒那裡去。正當維森菲爾德琢磨著金斯伯格的信可能會激勵他的孩子時，這封直接寫給傑森的信就來了：「親愛的傑森，我從你的父親那裡聽到你要申請法學院的好訊息。我的女兒簡，現在在哥倫比亞法學院教書，她會很願意跟你聊聊。」她修改了傑森的申請信。一年之後，她打電話祝賀斯蒂芬的孩子被錄取了。「謝謝您的電話，」斯蒂芬寫道，「傑森對於被哥倫比亞錄取萬分激動。」還有大量這樣的故事。在某一年情人節，她將所有已婚的或已訂婚的書記官帶到華盛頓一家名叫亞洲諾拉（asianora）的餐廳吃晚餐。晚餐之後，他們收到了裡面夾有情詩的幸運餅乾。

金斯伯格也沒有忘記她的猶太人身份。作為她們那一代的第一位猶太大法官，最高法院的書記官立即與她聯絡請求解決一個猶太問題。傳統的猶太律師偶爾會被拒絕將他們就職證書的年份描述為「我主之年」（theyearofourlord）。以金斯伯格典型的行事風格，她啟動了一項關於地方聯邦法院實踐的調查。瞭解到一些法院已經修訂了證書，以避免冒犯非以耶穌誕辰作為元年的律師，她給首席大法官寫了一封信要求改變實踐中的做法。正因為寫了報告，她為此備受指責。「一位同事問我，‘你為什麼要摻和這件事？對於布蘭代斯而言已經足夠好了，對於卡多佐和法蘭克福特而言，也足夠好了。’」我說：「打住。對金斯伯格而言還不足夠好。」儘管金斯伯格沒有透露反對的聲音來自哪裡，但她的一名書記官認為倫奎斯特大法官不太高興，布萊克門大法官的一份含有討論記錄的檔案顯示，「我們管得太多了」。但無論如何，最高院同意改變它的做法，並允許人們選擇他們就職檔案中的措辭。

與對第一位女性大法官潮水般的關注和祝賀不同，第二位女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宣誓就職僅僅是和「司法界同事、大家庭成員以及最親近的朋友」一起，在白宮東廳舉行了一個小範圍的活動。除了因白宮顧問文斯·福斯特的自殺醜聞而來到現場的記者，並沒有很多媒體趕來。但無論如何那是一個大日子。正如格洛麗亞·斯坦因辦公室給維森菲爾德的信中寫的那樣：「現在魯斯·巴德·金斯伯格已經被確認了，我們保證現在最高法院擁有了一個真正的女權主義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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