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isandraandruthcomeintotheirown
牧場里長大的少女
桑德拉的父親——哈里·戴希望有機會上大學。他想著在「一戰」結束後就退伍，然後去斯坦福大學學習。可正當他準備動身去大學時，他的父親戴（day）去世了，留下他那位於亞利桑那州東南部的乾枯而髒亂的家庭牧場。此時美國正值嚴重的經濟危機，哈里不得不離開加利福尼亞去看看自己能否拯救那個牧場。從來沒有上過大學，這也是他的遺憾之一。
但他的愛情之路頗為順遂。1927年，在一次去埃爾帕索（elpaso）買牛的路途中，他遇到了埃爾帕索牧場的愛達·梅爾·維爾奇（adamaewilkey）。他曾經見過維爾奇，那時她還是一個女孩。愛達·梅爾也有坎坷的過去——她在大學畢業後草草結了婚，然後又在幾年前離了婚。然而，她的家人並不希望她嫁給哈里·戴，那意味著她將要在一個落後牧場中過沒有水沒有電的日子。因為家人反對，這對戀人私奔了。
愛達·梅爾是一個演員。她在乾旱地帶的小土房子附近開墾了一座花園。她會彈鋼琴和做大餐，有時候是為了幫忙，有時候是為了舉辦派對。傳記作家瓊·比斯科皮奇（joanbiskupic）對桑德拉的父母親的描述傳遞了一種堅定的混搭氣息——桑德拉的父親，一位能幹的「加里·庫珀（garycooper）個人主義者」；而桑德拉的母親，卻是身著連衣裙腳穿長襪的婦女形象，生活在20世紀30年代沙塵暴頻發的亞利桑那。
1930年，愛達·梅爾去了埃爾帕索一家現代化醫院待產，準備迎接她的寶貝女兒——未來的奧康納大法官。不久後，哈里·戴就看到了他的第一個孩子——桑德拉。
奧康納稱呼她的父親「戴」。在奧康納撰寫的童年回憶錄ilazyb/i中，她的父親是一個無人可敵的明星。該回憶錄講述了奧康納在西南部牧場中長大的故事。大法官的弟弟——阿蘭·戴（alanday），跟她一起完成了這部回憶錄。他回憶起最愛的大姐，一切歷歷在目。他的父親，「在桑德拉在身邊的時候表現得最溫柔，因為桑德拉總是能與他一起探討那些有意思的話題。這時候，他們的心好像就在一起」。（他們家中還有一個比桑德拉小8歲的妹妹。）哈里·戴是一個高調、保守的純粹自由市場主義者。自力更生、自我負責是他人生的座右銘。桑德拉6歲時，父母將她送到埃爾帕索的祖母身邊上學。她覺得祖母很煩：「因為她總在不停嘮叨，一睜眼就要說個不停。這給那些年的生活帶來了很多麻煩，但我們還是堅持了下來。」儘管她請求回到自己家去，但除了在當地學校的那一年，她都留了下來——大牧場周圍根本就沒有什麼學校。
要成為哈里·戴最寵愛的孩子可不容易。15歲時，她給父親和牧場裡的工人送午飯，她開著卡車橫跨這個偏僻的大牧場，在穿越地圖上未標明的區域時爆胎了。
「我知道，」她在回憶錄中寫道，「沒有人會大老遠地來幫我。如果要換車胎，只能靠我自己。」
她用千斤頂把卡車托起來時，螺母蓋卡住了，她沒力氣把車胎取下來。
「最後我決定先倒車，把車開到平地上，」我盡全力去推，但螺母蓋並沒有鬆開，最後我站到螺母扳手上並嘗試著跳幾下來增加推力，居然成功了！
「我啟動引擎，繼續向前開。」
但是，「太遲了。」
她到工地的時候，「我看見了戴，但他看到我時一點兒也不高興，」她著手安排午餐，「我就在那兒等。」工人夥計們完成工作後都吃上了午餐。
「‘你遲到了。’戴責怪道。‘我知道，’我覺得很委屈。‘車胎破了，我只能重新換上個新的。’‘你本應該出發得早一些。’戴還是很嚴厲。‘對不起，我沒有想到車胎會破’……我還盼著他表揚我居然會修車胎。但正相反，我意識到他期盼的不過是一頓準時的午餐。」
奧康納大法官說她學到了一條真理：不要從意外中找藉口。她很快就認識到了不要去找理由，儘管這樣的意外有時不可避免。不管有多麼不公平，最好不要為了爭取所謂的公平對待去公然頂撞那些男性權威。作為8年以來這裡唯一的孩子，以及被像男孩子一樣對待的經歷，使得她在與那些大男子主義的白人男性共事時，就已將應得的權利意識自然內化於心。餘下的生活中，她很好地將自我平等價值觀的信心與面對不公平但不抱怨的獨特能力結合起來。
爆胎事件發生後不到一年，桑德拉就離開牧場去了斯坦福大學學習。1946年，正值16歲成年，桑德拉·戴一齣現就給同學們留下了好印象。她的一個舍友為我們講述了這個來自偏遠亞利桑那州的牧場姑娘，如何從名不見經傳的埃爾帕索私立學校迅速融入社會上層。「她穿著迷人」，而且「在第一次學校舞會後，她與一個帥小夥安迪（andy）一起回家。他是個退伍軍人，還有一輛紅色敞篷車。我們都被震驚了。」
在牧場的日子彌足珍貴。儘管她6歲之後，在牧場生活的時間加起來只有一年，但這麼多年過去了，奧康納大法官仍自稱「女牛仔」（cowgirl）。
布魯克林，生於斯長於斯
直到1950年上大學之前，魯斯·巴德一直住在位於布魯克林第九大街東邊的1584號複式樓內。這是一座雅緻的矩形房屋，住著一戶保守家庭。金斯伯格的父親，內森（nathan）來自俄國。他遵照著傳統猶太移民的經商方式經營服裝生意，從最初的皮貨商到後來的男子服裝經銷商。內森在生意場上並不如意。魯斯只有兩歲的時候，她的姐姐因為腦膜炎去世了，魯斯成了家裡唯一的孩子。
從第九大道東1584號到位於第八大道東的p.s.238小學只有短短一個半街區的距離，只需穿過p大道即可。p.s.238小學成立於1930年，在它成立之後的第7年，5歲的小魯斯·巴德來到了這所用黃磚瓦建成的學校。她推開厚重的大門，走過水磨石前廳，裡面是鋪設硬木地板和配備高大窗戶的教室。這是一所擁有上千名學生、規模很大的學校，從幼兒園到八年級，每個教室都坐滿30名學生。
在她能獨立閱讀之前，魯斯會坐在媽媽希利亞·巴德（celiabader）的腿上，聽媽媽講故事。媽媽在正統教育環境中長大，所以她教給魯斯更多傳統正義而非呆板的猶太教義。魯斯長大一些後，她和媽媽每週都會按慣例外出一次。魯斯會去一家中國餐廳樓上的圖書館兒童部，而她的媽媽則去做頭髮。
儘管只是在文法學校，這個未來的哈佛學生已經開始嶄露頭角。1993年金斯伯格被任命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時，p.s.238小學邀請她來參加慶祝早餐。這次宴會上，小學校長送給金斯伯格一個20世紀30年代的記錄卡，上面記錄著金斯伯格全a的成績。新任大法官表示，當年在這所學校度過的時光歡愉而美好。
9年後，她進入詹姆斯·麥迪遜（jamesmadison）高中上學，開始從事舞棒運動併成了啦啦隊隊長。她不僅僅是一個書呆子、一個榮譽生協會成員和英語系的秘書，她還加入了合唱隊、學校報刊社和學校助威團。
正當生活堪稱完美時，媽媽卻要離她而去。14歲，金斯伯格讀中學一年級那年，希利亞·巴德就因為宮頸癌接受了第一次化療，最後她在女兒畢業的前一天離開了人世。過去，魯斯總是在病房裡完成她的作業。四十多年後，金斯伯格與比爾·克林頓總統一起站在白宮玫瑰園中，她即將接受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這位未來的大法官向那些幫助她提名成功的人們致謝過後，說道：「最後要謝謝的人是我的母親。在我心中，母親是最勇敢、最強大的人，」她回憶，「可她過早地離開了我。假如她活在一個女性可以追求、實現夢想，女兒與兒子被一視同仁的時代，我要祈禱能做到她本可以做到的一切。」
1950年，魯斯以班級第六的成績畢業，隨後去了康奈爾大學。當時，只有兩所常春藤名校接受男女同校，康奈爾是其中之一。所以這所學校女生眾多。其實她的媽媽已經存下了一筆錢供她學習，而魯斯仍獲得了豐厚的獎學金，她意識到自己同男生一樣被重視。金斯伯格當時正身處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變革之一：開始對移民家庭和工薪家庭中的女孩提供大學教育。金斯伯格的母親，金斯伯格眼中「最勇敢、最強大的女性」，在15歲時就打工資助自己的兄弟上學。而與數百萬戰後大繁榮時期的女孩子一樣，金斯伯格靠自己上學。
魯斯·巴德（琪琪，「kiki」）從外表上看就是一個正統的女大學生。聯誼會的照片裡，她穿一條直筒裙加緊身開衫，搭配一條時髦的小打結圍巾。一個靚麗、受歡迎的女孩子，在聯誼會上穿著流行裝束，此時的魯斯已經十分明白如何同別人相處。
多彩生活的榜樣
一個尋常的夜晚，桑德拉的舍友——瑪麗·貝斯·格羅頓（marybethgrowdon），邀請她參加在瑪麗叔叔家的討論。瑪麗的叔叔是斯坦福大學教授。她們來到哈里·羅斯本（harry）和艾米麗亞·羅斯本（emiliarathbun）的家中時，瑪麗的叔叔——哈里，一位非執業律師、工程師，正在主持一場探求人類生命意義的研討會。「我是什麼？我是誰？我要去哪裡？我的終點又在哪？」桑德拉被迷住了。對在偏遠牧場長大、在小鎮寄宿學校接受教育的桑德拉來說，斯坦福的見聞深深啟發了這個聰穎好奇的年輕人。
鼓勵學生是羅斯本的一貫作風。他曾讀過一封本科生寫給斯坦福校報的信，學生在信中表達了對進入未知領域的擔憂。他以講座形式回覆了這位學生。「那天的講座完全是自發的，」羅斯本後來回憶說，「這是一次真情流露。我控制不住自己，我必須告訴學生們生活的意義完全取決於他們自己，沒有一個老師、一所學校或者任何一個人，可以像給予文憑一樣給予他們人生的意義。」
就如羅斯本所言，人類的進化使得我們對於現實本質的關注、意識和感知能力不斷提升。人類的目標就是去延續這個過程，「戰勝無知，認清現實，消除錯覺。」（與一切關於人類進化程式與因果關係的科學思考不同，他總結說只要人類遵循他挖掘的線索，他們將得到再一次「進化」。）羅斯本提出的所謂朝著自我認知進化的本質動力，其實就是「發現自我潛能」和「看到事物本質」。他關於人生意義的講座經常以他背誦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kipling）為英雄個人主義所做的讚歌——《假若》（iif/i）而達到高潮。（「假若世人都懷疑你，而你能相信自己」，等等）。
接觸到這些理論，桑德拉很興奮且深受鼓舞。這位年輕的大學生可能沒有意識到，羅斯本關於尋找生命意義的理論幾乎可以論證所有結果。事實上，除了引導各種關於社會和宗教的嘗試外——包括一個早期北加州致幻劑使用（lsd）的組織，他還致力於反核運動，一項旨在保護地球，同時是為了將科學應用於宗教領域的運動。隨著時間的推移，羅斯本的計劃變得越來越怪誕，最終，他們坦承正在創立一個「新宗教」。社會歷史學家史蒂文·蓋勒（stevengeller），曾與宗教教授馬丁·庫克（martincook）一起寫了一本關於羅斯本運動的書，說羅斯本很震驚地意識到「它是如此微不足道，似乎噗的一聲，就會被吹走」。
但我們很難高估這些理論對年輕的桑德拉·戴的影響。她將自己「人生哲學」觀念的形成歸功於哈里·羅斯本。桑德拉離開斯坦福後，這些講述人生意義的講座被挪進一個大禮堂，繼續開設了十年。遇到羅斯本大半個世紀後，奧康納這位退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重返斯坦福，發表了一系列演說來紀念羅斯本。她回憶說，羅斯本是她遇到過的最鼓舞人心的老師。
羅斯本改善世界的宏願缺少藍圖，但在奧康納的職業生涯規劃中，一個美好的新世界是什麼樣子卻清晰可見。儘管羅斯本的教學顯得怪誕抽象，但大量開放性思想卻為桑德拉開啟了一扇大門。在開啟她政治生涯的亞利桑那州立法機構任職期間，她常依賴這些思想做出決策。這些理論在桑德拉之後的政治生涯中依然發揮作用——在她1981年至2005年的任期內，最高法院日趨保守，在四位保守派大法官與四位自由派大法官之間作為一箇中立者最終決定案件，她總能適時妥協、遊刃有餘。在做決定之前她並不會掛懷自己是否正在創設某項原則。就像美國公眾對於爭議問題的看法，奧康納大法官的決定總是採取折中主義，以至於她幾乎並未制定任何原則來指引未來的決策。例如，在1989年一個雙方意見勢均力敵，涉及政府聖誕節展覽的案件判決中，她就在法院臺階上的陳列（不允許）和公共草坪上的陳列（允許）之間畫了一條模糊的分界線。她那取得社會效果最最佳化的「不可言喻的天賦」，以及在不需要任何理論支援下就能表明觀點的能力，確保最高法院從危機四伏的環境中解脫出來。
魯斯同樣在大學期間遇到了她的精神導師——政治學教授羅伯特·庫什曼，併成了他的研究助理。1950年魯斯初到康奈爾求學，庫什曼正積極地參與當時極具爭議的政治事件：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mccarthy）領導的反共運動。庫什曼是政治學家中的傳奇，因為他總是在告誡大家警惕麥卡錫主義，不管這種危險傾向是否正大行其道。1944年，麥卡錫主義的迫害已經達到高潮，作為美國政治科學聯合會（americanpoliticalscienceassociation）主席的他還是願意投入自己的經費發出警示——呼籲確保「戰後的民主自由。」
庫什曼告訴他的這位青年女性追隨者，「我們的國家正與她最本源的價值觀漸行漸遠。」他寫道，美國人的歷史傳統就是假定民主是「人間正道」，從長遠來看，所有的社會都會最終認可它。如果這是正解，那麼即使最大尺度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都不會實質性影響到公眾安全或者機構穩定。但庫什曼繼續述說道，既得利益者，特別是「經濟生活的傳統資本主義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正在對「言論自由和公眾討論」進行「危險攻擊」。
1948年，庫什曼正督促進行一項公開反對麥卡錫干涉公民自由的研究，該專案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隨著反共運動達到高潮，系列作者之一的羅伯特·卡爾（robertcarr）強烈建議廢除帶有追訴性質的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thehouseun-americanactivitiescommittee），因為它的存在助長了政府乃至民間政治迫害的風氣。
與羅斯本不同，庫什曼留給他女門徒的不僅是一幅使世界更美好的藍圖，還有關於如何構造這個世界的清晰方案。他是傳統自由主義價值能言善辯的代言人。作為訓練有素的政治學家，他關注自由主義特有的問題。他提出，即使遭受非議和攻擊，人們也要捍衛自由民主。他經常告誡人們在保護經濟權利時也應當捍衛自由民主。對魯斯的導師而言，如果人們不再依仗愛國主義的說辭捍衛自己的特權，相對弱勢的群體能夠自由發聲，與強權對抗，生活本可以更加美好。
在與庫什曼相處的這段時間，這位未來的大法官感悟道：「總有勇敢的律師在參議院內部安全委員會和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面前站出來保護人民。並且告訴立法者，這個國家之所以偉大，是因為我們尊重每個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權利，而不是有一個老大哥（bigbrother）似的政府在那裡指手畫腳，告訴他們什麼是正確的思考方式。」深受鼓舞的她認識到了，「律師不僅能以這個職業謀生，還可以通過自身角色讓社會變得更好，無論州和國家，抑或民族與世界。」她認識到「該職業促進了運用個人知識和才幹的能力，能幫助別人變得更好。」
這位年輕的康奈爾人承諾庫什曼將致力於發展民主政治。一個成長於20世紀40年代的布魯克林猶太女孩兒不可能像奧康納那樣從小接受保守主義思想。但正如她所描述的，遇見庫什曼教授，這讓她在個人信仰中構築框架並且鼓勵自己從事法律職業——在1952年的美國，這可不是隨便哪一位女性都敢做的夢。自由主義在漫長曆史長河中逐漸實現，這最終讓她看到另一部分未被同等賦權的群體的不滿——對她而言，就是像她一樣千千萬萬的女性。此外，儘管此時她對女權的興趣只處於早期階段，卻也深嵌實現人人平等的願景之中。雖然任職期間她並沒有落入隨之而來的事無鉅細的陷阱，但金斯伯格在判案時總能自覺貫徹自由主義準則。
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這位年輕的畢業生有一套自己的原則。當多年後有機會作為最高法院大法官適用這些原則時，金斯伯格就不必再重塑一套法學理論了。她並不雷同於那些前沿法律思想家，如威廉姆斯·布倫南、威廉姆斯·道葛拉斯（williamdouglas）和安東寧·斯卡利亞。甫一出場為女性地位辯護，她會利用既存的體現自由主義和平等精神的判例，並伴以有利於女權的解釋。正如其所見，美國曆史的大門正朝著社會邊緣群體開放，讓他們平等參與到國民生活中來。她的強項不在於創造出新的規則方法，而在於謹慎地運用既存規則來左右案件的走向。這本就是一種了不起的做法。
法學院的學習與生活
受到羅斯本的鼓舞，桑德拉也決定學習法律。高年級時，她成功地用兩年時間完成了三年的研究生課程，並於1952年從斯坦福大學法學院畢業。選擇留在斯坦福深造對桑德拉來說是一個保守的決定。因為她已經在這所學校完成了本科學業，所以她不用再去適應這所學校的文化。然而選擇斯坦福法學院，如同她之後工作生活中的種種事例，桑德拉·戴的保守選擇讓她一直處於社會改革的前沿。
就在她入學的三年前，斯坦福法學院，這麼一個備受尊敬、低調的學府，聘任改革者卡爾·斯佩思（carlspaeth）為院長。斯佩思有在耶魯大學和西北大學任教的經歷，同時也曾在公務部門的較高位置工作過。他來之前，斯坦福還未創立《法律評論》雜誌——一個優秀學生判斷和編輯來自學校乃至全國範圍內的老師的學術論著，以及學習如何撰寫法律文章的平臺。直到桑德拉入學前斯坦福才設立《法律評論》，然而哈佛早在1887年就通過《哈佛法律評論》發表了一系列著作，從私有權利到法治。所有有抱負的法科學生都渴望能入選法律評論編輯隊伍，因為這是日後在知名法官身邊實習，甚至擁有一份報酬豐厚、地位崇高的職業的敲門磚。1949年以前，斯坦福還從未把一個學生推到最高法院實習。1949年，就在桑德拉到來之前，校友沃倫·克里斯托弗（warrenchristopher，之後的國務卿）得到了到最高法院實習的機會，併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姆斯·奧·道葛拉斯的助理。斯坦福正在進步。
斯坦福法學院處於上升期，青年的桑德拉·戴抓住了所有的機會。她是《法律評論》的編輯，還曾入選法學院優等生協會。她富有勇氣，很受歡迎。她似乎從來沒有覺得女性的身份會對個人能力的發揮有所阻礙（就像她年邁的導師羅斯本所說的那樣）。儘管班裡只有4個女生，並且只有其中兩人進入《法律評論》工作，但在斯坦福上學的那些年她卻從未感受到老師的偏見，更沒聽過男權的謬論。
每個人都喜歡奧康納，特別是她未來的丈夫約翰·奧康納（johno’connoriii）。約翰是舊金山一名物理學家的兒子，既時髦又帥氣，還比桑德拉小一歲。一天晚上，約翰與桑德拉正在編輯一篇法律文章。突然心血來潮，想喝杯啤酒緩解工作疲勞，於是帶著文章草稿來到了一家叫作黛娜小屋（dinah’sshack）的餐館。他們從來都沒有約會過。
日後走出法學院，桑德拉這位牧場姑娘才開始逐漸察覺到，作為一名女性確實給她帶了困擾。早年的生活經歷使她認為可以做任何覺得正確的事情。在相對封閉家庭中成長的經歷，以及身處戰後美國西部崛起的洪流中，使她以一種完全不同於現有社會階層的方式成長——某種自發的成長狀態。
臨近畢業時，桑德拉見到張貼在學校的求職公告，就打電話與用人單位聯絡：
「我是桑德拉·戴，我看到你們張貼的公告了，我想申請入職。」
「哦，海報沒說清楚，我們不招女性。」
嘗試了四十幾次後，這位年輕的法律人改變了策略——她開始動用她的人際關係，請求一個大學同窗為她安排一個面試機會。這位校友的父親是加利福尼亞吉布森律師事務所的一位高階合夥人。
朋友的父親告訴她：「我們事務所從來沒有招過女律師，我也從未想過有一天會這樣做……我想客戶也容忍不了我們招女律師。」
「好吧，」在看到奧康納失望的神情後，「要不我聘你當個助理？」
「那就算了。多謝。」
之後，奧康納多次重複了這句話，包括在四十幾次電話申請遭拒後，她終於被震撼到了。過程註定漫長而艱辛，才能到達她本以為理所當然就能到達的位置。
奧康納意識到女性從事法律職業的艱辛，金斯伯格也開啟了相似的旅程。她決定去哈佛上學，而她的丈夫正是比她高一年級的學長。魯斯早在去法學院之前就選擇了馬丁·金斯伯格作為自己的人生伴侶，並且跟奧康納夫婦一樣，他們的職業理想是趨同的。魯斯只跟馬丁·金斯伯格約會過，就像她經常說的那樣，談戀愛的女生智商為零，但她不在乎。（當然，她遇見他時才17歲。）在康奈爾有過第一次偶然約會之後，他們從好朋友迅速成了戀人。在一起兩年後，他們籌劃著在魯斯畢業時，也就是馬丁畢業一年後結婚。幸運的是，當年在康奈爾以班級第一成績畢業的魯斯順利進入哈佛法學院深造。但在那個美好的50年代，這位未來的女權主義運動領袖得知丈夫要暫時離開哈佛去服兵役，也就推遲了接受法學教育的打算。這對年輕夫婦去了俄克拉荷馬州的錫爾堡（fortsill）。
在俄克拉荷馬州的經歷讓剛離開康奈爾的魯斯深切感受到了女性遭受的不平等對待。當時她在錫爾堡附近的地方社會保障局上班。有一天，上司得知其懷孕的訊息，很不客氣地告訴她：「你懷孕了，就別參加這次培訓了，暫時也別升職了。」一向善於觀察的金斯伯格發現另一位女職員僥倖逃過一劫，原因是她保守了懷孕秘密。這次挫折讓她付出了代價，但她並沒有因此尋求司法救濟。1954年的時候，聯邦最高法院裁決各州不能繼續實行種族隔離。但像這種政府對女性的歧視在1955年還不被視為違法行為。同年，金斯伯格的第一個女兒——簡（jane）出生了。
但她在家庭生活方面確實獲益良多。馬丁，曾是康奈爾大學化學系的學生，在新婚之際有感於新婚妻子給自己準備的飯菜，下定決心為了她也要掌握烹飪法國菜的精髓。有人給了這對年輕夫婦一份埃斯科菲食譜（theescoffiercookbook），幾百頁厚。從那之後，馬丁·金斯伯格就開始每頓飯都做一道這本食譜推薦的菜。
馬丁轉型為一個著名的業餘廚師。他讓妻子帶給最高法院大法官們的菜常常能喚起溫暖的回憶，以至於在他去世後，最高法院還出版了一本烹飪食譜來紀念他（《最高大廚》，ichefsupreme/i）。為了確保他那纖瘦的妻子能夠跟得上營養，他會圍在她身旁，督促她吃下營養料理。魯斯家的廚房傳奇間接導致了她將大部分的精力集中投向引領社會變革的目標。「我們家的孩子，」魯斯總是這樣說，「在嚐了我煮的東西后都想把我從廚房趕出來。」魯斯·巴德·金斯伯格在灶臺前完全失敗。她真的不會做飯。所以他們家有時候得捱餓。
簡出生幾個月後，夫妻倆回到了哈佛法學院。馬丁繼續他的二年級課程，金斯伯格則比他低一年級。不像新星斯坦福，哈佛實行著嚴格的性別區分制度。全校唯一的女性盥洗室設在兩棟教學樓中其中一座的地下室。
歐文·格里斯沃爾德（erwingriswold）想知道女學生是否佔了本該屬於男學生的教育機會，於是就舉辦了一場晚宴。按照「動人展示」的傳統，每個女學生都應該有一個男教師陪同。與金斯伯格一道的是憲法學者赫伯特·韋克斯勒（herbertwechsler）。「這是我見過的最像上帝的老師。」金斯伯格心想。這真是一個諷刺的配對。男教授陪著法學院年輕女學生來到院長舉辦的晚宴上——這位上帝一般的哈佛教授註定要成為教師隊伍中反對1954年最高法院廢除種族隔離的關鍵人物。他對這個案子的狂熱抨擊使得他成為攻擊後續平權運動的急先鋒：包括反對將第十四修正案擴充套件到女性平權、墮胎權和同志婚姻權。魯斯·巴德·金斯伯格當時還不知道，若是她的這位晚宴同伴被餐前小食噎到閉嘴，她一生的工作將會輕鬆得多。晚宴上，院長讓金斯伯格證明自己在法學院學習的正當性，這位未來女權主義者說出了讓自己都終身驚訝的話，她回答：「瞭解丈夫的工作對於妻子來說很重要。」數年後，馬丁開始在紐約實習。因為想同家人住在一起，魯斯·金斯伯格就想憑藉自己可以預見的優秀成績，請求哈佛能夠讓她在哥倫比亞大學完成第三年學業後授予她學位，但哈佛對她並不怎麼友好，拒絕了她的請求。
若干年後，哈佛法學院宣佈因為「重要關係」（significantrelationships）而轉校的學生，可以在交換後取得哈佛的學位。馬丁，這位他才華橫溢妻子的忠實擁躉，得知此訊息後立即給學校報刊社寫了一封信。「1958年時，學校對我妻子的答覆十分草率。魯斯並沒有被問及她對於丈夫或是孩子或是二者的重要性，學校一方面沒有詢問她離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沒有詢問她婚姻是否穩定，或者關於孩子方面的問題。沒有人考慮在哥倫比亞大學完成第三年學業的質量。這些都顯得無關緊要。更重要的是，如果她想要拿到被哈佛授予學位這個最高嘉獎，哈佛要求她必須在本校完成第三年學業。因為早期職業生涯的挫敗，魯斯轉而愛上了哥倫比亞大學並且在那裡圓滿完成了第三年學業。看到劍橋鎮放寬了關於由於結婚而需要交換學習的政策後，我問魯斯她是否願意拿哥倫比亞的學位去換取哈佛的學位。她只是笑了笑。」
他們發表這封信時，1977年《法律紀錄》（lawrecord）的編輯在旁邊補充道：信中談論到的魯斯現在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並且在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中負責女性權利的專案。想想看，他們推測要是金斯伯格能夠拿到哈佛的學位，那她的成就遠不止如此。在金斯伯格的檔案中，還有她自己寫的註釋：「如果我是一名男性。」哈佛的政策對女學生實在糟糕，通常針對那些為了追隨丈夫而放棄自己職業的女性。她從未缺席過一節課。她認為她應該享有其他所有人所享有的一切，不論性別。
磨難中優雅生活
1958年，魯斯有充分的理由守在丈夫身旁。一年前，年僅24歲的馬丁·金斯伯格，在法學院的第三年被查出患有睪丸癌，並且癌細胞已經擴散至淋巴結。在當時，這種癌症的死亡率高達90%。回想當年，魯斯·巴德·金斯伯格甚至沒有寄希望於那10%的存活率，她淡淡地說：「那時，甚至沒聽說過有幸存者。」
馬丁·金斯伯格接受兩次手術的過程中（「二次大劑量療法」和「八週放射療法」是當時僅有的治療方案），他的妻子一直陪伴在他身邊。同時，魯斯還要照顧年幼的女兒、完成自己在法學院的學習，以及做好在《法律評論》的工作。
「這也是我為什麼對法學院如此眷戀的原因之一，」金斯伯格說，「同學們聚集在我倆身邊，鼓舞我們繼續前行。三年級的每一個班裡都有格外照顧我們的朋友，他們記筆記時用複寫紙，然後把筆記給我。」奇蹟發生，魯斯與班裡同學一起順利從法學院畢業了。到了這個節點，故事本該轉變為關於魯斯在顧及馬丁和自己學業的同時，又能作為唯一的女性在《法律評論》完成工作。這樣的版本已經足夠傳奇。
兩年後的第三次手術過後，癌細胞沒有進一步擴散。「過了那一年，我們覺得可以活下來了，」魯斯·巴德·金斯伯格說，並且也感悟道：「沒什麼是我們應付不來的。」每一個見證他們相濡以沫半個世紀的人，都會感慨這份深情。
然而，在馬丁完成抗癌治療後，醫生卻告知他們不會再有孩子，並且五年之內也不算脫離危險。儘管魯斯·巴德·金斯伯格在70年代成名後，有了無數次登臺演講的機會，但在演講中卻很少提及她丈夫的病情——更多的是關於他所做的菜餚。2010年，她終於承認了是什麼驅使女人能夠如此賣力工作：「坦白說，我不知道馬丁還能活多久，簡也很可能從此生活在一個單親家庭。」顯然，金斯伯格的故事有了一個好結局：「離馬丁最後一次手術已經過去整整五年了，我們現在已經脫離了危險。我對我的工作如此著迷，我是不會放棄它的。」金斯伯格從沒透露為什麼要在半個世紀後才對外承認是生活的窘迫驅使她成就了美好事業。奧康納童年在西部生活時粗獷的情感觀，以及金斯伯格對於貧窮的畏懼與她們後來各自不斷攀升的人生道路有些不相匹配。
生活與工作互補
正如魯斯在院長晚宴上對於侮辱性提問的回答那樣，年輕的桑德拉·戴也沒有對在律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有什麼過激反應。1953年，她並沒有為了獲得公正待遇而做出試圖改變社會的舉動。與之前長時間被壓迫的弱勢群體一樣，桑德拉還是找到了一份在政府部門的工作。她聽說聖馬特奧縣（sanmateocounty）的副檢察長曾經僱用過女性，於是就遞交了一份簡歷。據她後來回憶，這是她第一次聽說政府因為缺錢而僱用不起律師。桑德拉只好勉為其難地答應暫時無償工作，直到部門有錢發放工資。之後她還被告知沒有多餘的地方給她作辦公室，她也只能說：「我跟你們那裡的秘書關係不錯，也許她能允許我搬去她的辦公室。」［再舉例說明一下女性相對黯淡的前景：當桑德拉還與秘書共用辦公室時，在班裡僅領先她一兩名的同學威廉·倫奎斯特（williamrehnquist）已經離開斯坦福當上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羅伯特·傑克遜（robertjackson）的助理了。］
奧康納最終還是領到了薪水。隨後，她的新婚丈夫約翰赴任駐歐軍隊的律師團隊，於是她就跟隨著丈夫遠赴歐洲。在那裡開始了自己的第二份職業——在陸軍軍需官隊伍中當一名公職律師。奧康納在歐洲還想謀求一份工作，完全是因為這對年輕夫婦酷愛美食——他們的經濟負擔根本沒有那麼重。約翰離開軍隊後，他們在薩爾茨堡租下了一棟精美的農舍，屋內裝飾有舊時奧地利風格的心形與鳥類雕刻品。他們每天都去滑雪，直到山上的雪全部融化。花光所有積蓄後，他們才不情願地回到家鄉，在陽光地帶的新興城市菲尼克斯（屬亞利桑那州）搭建他們的第一個家。約翰·桑德拉很快在一家名為「芬納莫爾，克雷格，馮·艾蒙，麥克倫南與尤德爾」（fennemore，craig，vonammon，mcclennen&udall.）的律師事務所找到了工作。
這個社群簡直就是為他們所設的。在軍隊工作時一位戰友的妻子寫信給她的兄長約翰·德里格斯（johndriggs），告訴他要多多關照奧康納一家。德里格斯當時已經是當地要員併成為後來的菲尼克斯市市長。威廉·倫奎斯特那時已經在市裡了，他在丹尼森·基切爾（denisonkitchel）律師事務所工作。基切爾這位哈佛校友、憲法專家即將主持巴里·戈德華特的競選工作。
以約翰和桑德拉的到來為界，菲尼克斯的人口在過去20年間增長了7倍。這座城市不僅吸引了駐紮在亞利桑那州諸多空軍基地、嚮往陽光天氣的在役士兵，還吸引了大量希望逃離冰雪天氣的中西部居民。許多新外來戶都是共和黨人。1957年，奧康納一家所在的亞利桑那正是美國即將到來的政治變革的縮影。民主黨自大、老舊、倦怠且腐敗。這個保守的復興組織出臺了一部勞工法，使得成員隨意性過大進而瓦解了組織本身。隨後，新外來戶們構建了年輕共和黨人社團的網路，並且聲稱自己是現代化政黨。隨著保守派出版商尤金·c.普利亞姆（eugenec.pulliam）買進《亞利桑那共和報（arizonarepublic）》和《菲尼克斯報（phoenixgazette）》，共和黨人就更是獲得了當地話語權。接下來的競選中，由於得到普利亞姆極大的助力，共和黨人霍華德·派爾（howardpyle）成功當選州長。他的競選策劃者就是年輕的巴里·戈德華特。奧康納夫婦很快適應了當下形勢。約翰加入扶輪社，成了一名積極進取的共和黨人。
作為西方社會所特有的、重生的共和黨派有著十分強大的志願者網路。當傳統的職業道路走不通時，年輕而又精明的桑德拉·奧康納自己開了一家律師事務所。幾年後，照顧她那兩個年幼兒子的保姆辭職不幹了，於是奧康納放下手中的工作回家照顧孩子。但她同時仍然投身於共和黨運動，不曾擱淺。最終成了所在選區的一名委員並當選共和黨縣委員會副主席。終其一生她都在實踐如何既能像男人一樣去戰鬥，又能像女人一樣去生活。同時，她加入了很時髦的女子青年聯盟。菲尼克斯青年聯盟承擔主要的社群服務，奧康納很快榮升為這個強大志願組織的主席。
遠離職場、迴歸家庭的那段生活讓她旺盛的精力有些無處安放。作為全職太太在家的那一年，她決定一年365個晚上都變換菜譜。1963年，奧康納一家與德里格斯一家舉辦了一個兩百人的派對，因為一座傳奇城市——迷你版迪士尼樂園即將在本地開張。他們認為這是一座成長中城市所必需的。主題公園開幕前一天的晚宴上，有豐盛的雞肉大餐、一個餡餅酒吧和各種娛樂節目，甚至還請來了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前進樂隊（marchingband）演唱助興。精緻的私人娛樂成了奧康納的另一個標誌。
與1958年菲尼克斯那個性別隔離的律所相比，在金斯伯格就讀法學院第二年與第三年間隙的夏天，以自由開化著稱的紐約保羅，韋斯，裡夫金德，沃頓與加里森（paul，weiss，rifkind，wharton&garrison）律所已經開始招募女性律師。據金斯伯格所說，他們只是想開啟女性市場而不是真正想招女律師，所以律所合夥人勞埃德·加里森（lloydgarrison）在面試中也沒有太重視她。最終，該律所聘請她擔任暑期助理，也就是個夏日閒差——儘管她在整個三年級的成績排名第一。直到她離開，律所也沒有給她一份正式邀約。
她的老師（後來的院長）哈佛教授阿爾伯特·薩克斯（albertsachs）以及哥倫比亞著名的憲法學學者傑拉爾德·鞏特爾（geraldgunther）堅信這位學生的成就遠不止在保羅律所當個助理。於是他們動用私人關係把她推薦到最高法院大法官費利克斯·法蘭克福（felixfrankfurter）那裡實習。但法蘭克福大法官馬上回應道：「不考慮女性。」
這樣做的大法官也不止法蘭克福一個。著名的聯邦上訴法院法官勒尼德·漢德也拒絕了鞏特爾的推薦，據說是因為他擔心女性會抑制他激烈大膽地演講。其他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包括自由的化身——威廉姆斯·布倫南大法官也不願意招收女性。1973年，布倫南大法官執筆寫下第一份關於應該像對待種族歧視那樣嚴厲打擊性別歧視的判決，但1959年，金斯伯格還是隻能在聯邦系統中最低一級的地區法院實習，擔任埃德蒙·帕爾米耶裡（edmundpalmieri）法官的書記官。有時帕爾米耶裡會與他的上訴法院同事，漢德法官一起從聯邦法院坐車回家，交談中充斥著漢德慣有的語言風格。某天晚上，坐在汽車後座的年輕實習生有點冒失地問漢德法官，既然他在車裡與她同處時講話這樣肆無忌憚，當初為何又要以語言方面的理由拒絕她的申請。漢德對著擋風玻璃隨口答道：「這位年輕女士，我並不看好你。」
「我就像空氣一樣。」幾十年後她回憶說。
1961年，在帕爾米耶裡的大力支援下，金斯伯格收到了一系列律所的邀約，但她還是決定先在學術領域留一段時間。她簽入了一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外國司法系統程式的專案。這個專案的導師和贊助者漢斯·斯米特（hanssmit）教授，因為在課上開創了「女性日」（ladiesday）而臭名昭著，說一年中只有一天時間接見女學生，其餘時間就可以無視她們了。而金斯伯格本人從未提及這件事。
1961年，金斯伯格決定出差幾周，她把女兒留給了丈夫照顧，自己飛到瑞典研究當地的司法程式——正好趕上瑞典女權革命運動進行時。這場運動由一名叫伊娃·莫伯格（evamoberg）的女性記者吹響號角，採用的方式與《女性的奧秘》（thefemininemystique）這本書所寫的引發美國女權運動的方式一樣。然而，不同於弗裡丹（friedan）的書，莫伯格發表的文章《附條件的女性解放》（theconditionalemancipationofwomen）措辭更尖銳，主張更激進。它要求對女性的解放不僅意味著讓女性進入男性的領域；相反，應該讓男性也進入女性從事的領域中去。莫伯格說，男女都應被視為「人」。該方法很快為瑞典的傳統所接受，並反映在公共政策和立法中。瑞典開始為男人設定育嬰假，並且開始規劃公共交通和分割槽，使父母外出工作更便利。同時，他們也開始打擊性別決定論。1961年的瑞典已經走在世界的前列，金斯伯格恰巧在那裡見證了。
1970年，瑞典前首相奧洛夫·帕爾梅（olofpalme）給美國民眾上了一堂「解放男人」（theemancipationofman）的講座。「男人們應該在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扮演更多角色，比如，多與孩子們交流。同時，女性在經濟上應該更加獨立，去結識更多的工作夥伴，去接觸外界環境。隨著性別平等逐步實現，它的益處會慢慢凸顯——將不再有人因為性別差異被迫進入預定角色，每個人都將得到更多實現自我價值的機會。」
儘管早在60年代初期金斯伯格就經歷了瑞典的女權運動，但在接下來動盪不安的十年裡，她大部分時間都在忙自己的事——在羅格斯大學法學院（rutgerslawschool）講授民事訴訟法。保持其一貫的低調作風，她再度懷孕時，沒有對其僱主提出任何要求；她穿著婆婆的寬鬆衣服來掩蓋自己懷孕的事實，以免因為在工作期間懷有身孕而再度受罰。鑑於醫生曾經警告過馬丁的治療使他們將不再可能擁有孩子，再度懷孕對於金斯伯格來說簡直就是奇蹟。「1965年詹姆斯（james）平安降生，醫生說錯了！」她興奮得不能自已。
1963年上課的第一天，金斯伯格從講臺後面看著先前的新聞編輯弗蘭克·阿斯金（frankaskin），他是眾多在60年代倡導自我實現，後來被羅格斯大學招收的返校成年學生之一。「她總喜歡發表無聊的長篇大論，」現在在羅格斯大學當教授的阿斯金回憶說。第一年結束時，在每年以模仿老師為主題的表演會上，有一名學生模仿了這位內向的民事訴訟法教授，她模仿金斯伯格一邊平腔平調地講著課，一邊脫下衣服的場景——「表演者誇張到對正在脫衣服這件事情完全沒有察覺，」阿斯金回憶，「直至脫到只剩下胸罩與短褲。」金斯伯格難以捉摸的風格沒有讓她變得很受歡迎：學生們更喜歡幽默風趣的老師，而同事們更喜歡學術溫和的同仁。馬丁·金斯伯格這個直率熱情、風趣幽默，同時酷愛運動的老師很快接替了他那不愛說話的妻子。
桑德拉·奧康納顯然也沒有太關注所謂《女性的奧秘》。她認為法律實務比起運作一個青年社團要容易得多。這一次她不用再推銷自己了。這個共和黨州的司法部長鮑勃·皮科勒爾（bobpickrell）正在招收助理。這位未來的大法官坦言：「我曾積極參與了共和黨組織的活動，這無疑對我有所助益。」她被任命為助理部長並在這間小辦公室裡佔得一席，辦公室牆上懸掛著一幅她孩子畫的畫。
每個人都知道她是這間辦公室裡的第一個女助理，但這並無大礙。她的新同事保羅·羅森布拉特（paulrosenblatt）認為他的女搭檔是一個開心果：「首先她非常迷人！其次她總是令人愉悅。我們一堆人擠在辦公室裡，實在太忙了，我們確實需要幫手。」在這個新環境裡，這位新人無時無刻不在鍛鍊自己傳統的社交技能。她邀請保羅這位樂於助人的同事來家裡吃飯，用如火熱情和美味晚餐招待這位客人。
1969年，奧康納所在的天堂谷鎮（paradisevalley）的州參議員離開了亞利桑那州參議院，轉而進入尼克松政府工作。奧康納決定通過縣委員會爭取該空缺職位。她通過志願活動認識了許多共和黨人，所以直接找到了他們。令人驚訝的是，他們真的任命她去填補空缺。堅持不懈的交際和致力於公眾生活的信念讓她成功進入立法機構，因為從來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多麼桀驁不馴，所以這次調動在她看來再平常不過了。
幡然醒悟
奧康納和金斯伯格都過著波瀾不驚的生活，但變革的60年代還是來了。1963年，貝蒂·弗裡丹出版了《女性的奧秘》。議會通過了《民權法案》，禁止招聘時的性別歧視。凱西·海登（caseyhayden）和瑪麗·金（maryking）開始在「爭取民主社會學生組織」（studentsforademocraticsociety）中宣傳「性別與種姓：一種備忘錄」（sexandcaste：akindofmemo）。貝蒂·弗裡丹和其他女權主義者一起成立了一個新組織——全國婦女組織（nationalorganizationforwomen）。新女權運動使頒佈憲法修正案的訴求得以重生，要求通過平權修正案保護女性，就像南北戰爭法案保護美國黑人一樣（無論聯邦還是州，法案規定的平等權利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因為性別歧視而被否認或剝奪）。參議院也開始對草案進行聽證。
鉅變洪流甚至蔓延到了巴里·戈德華特所在的亞利桑那州，這塊保守主義腹地。如同奧康納之後在更高階別舞臺上將證明的那樣，這位不知疲倦地工作、表面上十分傳統的新立法者，給州議會的共和黨領導層展示了一條團結女性的捷徑。「全國各地的女性都渴盼被平等對待，希望在工作中得到同等機會，而我正是這種渴盼的受益者。」她坦言。共和黨人採取了積極行動支援她，並且提拔她作為手握實權的州/縣市政委員會主席。一個參議員新手坐上這個位置還是前所未有的事。1972年，奧康納升至該州的二把手，多數黨領袖，並當選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州立法機構女性領袖。「自從我坐上那個位置，」她自豪地回憶道，「我就沒什麼瓶頸了。」
奧康納之後說，如果「夫妻雙方」都能「理解妻子也有追求自己獨立事業的願望」，那麼一個女人實現成功就會容易些，因為「這樣丈夫分擔更多精力照顧孩子時就不會感到不爽」。儘管桑德拉領導著亞利桑那州的多數參議員，但她還是堅持每天晚上回家給3個孩子做飯。奧康納擅長墨西哥菜晚餐，她說，立法者們爭相前來，彌合差異，服務人民。
全國範圍內，社會變革都在以驚人的速度進行。1967年，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招收的女學生人數增加了3倍，從原來的7人擴招到21人。甚至在1968年，由於諸多男性申請者被調去越戰戰場，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招的女學生人數足足有40人。這一年，有律所聲稱不招收女性，這些毫不領情的芝加哥大學女學生並沒有稀裡糊塗地進入政府部門和秘書們坐在一起當差，而是將法學院告上了法庭，指控學院容忍歧視性勞工介紹所，違反了民權法案。
在女學生的壓力下，紐約大學法學院繼耶魯大學之後開設了一門關於女性與法律的課程。羅格斯大學也受到女權主義改革的衝擊，女性可以重返法學院以開啟第二職業。金斯伯格——羅格斯法學院少數女教師之一——和她的學生抓住了這個發展機遇，立即計劃自行開設一門課程。「學生們都很信任她，」她的同事弗蘭克·阿斯金回憶說，「教師中僅有兩名女性，然而另一位女教師對此並不感興趣，她還是一如既往地教授她的財產法。」
以金斯伯格的作風，她最初踐行女權主義的反叛行為只是到圖書館收集所有以女性與法為主題的材料。她認為這相對簡單，因為並不太需要動筆。但當為了實現平等的努力以失敗告終時，金斯伯格「覺醒了，並且開始思考：‘人們怎麼可以忍受如此武斷的性別區別？我怎麼忍受得了這一切？’」她一直以來都有的不滿越發強烈了。
瑞典女權運動的溫暖回憶鼓舞著這位年輕女性向女權主義進軍，這成為她人生中重要的轉折點。距離1970年奧諾夫·帕姆在華盛頓發表演說不到一年，魯斯·巴德·金斯伯格教授與羅格斯大學法學院的教師們就在寫給參議院和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成員的信中引用了這次演講，以支援平權修正案。就像瑞典人說過的那樣，金斯伯格也承認男人與女人同樣受制於性別角色的限定。「傳統的角色安排有時會讓男性付出沉重代價。」她寫道。隨後她又在杜克大學的演講中表示：「兩性間旨在限制女性發展機會的那種條條框框，有時也會對男性造成傷害。」她花時間把自己的見解發展為一項稱作「實現平等原則」（realizingtheequalityprinciple）的理論，並且引用了伊娃·莫伯格的文章：「伊娃說她強烈譴責這個國家的某種現象，其中之一就是，職場女性也同樣被期望在家庭裡發揮傳統作用。」金斯伯格是幸福地嫁給了她的大廚丈夫，這位小巧而含蓄的女人將她對丈夫深切的愛，推演到了所有在為逃離性格角色雙重限制而努力掙扎的人們身上。後來金斯伯格進入最高法院，她最喜愛的一位書記官在申請崗位時就引起了她的注意——該申請者是個一邊在法學院讀書一邊在家照顧孩子的父親。
正如金斯伯格早期的女權主義作品所反映的，她致力於推動社會變革。但魯斯·巴德·金斯伯格並不是貝蒂·弗裡丹。她的強項在於能夠直擊平淡無奇的民事訴訟案件重點和對憲法原則爛熟於心。甚至她「覺醒」之後第一篇煽動性的演講，就是關於過去、現在甚至將來一些案子的概括。她一方面對各種假把式嗤之以鼻，另一方面還能複述出諸如喬薩爾特訴克利裡（goesaertv.cleary）的案件事實：1948年最高法院在該案中確立了一項規則——出於社會道德利益的考量，不允許女人在吧檯工作。她預感女權主義案件的影響將要開始發酵，並在整個社會蔓延。剛到羅格斯大學任教，她就開始了弘揚女權主義之旅。這位平腔平調的教授運用她那精於分析的高超智慧，致力於研究如何駕馭憲法中的平等法則去瓦解橫亙在男女角色之間的高牆。
魯斯·巴德·金斯伯格在國會圖書館裡的存檔，涵蓋了領導女權運動的女英雄們在那關鍵幾年內自我覺醒的材料。儘管她終身都保持著一種羞怯的貴婦神態，但這些檔案所揭示的內容還是很激進。其中包括了她輝煌職業生涯中所有最基本的要素。她從莫伯格那裡瞭解到家庭地位的不平等會讓女性感到失意。領取贍養費、縮短工時這類的規定看似是在保護她們，實則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她在一個早期的演講中提到：「幾乎沒有一位女性因為過去的特別保護而在今天受益。」新興的女權運動正推動著平權修正案的通過，屆時所有的區別對待都將被視為違法。儘管她們成功推動了憲法平權修正案，然而女權主義者還得繼續打贏一場場陣地戰，讓既存囿於種族的憲法條文中關於法律平等的規定得以推廣到性別平權。
早些年間，金斯伯格看到了一篇女權主義者阿歷克斯·凱茨·舒爾曼（alixkatesshulman）寫的文章《婚姻契約》（amarriageagreement），發表在一份短命的出版物上。出版物的名稱聽起來是70年代或更早流行的，叫《從底層上升》（iupfromunder/i）。這篇由她與那時的丈夫合著的文章，無疑是狂熱的女權主義革命中最為激進的文獻。「在家照顧孩子6年之後，」文章開篇寫道，「我開始參加各種在紐約召開的新興女性自由運動會議。」接下來發生的一切也許你已經知道，舒爾曼和她的丈夫簽署了一份兩頁單倍行距的合同，合同規定了11項家務劃分的事項，包括孩子的早晨、交通、招待客人、夜間時光、照顧孩子、生病時的看護、週末、煮飯、購物、打掃房間以及洗衣服。丈夫負責在週二、週四和週日洗碗，而她則負責週一、週三和週六的。週五的家務一般視他們在這周做家務的多少而定，做得少的就需要負責刷洗這一天的碗筷。
就像60年代瑞典的女權主義運動將男性推向了家事領域，事實上，金斯伯格借鑑了《婚姻契約》——所有70年代女權運動中湧現出來的宣言、文章和卷宗——這反映了她為實現女權主義最為激進的目標所做出的終生承諾：實現男女平權。美國民眾對舒爾曼的家庭平等論感到極其憤怒並對其進行了犀利的嘲諷。《婚姻契約》發表20年後，社會學家亞莉·霍克希爾德（arliehochschild）寫了一本名叫《再次轉變》（thesecondshift）的書，講述了女權主義運動之所以偏離正軌，原因是人們拒不接受舒爾曼提出的原則。然而，金斯伯格卻始終沒有質疑過那些原則。在金斯伯格的理想世界裡，女人不應該天生就是家庭主婦，就像她自己家中的家務總能被公平分配——當然，這樣的願景可能還需要幾年甚至幾代人的時間去實現。
社會學家勒諾·魏茨曼（lenoreweitzman）有一篇著名的文章，裡面論述了離婚是如何使女人變得貧窮而使男人變得富裕的。金斯伯格收集這篇文章作為搭建女權主義平臺的第二個支架——鍍金籠子的保護效能再好，也終歸是個籠子。這種觀念激發了她為爭取廢除那些所謂保護女性的立法而不懈努力，就像「在憲法允許的範圍內不按照通常標準對待女性」這樣的立法。類似於限定女勞工最高工時的勞動保護立法並不適用於男性，這樣的規定長期把女性勞工維權者從所謂自由女權主義者中分離出來。在女權主義者中也因為提議平權修正案發生過內訌，反對者認為這樣做是違憲的。然而，金斯伯格卻從未動搖過自己的信念，她堅定地認為，那些所謂保護女性的立法對女性的危害遠遠大於它帶來的好處。作為一名律師，她從沒有為特殊保護辯護。這位嬌小又溫文爾雅的激進女權主義者提議，應該讓所有女性都感受到市場經濟和個人主義政治的暴風衝擊，她們應該被許可——比如，去料理自己的事務。「同胞們，我想說的只有一點，」她不斷重複引用去世已久的激進廢奴主義者和女性參政論者莎拉·格里姆克（sarahgrimké）說的話，「把他們的臭腳從我們脖子上拿開。」
政府可能在很多方面對女性造成傷害。金斯伯格離開羅格斯圖書館後，她認識到法律將女性排除在無數社會生活之外。女性不需要也不能夠擔任陪審團成員，因此，她們始終得不到同性陪審員的審判。她們不能在所謂不健康的沙龍酒吧裡服務，於是她們不能以酒吧招待員職業謀生。她們可以被婚姻庇護，所以父母對她們的撫養義務，比如負擔大學學費，將會比哥哥弟弟們更早結束。
她並不只是經常去圖書館。那一年的某天，幾個法學院的女學生與這位女權主義者在格林威治村的那所無電梯公寓裡會面，討論人生和法律。這位嬌小、即將離職的法學教授給她們講述了一則故事，「我剛到哈佛的第一年，法學院院長為所有的女學生設了一頓晚宴，並宴請我們……」這是她第一次以政治為背景講述這則故事，但並非最後一次。金斯伯格召開了女性與法律研討會並開始以此為題材整理她的第一本案例彙編。
教室並不能限制她。就在羅格斯大學圖書館那改變她人生軌跡的幾個月內，金斯伯格某次在杜克大學剛剛成立的全國女性法律人協會（nationalassociationoflawwomen）上有個發言。她告訴聚集起來的女性朋友，「科技和社會對生育的極大限制」，已經讓兩性之間的舊有分工，即女性承擔家務勞動的時代徹底過去。「女權主義時代到來了。」「但問題是，」她繼續，「那些根深蒂固、不合時宜的看法司空見慣。」甚至她都不能指出，應該怎麼提起訴訟讓已婚夫婦遵守婚姻契約。大多數女性都不夠幸運，不能嫁給馬丁·金斯伯格這樣思想前衛的好男人。
魯斯·巴德·金斯伯格在哈佛和哥倫比亞大學《法律評論》的經歷讓她知道接下來的路該怎麼走。她告訴聽眾，女權主義者所要做的就是阻止政府把法律放在性別角色的條條框框中，這樣的思維定式在夫妻關係的處理上特別不公平。合法的性格角色定式比某些私人行為更糟糕。她堅信，因為一個「受歡迎但未經證實的假設被寫入法律，事實上剝奪了女性質疑其正確性的機會」。女權運動的方興未艾意味著金斯伯格已經將一條腿邁進了名望與權力的殿堂。為平權修正案的據理力爭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這促進女權運動集中力量關注那些明確禁止婦女某些行為的法律體系。大批女學生湧入法學院的事實迫使學校將女性與法納入課堂教學並計算學分。同樣是這些女人，對明確法律爭議以及策劃解決爭議的方法功不可沒。
在研討會議題研究開始的幾個月裡，金斯伯格教授還寫信給國會相關委員會，敦促他們抓緊時間通過女性選舉權時代就提出的平權修正案。如果法案通過，政府將被禁止性別歧視，任何試圖區分男女的法律都將變得舉步維艱。像反對種族歧視的法律一樣，任何區別對待男女的法律都必須服務於重大的政府利益。但事實上，幾乎沒有哪項法律符合這一標準。
金斯伯格第一次給國會寫信，內容就是她在研討會上與學生的討論成果。很快，她就從這種集體的束縛中掙脫出來，開始聲稱之前的論點僅是自己的主張。這位女教授的信件引發了一系列對她滑稽的稱呼。他們叫她「mrs.」教授，之後的設想是「ms.」。一位名叫查爾斯·桑德曼（charlessandman）的共和黨眾議員則稱她「m’s.」（當時，以及之後在最高法院的多次露面中，對於應當如何稱呼自己，金斯伯格都沒有上當。）但作為國內少數的女性法律教授之一，她天生就是新興法律秩序的倡導者。
任務重大，資源有限。要是平權修正案順利通過，金斯伯格也許會走一條完全不同於彼時正在經歷的長征路。儘管還在等待時機，但她知道自己必須通過憲法把女性從現時法律規定的性別刻板印象中解救出來。以羅格斯教職工為大本營，她開始同新澤西當地的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啟動有關女性權利的案子。
但憲法平等運動暴露出了一個問題，即憲法上規定的平等其實都根植於美國民眾同奴隸制和種族不平等的鬥爭中。70年代初期，積極分子們已經成功地將憲法平等保護延伸至種族以外的領域——例如外國人、宗教徒和少數民族。1970年，就在金斯伯格開始探索之際，所有希望女效能夠像黑人一樣不被歧視的想法與60年代那場社會變革引起的強烈反響發生了衝突。正如女性在實現平等的長征路上逐漸取得地位一樣，這個社會——包括法院——變得越發保守。總之，實現女性平等的任務可謂任重道遠。
thestoryofo’connor’searlyyearswasbeautifullyrememberedinhermemoirwithherbrother，sandradayo’connorandalanday，ilazyb：growinguponacattleranchintheamericansouthwest/i（newyork：randomhouse，2002），andinjoanbiskupic’sinvaluablebiography，sandradayo’connor，esp.7-21.
「加里•庫珀個人主義者」（garycooperinpidualist）：加里•庫珀（1901—1961），美國著名演員，1961年獲得奧斯卡終身成就獎。1949年在影片《源泉》（thefountainhead）中飾演一位崇尚個人主義的建築師。他的設計風格被社會視為異端，一度淪落到去採石廠當小工。他答應無償為政府設計經濟適用房，但設計被政府主管部門任意修改，結果他抗起炸藥包就把建到一半的樓炸了。在法庭上，他為自己作為天才的原創行為自辯。那個時候著作權、智慧財產權等概念還未曾為人們所認同。結果建築師被認定為「狂人」，無罪釋放。——譯者注
「sandradayo’connor，」，http：//www./people/sandra-day-oconnor-9426834？page=1#early-life-and-career.
biskupic，sandradayo’connor，21.