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篇

對最高法院而言，雖然同等對待鰥夫和寡婦很困難，但是平等保護男女大學生應該不是難事。新生代年輕女性正在飛速變化。1974年，除了溫伯格訴維森菲爾德案和陪審團案，最高法院還審理了斯坦頓訴斯坦頓案（stantonv.stanton）。這是一起猶他州的離婚案，女方申請撤銷離婚協議裡繼續支付女兒撫養費的條款，因為她已年滿18歲。猶他州法律規定，年滿18歲的女孩兒已經成年（甚至接近適婚年齡），因此她們不再需要被撫養。而猶他州的男孩兒則需要被撫養至21歲，想必這樣他們才能上大學。鮑威爾大法官打算審理這起不平等的子女撫養費案件，佩妮·克拉克和他說：「原諒我的憤慨。這種對男女行為差異的假設，特別是關於女性不必自食其力的假設，構成了對女性經濟歧視的核心。」1975年，在沒有金斯伯格的任何幫助下——她沒有參與此案，最高法院認定猶他州法律違憲。只有倫奎斯特大法官投了反對票。

斯坦頓案之後，金斯伯格代理了戈德法布案。她為該案的繁重工作做準備時，又出現了另一起涉及男女平等的案件。俄克拉荷馬州允許女孩在18歲時就可以飲用3.2度的啤酒，而男孩兒則必須等到21歲。人們的異議和不滿充斥了超市。相關的，被稱作淡啤酒案的克雷格訴博倫案（craigv.boren）本來也應該是一起簡單案件。遺孀案件之後，為保護年輕女性而設定的區別對待並沒有引起爭議。但金斯伯格認為該規定是荒謬的。鮑威爾大法官的書記官克里斯蒂娜·惠特曼（christinawhitman）認為此案是「愚蠢的」。然而案件裁決結果比3.2度啤酒更加讓人「醉意上頭」，因為這一次，俄克拉荷馬州證明了區別對待的正當性：男孩酒駕遠多於女孩。從技術上來講，法律的歧視物件是幾乎不可能成為受害者的男孩。當年輕女性被未醉酒的市民傷害時，法律究竟應該如何對待年輕女性呢？地方聯邦法院支援了俄克拉荷馬州的法律，金斯伯格也詢問了作為飲酒者的律師是否幫得上忙。

比起金斯伯格先前對地方律師的態度，她對克雷格那位來自俄克拉荷馬州的律師弗萊德·吉爾伯特（fredgilbert）溫和了一些。她提議，如果律師不想讓她為其撰寫訴狀，或者放棄所有在最高法院口頭辯論中獲得樂趣的意圖，她可以僅充當法庭之友的角色。這兩位民權律師進行了一場遠距離的紳士過招：他忙於起草棘手的辯護狀，而她在律師撰寫訴狀的過程中，認同了他的觀點。等到第三輪辯護詞完成時，她採取了一些策略，如發給他「適當答覆的想法」。在她的案子——卡利法諾訴戈德法布案（califanov.goldfarb）的口頭辯論之前，她先安排了克雷格訴博倫案的口頭辯論，且都定在了1976年10月5日這一天。但律師發揮得很糟糕。由於金斯伯格沒有為俄克拉荷馬州的案子辯護，因此法官直到她站出來為戈德法布案辯護時，才提了一些在上一個案件中有所保留的問題。這都無關緊要。在她的指導下，吉爾伯特的辯論重點變成了讓法院意識到，實際上它已經建立了一項更高的法律標準——基於性別歧視的法律也許不如基於種族歧視的法律那樣障礙重重，但顯然也不是之前提到的，金斯伯格在1970年開始行動時那樣了。

顯然，一次對性別歧視性法律更為徹底的複審，正是她從「愚蠢的」淡啤酒案中得到的。俄克拉荷馬州關於道路安全毫無意義的統計證據未能說服法院，因為這一項過時且「愚蠢的」法律只會讓所謂的憲政主義充斥於性別歧視領域。布倫南作為資深自由派，至少有7票在手——除了保守的倫奎斯特及沃倫·伯格大法官之外的所有人——都支援廢除性別歧視法律。（此外，伯格剛剛轉變為反對男女平等的立場，而倫奎斯特仍然強烈反對為性別歧視創設任何特殊標準，甚至提議退回到1970年金斯伯格介入裡德訴裡德案之前的狀態。）布倫南再次將撰寫判決的機會留給了自己。

因此，儘管布倫南從未在主張像對待種族歧視一樣嚴格對待性別歧視方面得到5票支援，但他仍舊堅持逐步提高性別歧視法律的審查標準。由於鮑威爾的書記官泰勒·貝克（tylerbaker）時刻像熱導彈一樣準備就緒，所以我們後來人有幸能夠確切瞭解布倫南挑戰極限的程度。在初稿中，布倫南打算這樣裁決——「為了迎接憲法的挑戰，先決判例建立的性別分類必須服務於重要的政治目標，並且必須與實現這些目標的路徑基本相關。」「等一下，」貝克在一份備忘錄中指出，你所稱「重要的」標準從何而來？這在先前的任何判決意見中從未出現過。然而，布倫南僅僅將魯斯·巴德·金斯伯格經手的重大案例（以及猶他州青少年的非屬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案件）羅列出來，就輕鬆反駁了質疑。他指出，法院一個接一個地駁回了關於區別對待兩性的觀點。在裡德案中，它否定了行政便利原則；在弗朗蒂羅案中，它否定了過於寬泛的普遍原則；在溫伯格訴維森菲爾德案中，它保護了職業女性；最後，在斯坦頓訴斯坦頓案中，它保護了猶他州斯坦頓的女兒，否定了關於女性家庭地位的錯誤思想。如果把法院所否決的規定綜合起來，你會發現有關性別歧視的法律幾乎不可能被維持。一路走來，早有倡導者準確指出，這已經提高了區分性別法律的合憲性審查標準。鮑威爾寫了一份獨立意見，同時表明他不喜歡上述觀點，但他不得不「坦率」地承認諸如法律變遷這樣的事情已然實現。

距今遙遠的薩莉·裡德案中早有鋪墊，金斯伯格甚至為戈德法布案中貪婪的鰥夫贏得了勝利。克雷格訴博倫案的6個月後，她知道了最高法院作出了對其有利的判決。戈德法布案的投票結果是5∶4，與她勝訴的其他案件相比，票數結果接近得多，但面對九位男性大法官，讓他們接受鰥夫的請求是一項更難的工作。「哇哦！」1977年3月2日，她給自己最看中的當事人斯蒂芬·維森菲爾德寫信，「戈德法布，5∶4贏了！……如果沒有在你的案件中確立的先例，我們絕不會取得這樣的成功。」

如果現在我的朋友能理解我

戈德法布裁決一週後，金斯伯格作為「十大塑造未來的教師」之一登上了《時代》週刊，與後來在布什訴戈爾案中聲名大噪的哈佛大學傳奇憲法學大師勞倫斯，以及致力於廢除死刑的安東尼·阿姆斯特丹等人齊名。她在《紐約時報》上傳達了平權修正案的立法宗旨。她在參議院做證，證明延長平權修正案批准期限具有合憲性。她甚至以平權修正案為題材給icosmo/i雜誌寫文章！她的女兒簡在芝加哥大學讀書時，通過一篇在研討班中的論文讓菲利普·庫蘭印象深刻；到哈佛大學法學院後，在叱吒風雲的《哈佛法學評論》上緊跟她母親的腳步。至於詹姆斯，多年來致力於校園騷擾電話問題研究，近來他發現計算機是一門引人注目的學科，並利用在法國當交換生的機會度過了愉快的夏天。金斯伯格還和馬丁慶祝了25週年結婚紀念日，她說這是「近來難得的開心事」。

1977年，金斯伯格獲得了著名的貝拉吉奧中心為期一個月的駐校工作機會。貝拉吉奧中心下屬於洛克菲勒基金會，位於一座坐落於義大利科莫湖（lakecomo）上的城堡。她寫了一篇文章，內容是她經手的訴訟對憲法平等的影響。「無比神聖」，她寫信給斯蒂芬·維森菲爾德。從佈滿古玩的莊重房間遠眺，高聳的松樹林和修剪整齊的草坪映入眼簾。她寫了張明信片給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首領阿里耶·尼爾——他萬萬沒想到會收到金斯伯格的明信片。她說：「這不是一個用來寫法律評論的地方，而是用來給愛人寫詩的地方。」然而，對於理解金斯伯格的男性而言，她更像是一個「思想庫」。「她是一個極富魅力的女人，」尼爾深情回憶道，「我完全可以想象對她浪漫的依戀之情。」

魯斯和那些出現在《紐約時報》專欄頁的有號召力的人物一同聚會，夢想著在沙沙作響的松樹林間穿梭，包括她丈夫在內的許多人都動員她再次出發，進入下一個職業平臺。馬丁，這個在稅務領域的卓越人才，離開了他的律師事務所，開始在哥倫比亞從事稅法教學工作。於是他們成了同事，馬丁上班也更加便利了。

民主黨人吉米·卡特（jimmycarter）於1976年贏得大選，他致力於消除聯邦司法層面對少數族裔和女性的歧視性隔離。因此，女性的期望值變高了。然而，前進道路是曲折的。首先，卡特政府不得不在參議院的白人男性中提名一位法官候選人。卡特在任職初期建立了公民提名委員會，藉此為至關重要的上訴法院提名法官候選人。其次，那些在白宮任職的女權主義者，不得不通過無能的司法部試圖進入卡特委員會，司法部通常負責諸如聯邦法院法官的提名等與司法有關的事宜。司法部由部長格里芬·貝爾（griffinbell）領導，他之前長期工作的律師事務所金&斯派丁（king&spalding），後來被證實存在非法性別歧視，可見那裡並不是一個包容多樣性的所在。隨後，開明的白宮不得不竭力阻止美國律師協會，因其仍然規定必須具有15年（及以上）的法律實務經驗才有資格成為法官。這讓時間退回到1962年以前，那時從法學院畢業的女性屈指可數。

從卡特當選那一刻起，金斯伯格的名字便開始出現在各類文章預測的法官候選人名單上。到1978年，國會投票新增了許多聯邦法院法官，似乎即將打破女性與少數族裔候選人的僵局。當然，少數有資格進入聯邦法院的候選人名單中，每一份都有魯斯的名字。直到1979年，馬丁·金斯伯格一直是韋爾，戈查爾&曼格斯（weil，gotshal&manges）律所（一家實力雄厚的紐約律師事務所）裡優秀的稅務律師，他開始寫信，為妻子的提名事業活動。與他交好的合作伙伴艾拉·米爾斯坦（iramillstein），寫信給格里芬·貝爾律所中卡特的密友來支援魯斯。令她沒想到的是，最初對外國法的興趣，為她帶來了在別人看來有價值的關注點。她入選美國律師協會前往中國的十一人代表團，她稱中國是一個「人口無數卻沒有律師的國家」。此次出行對促進交流很有意義，對她獲得高階聯邦法院職位也至關重要。她記錄說出行很幸福，作為唯一的女性她有自己的房間。「我的男同事們必須住雙人間，他們時常抱怨對方的鼾聲。」儘管會談上充斥著陳詞濫調，此次中國行的同事切斯特菲爾德·史密斯（chesterfieldsmith）——剛卸任的美國律師協會會長，寫了一封信給他的繼任者，第二巡迴上訴法院任命的卡特公民委員會會長勞倫斯·沃爾什（lawrencewalsh）。他說：「毫無保留地相信魯斯·巴德·金斯伯格將是一位完美、傑出的上訴法官。」

才華橫溢又很年輕的聯邦法院法官帕特里克·希金博特姆（patrickhigginbotham），收到了他一個朋友直接寫給邁克爾·伊根（michaelegan）的信，此人負責審查法官提名。馬丁利用每一次機會來籠絡關係不錯的熟人，甚至包括美國法學會聯邦所得稅專案會議這樣不顯眼的場合。因為不滿意他的代理人，馬丁·金斯伯格親自寫信給司法部部長助理邁克爾·伊根。如果伊根需要一些對於魯斯的背書，她的丈夫在信裡寫道：他所有的好朋友都「樂意效勞」。此外，馬丁擔心司法部沒有足夠關於金斯伯格的資料，他還專門給伊根送了一些報紙和雜誌。

儘管卡特希望候選人更加多元化，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委員會還是給出了一份全部為男性的潛在候選人名單。卡特用男性填滿第二巡迴上訴法院的所有空缺職位，這讓已經做好準備要滲透進司法選舉過程的堅定的女性團體非常不滿，她們高聲呼籲，據理力爭。在華盛頓有廣泛人脈的蘇珊·內斯（susanness），伴隨著全國婦女政治黨團會議的程式，對紐約參議員賈維茨（javits）和莫伊尼漢（moynihan）建立的「老男孩」網路進行公開批判。「賈維茨的小組，全男性！」「莫伊尼漢的小組，只有一個女性，沒有一位律師！」諷刺的是，他們都來自這個國家中女性律師密度最高的紐約。內斯特別針對金斯伯格提名失敗一事向卡特政府喊話，金斯伯格謹慎如常，讓她的女權主義「奇襲部隊」來做這些工作。「聯邦上訴法官的職位對我而言，看似是不太可能了，」她在1979年給密友——美國律師協會會長威廉·斯潘（williamspann）的信中說，「真令人失望，儘管回想起來我的期望的確不切實際。」

四十多歲的金斯伯格有些累了。1977年，在一次面向美國庭審律師協會（americantriallawyersassociation）的演講中，她建議未來最高法院的律師「給最高法院」（feedthecourt）它所真正需要的，律師訴狀中的文本能以「塊兒」（chunks）的形式「一字不差地」寫進最高法院的判決意見。「穿著要保守，」她警告說，「為他們的無禮做好準備！」覺得自己再睿智也不能失了禮數：「審理之前，哥倫比亞大學的同事們舉行了模擬法庭。正式審理時，竟沒有法官提出比在模擬法庭中更好或更難的問題。」事實上，她告訴聽眾，大法官們作出了極度惱人甚至錯誤的陳述。她與同事們分享了一些最糟糕的例子，特別是她假裝耳聾來忽略一些涉嫌性別歧視的玩笑話。演講時不太客氣的語氣，是因為她希望提點明智的後來者正確行事。

當她渴盼的目光再次穿越法庭，又有一個案子提上日程——杜倫訴密蘇里一案（durenv.missouri）。該案是在陪審團中排除女性那起案子的後續攻擊，這次是允許她們要求自動豁免。憑藉在先的一系列重大陪審團案例，她輕鬆獲勝（投票結果為8∶1）。1979年5月31日，她寫信給斯蒂芬·維森菲爾德，如果女性平等的力量在近期卡利法諾訴威斯科特（califanov.westcott）案中獲勝，她將「滿足於我們已經成功抵達在法律中明確性別界限這條道路的終點」。威斯科特案並不是她的案子，該案挑戰了福利法的區別規定——父親失業的家庭可以得到福利救濟，而母親失業的家庭則不能。自然而然地，面對這樣一個不成熟的法律區別規定，最高法院在金斯伯格所做的基礎性工作之上，支援了原告。用她自己的話說，她處在「路的盡頭」。

一段漫長旅程

為了金斯伯格的提名，馬丁繼續打聯絡電話。越來越多的法官職位出現空缺，卡特的任期也將告一段落。瑪麗蓮·哈夫特（marilynhaft），此人是副總統沃爾特·蒙代爾（waltermondale）的顧問，從辦公桌抬頭看見了馬丁·金斯伯格——這個她前夫的好友，站在她辦公室裡。新的法官法案使華盛頓特區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產生了一個空缺席位，儘管需要舉家搬離紐約，但他仍然遊說這位白宮人士考慮魯斯。哈夫特與魯斯同時進入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所以她完全支援這件事，並且盡其所能地幫助她。

儘管存在公民委員會和備選專案，聯邦法官席位的提名權最終還是歸結到一小群非正式的白宮決策者手裡。1979年12月，因羅伊訴韋德案聞名的總統助理莎拉·韋丁頓（sarahweddington）、司法部長本傑明·希維勒提（benjaminciviletti），以及國會聯絡官弗蘭克·摩爾（frankmoore）都在審查候選人名單上。韋丁頓為金斯伯格努力遊說，她們認識差不多已經有十年了，這緣於她們對於女性權利事業的共同追求。希維勒提的態度比較消極。最後，在乏味的模擬投票中，韋丁頓用支援司法部長提出的兩位男性候選人作交易，以換取他對金斯伯格的贊成票。但韋丁頓對希維勒提是否會忠於這筆交易沒有把握，所以她在會議結束後直接去找了卡特——她在白宮的辦公室就在他樓上。「我從未洩露過任命決定，」她提醒他，「但這一次我要在任何人改變希維勒提的主意之前透露這個決定。」隨後她打給金斯伯格告訴她這個訊息。兩天後，《華盛頓郵報》刊登了獨家新聞：「女權主義者相中了華盛頓特區上訴法院。」「內部可靠信源透露」，《華盛頓郵報》報道稱。

魯斯·金斯伯格依舊緊張不安。她的提名已經提前洩露，她抱怨道，她經歷了漫長而焦慮的等待。卡特的人花了很長時間才把她的名字呈交至參議院，然後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又花了很長時間稽核，甚至舉辦了一次聽證會。「政治右翼」正打算「把她描繪為一個狂熱的激進分子，」她很害怕這點。就職於全國婦女組織法律維權基金會的一個女權主義同事林恩·赫克特·沙佛蘭（lynnhechtschafran），向人講述金斯伯格反對男人在「全男性俱樂部」裡做事。金斯伯格得知此事後，寫信提醒了林恩。她擔憂地寫道：「今後我們要對任何可能歸咎於我的事情小心謹慎。事情不會同我們預想的一樣進展順利，我必須非常謹慎地對待激進女權主義這個標籤，防止授人以柄。」時間悄然流逝，總統大選在11月開始了。

與馬丁·金斯伯格交好的朋友艾拉·米爾斯坦挺身而出。巧合的是，米爾斯坦與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少數黨成員，共和黨人奧林·哈奇（orrinhatch）「有一些在先交易」。所以這位人脈廣泛的律師為摩門教保守派猶他州參議員與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婦女權益專案的負責人安排了一次簡單的午餐，希望魯斯順利步入法官席位。米爾斯坦敦促參議員聽取魯斯的意見，還讓他自己判斷她是不是一個空想家，是不是抱有偏見、不適合承擔廣泛司法責任的人。他說自己不記得她在午餐時說過什麼。但無論那天她對參議員哈奇說了什麼，午飯後「反對派似乎已經消失」。就像尼娜·託滕伯格提醒我們的那樣，沒有人能在面臨壓力時如此泰然自若，除了有鋼鐵般意志的魯斯·巴德·金斯伯格。

馬丁·金斯伯格把他在證券組合投資中的股票全部拋售，因此魯斯就無須再回避涉及他公司的案件，他們全家也搬進了豪華的水門公寓。

1980年6月30日，魯斯·巴德·金斯伯格穿上了法官長袍。她「懇請」法院的日子終於結束。如今輪到她來發號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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